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汉代“天马”追求与草原战争的交通动力

对“马”的空前重视，是汉代社会历史的重要现象。“苑马”经营与民间养马活动的兴起，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化表现。“马政”因执政集团所主持，主要服务于战争，同时又涉及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和民族关系史。当然，马的繁育和利用，也是体现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重要社会现象。

《史记·平准书》说，汉景帝“益造苑马以广用”，司马贞《索隐》：“谓增益苑囿，造厩而养马以广用，则马是军国之用也。”《汉书·食货志上》写作“始造苑马以广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据《汉仪注》，说到“苑马”经营的规模：“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谢成侠《中国养马史》写道：“像这样国家大规模经营养马，至少在公元前的世界史上是罕闻的先例。虽然在公元前500年波斯王大流士时代，曾在小亚细亚的美几亚及亚美尼亚设立牧场养马达五万匹，但后者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而未闻汉帝国大举养马的史迹。” (科学出版社，1959，95页)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可以体会到秦汉养马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课题。汉代养马业为满足“军国之用”取得的进步与“天马”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一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经万里

《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曾经兴致勃勃地为“天马来”自作歌诗，欢呼这一盛事。当时受到汲黯的批评：“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汉武帝歌唱“天马”的歌诗，《汉书·武帝纪》称《天马之歌》《西极天马之歌》。《史记·乐书》说：“ (汉武帝) 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后者词句为：“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其中“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等文句，显示“天马”可以作为远域文化交往之象征意义。

鲁迅曾经面对铜镜这样的文物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他就汉唐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我们通过《天马之歌》等作品，可以对鲁迅热情肯定的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 (《坟·看镜有感》) ，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汉代艺术风格，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书信·1935年9月9日致李桦》) 的评价。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威雷台汉墓所见青铜“天马”模型得以设计、制作并收藏。汉代画像资料中，也多见有翼骏马的形象。这些画面，生动真切地体现了民间社会对于“天马”的热切关心。

二 “天马”由来的三个空间等级

《史记·乐书》说：“ (汉武帝) 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汉武帝时代在“西北”方向寻求“神马”，曾经有三种出自不同方位的良马先后被称作“天马”。起初“得神马渥洼水中”，裴骃《集解》引录李斐的解释：“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说屯田敦煌的中原戍人发现当地野马中有形态资质与内地马种不同的“奇异者”，捕收献上，被称作“神马”“天马”。随后汉武帝接受张骞出使乌孙之后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健美的大宛国“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标示，渥洼水在今甘肃敦煌西南。乌孙国中心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大宛国中心贵山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卡散赛。“天马”所来的三处空间方位，逐次而西。看来，当时人对“天马”的追求来自神秘文化信仰的理念基础，即所谓“神马当从西北来”之“西北”，是有越来越遥远的变化的。湖北鄂城出土铜镜铭文有“宜西北万里”字样，所体现的文化倾向正与“天马”追求的方向相符。

元封三年 (前108) ，汉王朝出军击破受匈奴控制的楼兰和车师。此后，又以和亲方式巩固了和乌孙的联系。太初元年 (前104) 和太初三年 (前102)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优良马种“汗血马”，汉武帝又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两次西征，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史记·大宛列传》) 可见对“宛马”这种定名“天马”的优良马种的需求，数量相当可观。频繁派出的使团均以满足“天子好宛马”意向为外交主题。“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索隐述赞》：“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枝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池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所谓“天马内向”，曾经成为体现丝绸之路交通繁荣的文化风景。

三 “天马”“龙为友”神话

名将马援曾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后汉书·马援传》) “马”与“龙”作为“行地”与“行天”体现最优异交通能力的物种相并列。这样的意识应当产生于草原民族特别尊崇马的理念基础之上。秦人注重养马。据《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人立国，由于“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基础。秦对上帝的祭祀，“春夏用骍，秋冬用骝。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 (《史记·封禅书》) 。在他们的信仰世界中，马是最好的祭品。而所谓“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体现了“马”与“龙”的神秘关系。

汉武帝对于“天马”的歌颂，也涉及“龙”。《史记·乐书》载录《太一之歌》有“太一贡兮天马下”，“今安匹兮龙为友”句。《汉书·礼乐志》作“今安匹，龙为友”，而“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者则有“天马徕，龙之媒”句。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汉武帝的歌诗中“天马”“龙为友”的神异形象受到赞美，使我们联想到其他民族古代神话中“马”与“龙”的神异联系。有学者指出，在荷马史诗中，“海神与神马、骏马的形象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当希腊人与特洛亚人激战正酣时，海神来到了他的海底宫殿：把他那两匹奔驰迅捷、长着金色鬃毛的铜蹄马驾上战车，他自己披上黄金铠甲，抓起精制的黄金长鞭，登上战车催马破浪；海中怪物看见自己的领袖到来，全都蹦跳着从自己的洞穴里出来欢迎他。大海欢乐地分开，战马飞速地奔驰，甚至连青铜车轴都没有被海水沾湿载着他径直驶向阿开奥斯人的船只。”海神与骏马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论者归结为“海神、马神”，他们都是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保护神。正是在这样的意识背景下，发生了特洛伊“木马”的故事 (曾艳兵《为什么是“木马计”》，《文汇报》，2018年2月11日) 。而古代中国的海神，通常是“龙”。关注东西方在交通事业进步的时代、海洋与草原条件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思考“天马”“龙为友”的神秘形象受到尊崇的深层次原因，也许是有益的。

