学习：中国古代青铜专题：斝中王者中国青铜文明之巅

青铜‬饕餮‬纹‬斝‬，商 安阳时期（殷墟二期）公元前13至12世纪，通 高：H：49.6cm，口 径：D：22.5cm，重 量：6.3kg。

此件商安阳时期（殷墟二期）公元前13至12世纪） 斝，形体硕大，通高49.6厘米，挺拔秀美，铸造精良，纹饰精美，整器锈色自然厚重，尤显岁月沉淀之美。器身侈口长颈，口沿上有一对束伞形柱，扁腹，扁环形兽首鋬，兽首高耸，器底近平，三棱锥足外撇。伞形柱饰云雷纹和三角云雷纹，口下饰仰三角云雷纹，颈部和腹部均饰卷角夔龙纹，三足饰三角云雷纹。综合参考殷墟青铜礼器四期划分方法，与青铜斝器型之流变，其时代为典型的商代安阳时期， 即商代殷墟二期，与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在其所著《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中所认定时期相同。

商代安阳时期约始于公元前14世纪晚期，第20位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安阳，开始了所谓的晚商时期，也就是商王朝的殷墟时期，直到公元前1046年前后为西周攻陷，据《竹书纪年》载历经273年。在这273年之中，所谓殷墟文化二期即为甲骨文分期的武丁、祖庚、祖甲时期。第22位君主武丁所统治下的商王朝则正是整个商王朝锐意改革、军事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鼎盛时期，由此亦可知，殷墟二期，也就是整个商王朝社会最为稳定、经济最为富足、手工业最为发达的时期，所以才能够有如此 斝般俊美风雅又浪漫雄浑的精美器物得以传世，而3000年后的我们也得以通过这些精密铸造的青铜器再次领略那个浪漫而雄浑的古商文明。

此器铭文为上图所示，已知他器中罕见，铭文铸于斝身内底，其字形属于酉字类，为古代酿酒器具之经典造型，而此铭不同于其他酉字类铭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铭文硕大；其次，上部为开口，张开的大口下的腹部广而巨，如同大型斝巨大的盛酒器身；第三，立起的两柱向外延伸，像斝口沿之两柱，又似“商”字上立起的“柄形器”。故此铭文的意象应近“广巨的酒器”之义，不曾见于他器，似为此斝专属之铭，或可期待未来的出土资料能够揭示更多关于字的深意。

此斝在铸造工艺上属于典型的块范法铸造，且由于其部件复杂，在铸造时，需要先铸好部件，再经至少二次铸成，如此巨大的器物在铸造过程中对于块范的装配、对芯，浇铸场地等也都有较高的要求，尤其在模范的精细雕刻上与后续的修正磨光上会比简单造型的青铜器有更高的工艺难度上的要求，唯同时代顶级的浇铸作坊可以完成，是中国早期青铜文明时代顶级精密制造工艺的象征。

作为典型的殷墟二期的作品，此件斝纹饰中细腻典雅、中正庄严的样式与风格又刚好是一面通向商代王及贵族所使用的的高等级青铜礼器的窗。花纹布局上仍为三层周带式，上层为蕉叶纹，中层与下层均为三组大饕餮纹，文雅尊贵的设计样式在精致的刻画下依然气势撼人，为商代王室与贵族重器的象征；同时，二级纹饰上，雷纹地复层花细腻精致，使此器与中原以外的地区所见之奔放、狞戾、夸张之风格截然不同，带有鲜明的王室风范，是商代安阳时期青铜美学的极致代表。

斝这一器型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公元前十六世纪）， 盛行于殷商，延续到西周早期（公元前九世纪），西周中期后不见，发展存续历经七百余年，在商代流行时间最长，且多用于宗庙祭祀之礼，在商代青铜酒器中地位极高。

在先秦文献中，斝多认为用于祼礼，如《周礼 ·春官· 司尊彝》：“秋尝，冬蒸，祼用斝彝黄彝。而对于礼的具体流程与意义，学者说法不一，较为通行的解释是指祭祀完毕之后以酒洒地，即 “不饮而灌于地的一种祭名”，而斝在祼礼中应当用于和酒和滤酒。《礼记·明堂位》中亦载有，“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 斝，周以黄目。”斝与其所代表的这种古老而庄严的祭祀仪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成为只有王和贵族才能拥有的真正的奢侈品礼器。

