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东来西就——秦的渊源、迁徙与都邑

#以书之名#梁云教授首先回顾了秦的简史：秦人崛起于陇右，至襄公被封为诸侯，得以立国；此后入主关中，发展壮大，称霸西戎；春秋战国之交一度落后挨打，至献、孝二公变法图强，一跃成为头号强国；至秦始皇终于扫平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在此基础上，梁云教授指出秦史和秦考古研究应该关注三个重要问题，即秦的渊源、迁徙与都邑问题。

渊源

1. 秦人的族源

关于秦人的族源，长期以来有“东来说”和“西来说”的争论。东来说的依据有玄鸟降生的传说、嬴姓部族历史上多居东方、秦人自称为帝高阳颛顼之后并祭祀少昊等。西来说的依据有秦先祖“在西戎，保西垂”、秦与西戎通婚、秦杀马祭祀、已发现秦的洞室墓和屈肢葬等。这两种观点均以《史记》为主要文献支撑。梁教授支持东来说，因为比较而言，东来说较系统，理由也更充分，而且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已经得到证明。

2. 秦文化的来源

梁教授分析指出秦文化的因素有三种主要来源。一是来源于商文化的因素，例如腰坑、殉狗葬俗；人殉与人祭；车马殉葬；随葬商式陶器。由此可见，秦人应属东方民族，与殷商关系密切，或可说是广义上的殷遗民的一支。二是来源于周文化的因素，如宗庙和朝寝建制、用鼎、悬乐、周式陶器、文字等。三是来源于西戎文化的因素，如屈肢葬、金器和铁器、动物纹样、墓葬的壁龛和围墓沟、铜鍑和短剑。可见，早期秦文化就是在一种殷遗民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周文化和西戎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

迁徙

秦人是在何时、从何地西迁到陇右的呢？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商代晚期自关中西迁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秦本纪》中申侯之言为文献证据，以甲骨文及金文中的“京”地等为金文证据，并认为京当型商文化、“壹家堡类型文化”、郑家坡文化与秦人有关。梁云教授通过仔细辨析，发现这种观点并不完善，因为《秦本纪》记载本身有前后矛盾之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京”地在今河南郑州附近而不在关中，此外，目前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不支持中潏族“去商归周”和曾使用商文化的说法。二是西周早期自山东西迁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清华简《系年》为出土文献证据，以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为考古学证据。梁教授认为这种观点亦有疏漏，因为一方面，清华简的记载与《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述相似，却与《秦本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抵牾的，另一方面，毛家坪秦文化开始于西周晚期偏早，与《系年》所记成王时期相差太远，毛家坪秦文化遗存的特征亦与“商奄之民”不同。

三是西周中期自山西西迁说。关于自山西西迁，梁教授首先从文献举证。《秦本纪》记载蜚廉莽霍太山（今山西霍县），孟增“宅皋狼”（山西离石）。秦、赵共祖，山西为赵氏传统居住地。周穆王时封造父于赵城，秦人“蒙赵城，姓赵氏”，亦曾居赵城。商周时期嬴姓人群在汾河流域也有分布，如沈、姒、蓐、黄等族。林欢认为嬴姓台骀族世居汾、洮间临汾盆地，为商人臣属国族，霍山南北分布着一批以牧马为业的国族，商代飞廉族是其中之一。考古资料同样支持这一论断：头向西的东西向墓型、带腰坑、多殉狗及殉人是秦宗室贵族墓葬特点，也是晋南地区殷商方国遗民流行葬俗。至于嬴秦西迁的年代，梁教授认为应在周穆王时期，不早于造父封于赵城，不晚于大骆，约在太几时。西迁的地理位移是从晋南临汾盆地迁至陇右（清水）。原因是穆王伐犬戎后为了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命秦人西迁以守卫西垂，以防范犬戎之变。这里有一个内因，即造父封于赵城后，秦人改姓赵氏，大、小宗易位。

都邑

西垂是秦人历史上第一处都邑。“西垂”在《史记》中有时指西部边陲，但更多时候指的是大骆故地，秦庄公的封邑西犬丘。庄公封邑西垂即西犬丘最有可能位于秦汉时期的西县，在今甘肃礼县境内。通过对西汉水上游系统调查，已发现“大堡子山—赵坪”、“六八图—费家庄”、“西山—石沟坪”三个周代中心遗址群。这也是秦人的三个活动中心，“西垂”（西犬丘）应为其中之一。

自2016年起，已对六八图遗址进行复查、勘探，勘探面积达35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744处，包括墓葬538座。2018年发掘了32座小型秦墓，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代。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该遗址主要为墓地，年代偏晚，且为中小型墓葬，不见高等级贵族大墓，也没发现城墙、宫殿等建筑遗迹。西犬丘在红河流域的说法似乎言之过早，目前还没有考古学方面的直接证据。西山坪遗址作为西周晚期秦都邑西犬丘的可能性不容忽视。首先，西周晚期铜三鼎墓、夯土台基、城墙等高级别遗迹具有指示意义。第二，春秋时秦国西畤可能在鸾亭山山腰位置，在国都附近郊祀祭天是春秋秦国的传统。第三，该城址位于西汉水上游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交汇地带，与西犬丘被秦、戎反复争夺、来回易手的文献记载相应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记载“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其中，“西新邑”、“西陵”前均冠以“西”字，绝非偶然，说明它们与“西垂”（西犬丘）处于同一地理范围，实为西周时期秦人在礼县的活动区域，即秦汉西县的范围。

大堡子山遗址的繁荣期在春秋早期，城墙、大型基址、大墓均属于这个时期，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遗存，该遗址的年代、性质与《秦记》记载的秦宪公所居“西新邑”相吻合。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随葬品规格极高，墓主应为两位秦国国君，那些铜器的年代在春秋早期后段，秦襄公不在此范围内，秦武公也不可能葬于礼县，所以这两座大墓的墓主或者是文公、宪公，或者是宪公、出子，而后者的可能性更高。《史记·秦本纪》有关于秦邑的说法，但未叙述地望。《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汉书·地理志》记载“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这些文献认为秦邑在甘肃清水县。当然，学界还有在宝鸡汧渭之会的不同说法。

梁教授指出，秦建国之初，陕西关中地区基本是一片废墟，襄公子文公以田猎的名义尝试进入那里，在“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魏家崖附近）建造了城邑。这里作为都邑的时间约有五十年，属春秋早期。文献记载作营建汧渭之会是秦文公一生中三件大事之一。上世纪70年代在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钟镈乐器坑，为寻找秦都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受大堡子山乐器坑发现的启发，2013年对太公庙窖藏坑东北方向进行钻探，在该坑东北方约100米处钻出一座中字形大墓，总长约106米，在该墓东南侧勘探出“凸”字形车马坑，其东西两侧发现南北向围沟，应为陵园的兆沟。该陵园应为秦武公的陵园，大墓为秦武公或其夫人之墓。陵园及其所属遗址即为秦都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