四 “天马”引入与骑兵军团建设

马政开发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与匈奴军事对比的弱势，首先表现在骑兵的战斗力方面。平城之战，在汉军主力步兵三十二万人尚未抵达的情况下，“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史记·匈奴列传》) 。骑兵军团以战马毛色分列四方，体现出其军事动力资源的优越。而当时中原地方之贫弱，体现于可使用畜力之有限，有“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史记·平准书》) 的说法。汉武帝即位初，在被迫于政治取向方面持消极态势时，曾经以“微行”“驰猎”方式释放青春期的狂热激情。《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秔之地。”“驰射”“驰骛”是一种富有刺激性诱惑的运动。《东方朔传》说汉武帝“微行”的主要随从为“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汉书·地理志下》说“陇西、北地”等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又特别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人才地理分布的这一情形，《汉书·赵充国传》称作“山西出将”，以为“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少年汉武帝通过“微行”“驰猎”亲身体验了骑战方式，又通过这种实践识拔基本资质可以与“戎狄”“羌胡”竞争的军事人才。而战马于“骑射”“驰骛”的重要意义，自然也可以因此获得切身的体会。

匈奴的军事优势突出表现为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晁错曾经指出匈奴骑士的素质优胜于汉军骑士，“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及也”。而战马的选用驯养也领先于汉军：“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汉书·晁错传》) 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 商议对匈奴的战略，御史大夫韩安国取保守态度，主张维持和亲关系。其理由就是汉军在骑战方面的明显劣势：“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 (《史记·韩长孺列传》)

怎样理解“匈奴负戎马之足”呢?《盐铁论·备胡》记载“贤良”说：“戎马之足轻利。”随后的说法，可以看作对匈奴骑兵机动灵活战术的解释：“其势易骚动也。利则虎曳，病则鸟折，辟锋锐而取罢极。”这种军事能力的基本依托，是战马的速度及耐力。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强势领袖冒顿有盗月氏“善马”及“自射其善马”的事迹。“ (头曼) 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冒顿盗月氏“善马”，“骑之亡归”，在著名的自立部族权威的故事中，又有“以鸣镝自射其善马”的情节，也透露出草原民族对“善马”的特殊爱重。“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这一态度反衬“地者，国之本也”的坚定理念。但是东胡欲得“千里马”及群臣“千里马，匈奴宝马也”语，应当表现了草原民族珍爱优良马种的普遍认识。

《史记·平准书》记载：“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养马业的兴起，直接目的在于“伐胡”。有学者指出，“在发展养马业的同时，汉朝政府还大力引进外来马种，对中原原有马匹进行改良”。经过长期的“选育培养”，“使得内地马种得到根本性的改良，从考古资料看汉代马种较前代大大进步” (安启义《汉代马种的引进与改良》，《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中原人从草原地方得到好马，是渊源悠久的民族交往形式。如《荀子·王制》所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汉武帝《西极天马歌》“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句，指出汉王朝为“降外国”“服”“四夷”即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对于“天马”的特殊期待。汉武帝茂陵从葬坑出土鎏金铜马，有学者认为是“马式” (张廷皓《论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关于汉代马式》，《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好骑，善别名马”的名将马援南征，以所缴获骆越铜鼓制作“马式”，上书回顾汉武帝时代故事：“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被看作仿拟“天马”制作的“马式”，有益于骑兵部队军马的选用与训练。

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号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而“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据说“骠骑所将常选”，裴骃《集解》引张晏曰：“谓骠骑常选择取精兵。”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这样的理解也许并不完整，除“精兵”外，骏骑也应当“常选”。“骠，马行疾貌。” (《集韵·笑韵》) “骠，骁勇也。” (《玉篇·马部》) 有人解释说：“骠骑，犹云飞骑。” (杜甫《天育骠图歌》仇兆鳌注) 霍去病所部战马品质的优异，应当也是常胜的重要条件。

五 “天马”的军事史地位与文化史地位

晁错说：“车骑者，天下武备也。” (《汉书·食货志上》) “天马”的引入，强化了汉王朝骑兵的战斗力。汉武帝发军击大宛取良马，“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史记·大宛列传》) 。对于《汉书·李广利传》同样记述，颜师古注：“习犹便也。一人为执马校尉，一人为驱马校尉。”“执驱”即“择取其善马”的方式，体现汉武帝远征战略的目的是“破宛择取其善马”，其具体措施，也有严密的策划。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天马”西来，所谓“径千里，循东道”，所经行的正是张骞使团的路径。“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当时，据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 (《汉书·西域传下》) 。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体现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三国魏人阮籍《咏怀》诗：“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人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诗：“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清人黄遵宪《香港感怀》诗：“指北黄龙饮，从西天马来。”都反映了“天马”悠远的蹄声，为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天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志向高远、视界雄阔的时代精神。

“天马徕，从西极”，对于中原社会的文化生活也有积极的作用。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展史》指出：汉代“具有艺术效果的雕塑品”，“许多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的宫殿池苑之中”，“至于大型青铜动物雕塑，有武帝得大宛良马后铸造的铜马，立于鲁班门外，并更名为‘金马门’”。来自西域的“西极马”和“天马”，对汉代造型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造型艺术方面，雕塑骏马随之转以‘天马’为原型”，从汉武帝时代到东汉时期，“骏马雕塑都一直以‘天马’为模写对象，不论是陶塑、木雕还是青铜铸制，也不论是出土于都城所在的西安、洛阳地区，还是河北、甘肃，乃至四川、广西，骏马造型都显示出‘天马’的特征，匹匹都塑造得体态矫健，生动传神” (文物出版社，1997，119、123-124页) 。“天马”以其俊逸雄奇，成为汉代文化风格的典型代表。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