《礼记·礼运》：“盏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用通俗的话来讲即，祭祀时都用盏斝向尸君祝酒，不符合礼制，是僭越了君王的表现，故而可见，斝在商代礼制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商晚期的安阳，世风渐趋奢华，此时作为被认为是先王贵重的酒器——斝，如果被发现为诸侯所使用，也会被认为是僭越天子的行为，由此其使用范围也在逐渐缩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可知，纣王在经历了早期的英气勃发之后行为日益离经叛道，抛弃了对先祖周祭、特祭的典俗，以至于在所出土的甲骨中几乎见不到纣王祭祀先祖的卜辞，铜斝这一类宗庙祭祀的高级酒器也就随之而锐减，最终和商文明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商文明盛大而又精彩的祭祀文化与酒文化曾经蓬勃发展的无声的见证。

两宋时期，金石学兴起，青铜斝开始成为大量彼时涌现的金石学著作中浅尝辄止的研究对象。由宋徽宗敕撰，北宋王黼编撰之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中即著录有十六件青铜斝，应是已知最早对于斝这一高古礼器的涉足。这一时期对于斝的研究仍是基于有限的器物所进行的一种学术上的探索，断代通常有较大偏颇，形制也略有差异，诚如王国维所言，“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

清代金石学再次兴盛，诸多著作中均有对于青铜斝的研究，例如乾隆年间编纂的《西清四鉴》、梁师正编纂的《西清古鉴》等，断代上仍然存在谬误，常被定为周人之器，直至民国时期，可兹研究的器物不断出土，相应的金石图录及考释著作亦纷纷出版，学界对于青铜斝的研究取得了全新的进展，例如，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已经将斝这一金文与器型之间的对照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同时，王国维还曾以「斝」为研究对象著有《说斝》之专论，其中，对于斝的器型、功能、断代等皆有明确论述，并且釐清了「斝」与「散」、以及「灌尊」之间的讹误，主要即将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原端方旧藏之柉禁上的器物与文献记录相对照进行排除，并其所见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住友男爵家藏之斝进行参照，对青铜斝的器型做出了较为强有力的学术论证。

即便如此，由宋至清，青铜斝也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且一直被视为最为经典的三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代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博古雅集图像中窥知一二。清宫旧藏《四朝选藻》册中旧题为《赵昌南唐文会》一页，按画面呈现应是“西园雅集”中苏东坡“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这一情节，东坡先生正前方就放置着一件斝形器，看色彩应是一件高古的青铜斝。

此作的画法与赵昌无关，但树石有“李、郭山水”遗风，人物则受到南宋“院体”画风的影响，应为宋人表现西园雅集这一主题的代表作，而青铜斝的出现或许正是对宋代高层文人之间赏玩高古礼器的一种真切的见证。而同为清宫旧藏，或许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文人博古图则莫过于着汉人服装坐于榻上观赏自家收藏的各类古器物的《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其镜像般新颖别致的画中画构图方式可谓乾隆皇帝肖像画中极为独特的一张作品，而画中右侧巴洛克风格的圆桌上所放置的数件青铜器中同样有一件青铜斝。斝之于古代的金石学家而言的确是绝对的学术空白，但却是他们怀古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

此器出身显赫，近百年流传有绪，出入皆为世界顶级的藏家、古董商与博物馆。最早，此斝传出于河南安阳地区，1942年时已由民国时期传奇古董商尊古斋黄伯川先生著录于其经眼录《邺中片羽》第三集，为尊古斋所藏器物中体量最大之一，约 1943年由当时旅居北京的德国收藏家冯洛侯(Sammlung Hans Jürgon von Lochow，1902-1989)，即铙斋，收藏后出版于《铙斋吉金录》，为“铙斋”所藏第一重器，带回德国后进入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其后再次进入近代中国传奇古董商兼收藏大家仇焱之的抗希斋收藏，直至仇焱之于 1980 年去世后再次现身于其《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遗珍专拍。

之后便为美国莫尔斯伉俪收藏并借展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数十载。在这众多璀璨夺目的著录、展览与出版之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正是黄伯川所著之《邺中片羽》。在49年之前，民国的象牙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并非占据了安阳考古的全部。当时发现的安阳之遗物主要来自于洹水北岸，即从大、小司空村，经侯家庄一直到孝民屯一带，从遗物的发现和流传角度来看，尊古斋主人黄伯川先生所著之《邺中片羽》所记载的皆为殷墟所发现，即是对安阳、对殷墟最有益的一手资料，对于后世学界认知河南安阳、认识商王朝的殷墟提供了莫大的学术价值。此件斝正著录于1942年出版的《邺中片羽》第三集中，此书中著录的其他青铜重器现今大部分皆收藏于世界各大顶级博物馆之中。

三千多年后的今日，立足一百余年的殷墟考古挖掘成果，结合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先生《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以及李济《青铜斝形器的形制与花纹》等著作，我们已经可以确信：斝用于宗庙祭祀，在商代酒器中地位极高。

我们已知，可搜集到的出土与传世的青铜斝，大约有三百余件，其中一百余件为出土所得，而另外不到两百件为传世遗珍。在吴镇烽所著2012年出版《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记录有铭青铜器共19505件，在这之中有铭青铜斝则共184件。而遍览这184件青铜斝，此件斝的尺寸仅次于两件亚矣斝（侯家庄西北岗武丁墓出）、妇好墓中所出的六件大型斝（其斝、亚其、四件妇好、两件司母）、以及2001年在安阳花园庄殷墟宫殿宗庙区内发现的亚长斝，且这三组器物均为考古发现。

而在公私收藏中，除以上三组，可与此件斝之尺寸相比较者也至多三件而已，且均为49年以后始见于著录：1. 美国国立艺洲艺术研究中心镇馆之宝“戊斝”（著录于62年出版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2. 现藏远东博物馆的“臣斝”（无更多著录）；3. 车北斝（纳尔逊博物馆藏，著录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其余相较此斝略小且近50厘米者，有铭者仅见爰斝一件（现藏出光美术馆，相传出于殷墟侯家庄）；妇好墓发现的另外两件两件圆斝，编号781、782，尺寸均小于此件斝。

据考古材料研究考证，体量超过40厘米的青铜斝仅在大型墓葬中有所发现，体量小于35厘米的青铜斝则有可能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中。而体积大于45厘米的斝，仅见于王陵，即妇好墓与宫殿宗庙区两处。

此斝近百年的流传经历精彩非凡，单看器物本身，此件斝应是已知所见唯一一件无论斝柱、器身、鋬、足皆满工满地之作品，是高等级青铜礼器的绝佳代表；同时，从市场角度来讲，应为博物馆之外为目前已知艺术市场上出现的唯一一件有1949年之前著录的50厘米高的殷商重器，市场全门类青铜器拍卖记录中尺寸排名前五，集真、精、稀、生、传承为一体，乃可流通的青铜器之冠，斝中王者。

相关‬展览：

1.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东亚艺术与中国风，科隆州展览”，1953年。

2.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1982年。

相关‬著录：

1.黄濬，《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上，图版三十五，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影印本；

2.Gustv Ecke, Sammlung Lochow, Chinesische Bronzen I, Beijing, pl. XIX a-f,Peiping, 1943.（古斯塔夫·艾克，《铙斋吉金录》，北平，1943年，图版19，编号a-f。）

3.Werner Speiser, Erich Köllmann, Ostasiatische Kunst und Chinoiserie, Ausstellung der Stat Köl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 1953，No.44;（施维耐、埃里希·科尔曼著，《东亚艺术与中国风，科隆州展览》，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1953年，编号44。）；

4.Sotheby’s, The Edward T. Chow Collection Part Two: Early Chinese Ceramics and Ancient Bronzes, No.341，London, 1980;（苏富比，《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图录》，编号341，伦敦，1980年。）；

5.Robert L. Thorp and Virginia Bower, Spirit and Ritual: The Mors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r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over plate and the No.2, pp.18-19,New York, 1982;（杜朴、弗吉尼亚·鲍尔著，《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图录封面及图版第二件，第18-19页,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2年。）；

6.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斝63，吉川弘文馆，1984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编号09144（铭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8.刘庆柱等，《金文文献集成》，第46册，第237-238页，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9.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编号1030，第4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编号109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1.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研究》，编号4486，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

12. 张懋镕主编、吴伟著，《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斝卷》，第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器物历代收藏：

1.黄伯川（1880-1951），尊古斋旧藏；

2.Hans Jürgen Von Lochow（冯洛侯，1902-1989），铙斋旧藏；

3.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旧藏；

4.仇焱之（Edward T. Chow，1910-1980），抗希斋旧藏；

5.伦敦苏富比《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 1980年12月16日 编号341；

6.纽约莫尔斯伉俪（Earl 1908-1988 and Irene Morse）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