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方：郑州地区 晚商文化研究

郑州地区晚商文化遗存最初发现于人民公园遗址，学界将其称为“人民公园期”商文化遗存。相比于二里冈文化的丰富遗存，郑州发现的晚商文化遗存相当贫乏，学界对其研究亦不能深入，大都限于文化分期。鲜有学者对该区域晚商文化的构成和变迁做综合研究。近年来郑州地区发现了荥阳关帝庙、马良寨和小胡村等一批晚商文化聚落和墓地，这对完善郑州地区晚商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为分析区域内早商至晚商的文化变迁、揭示郑州由中心都邑沦为地方居邑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契机。

商文化一般是指在商代纪年内和商王朝统治范围内，由商人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我们通常将商代都邑中不同社会阶层和族群使用的、出现频率最高的遗存形态及组合代表的主流物质文化（都邑主体文化）作为典型的商文化。本文探讨的郑州地区晚商文化指郑州商城及小双桥中心都邑衰落之后，大体相当于安阳时期（自洹北商城至殷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晚商时期郑州地区属于商王朝的统治区，商人仍在此区域活动，其文化性质应属于商文化。将郑州地区晚商文化与安阳都邑的典型商文化进行不同层面的比较，能够反映出都邑（中央）与地方的文化联系。

一、郑州地区的晚商文化遗址

长期以来，有关商汤都亳、仲丁居隞等历史事件的文献记载主导了郑州地区商文化的研究，而当地晚商文化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郑州地区目前经考古发掘的晚商文化遗址皆位于郑州商城内城以外的区域，主要包括今郑州市西部的人民公园（铭功路）、黄河路口、旮旯王和陈庄，郑州西北郊荥阳境内的西史村、关帝庙和马良寨等遗址（图一）。

（一）郑州人民公园遗址

人民公园（铭功路）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内城外西北部、金水河南岸。遗址分布范围较大，正好处于郑州商城外城西墙向北的延长线上，然而遗址范围内未发现任何夯土城垣的迹象，却有丰富的居址和墓葬，因此推测人民公园与铭功路一带为一处从早商延续至晚商的聚落。人民公园遗址的晚商文化遗迹有灰坑、墓葬、水井以及与祭祀相关的兽骨坑等。其中一些形状规整、底部带有袋状坑的灰坑很可能是带有窖穴的半地穴式房址。房址内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包括鬲、簋、豆、盆、罐、瓮等。墓葬随葬的陶器包括鬲、簋、豆、罐等，此外还出土了少量青铜礼器。

人民公园遗址的商文化遗存经历了从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时期的发展过程，早期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文化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文化偏晚阶段，晚期相当于安阳晚商文化时期。其中居址与墓葬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组合区别不大。根据器物形态和组合的变化，可将人民公园遗址晚期遗存分为三组，代表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第一组遗存的器物组合包括高裆方唇鬲、深腹盆以及假腹豆等，器形明显具有二里冈文化到殷墟时期的过渡特征，大体对应于殷墟第一期（含洹北商城阶段）或偏晚；第二组中方唇鬲裆部变低，敞口圆唇深腹簋、矮柄豆等与殷墟第二期或偏晚阶段的同类陶器形制相同；已发表的第三组遗存很少，饰三角划纹的罐显然仿自双耳退化的陶罍，且具有明器化的倾向，在殷墟文化中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其年代下限相当于殷墟第四期之末。

（二）荥阳关帝庙遗址

关帝庙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关帝庙村西南部，晚商时期的聚落面积至少约3万平方米。遗址地处须水河西侧支流上游，南部有一处断崖，东部为一条自然冲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关帝庙遗址晚商文化聚落进行了全面揭露，发现多座保存较好的半地穴式房址、陶窑及成片分布的墓葬。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共有4层，在发掘区分布不均匀。第4层主要集中于发掘区西部、中北部以及东北部的部分区域，第2、3层广泛分布于整个发掘区。总体上，发掘区南部地层堆积较浅而薄，向北则逐渐变深、加厚。发掘区外围还有灰沟G10，从已发掘的部分看，G10环绕的空间呈不规则的圆形，大体将整个发掘区环绕。关帝庙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包括陶器、骨器、蚌器等。陶器以鬲为主要器形，另有盆、簋、瓮、罐、钵等。墓葬虽多，但大多不见随葬品。

发掘者根据出土陶器形制将关帝庙遗址的晚商文化遗存分为三个阶段，大体对应于殷墟第一至三期。这三个阶段主要是根据出土陶鬲裆部及足根的高低变化划分的，而遗址可供分期的层位关系有限，其他陶器的三阶段变化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器物组合也较难划分出三个阶段。根据目前对遗址所出陶器的认识，笔者认为该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分为两段较为合适。第一阶段有折沿方唇鬲，裆部较高，与人民公园遗址晚期第一组的鬲特征大体相同。第二阶段的鬲则以圆唇为主，沿面内凹明显，裆部有变低的趋势；簋以大敞口、深腹者为主，部分饰规整的三角划纹，装饰风格明显受到殷墟同类陶簋的影响。

（三）郑州马良寨遗址

马良寨遗址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马良寨村东北台地上，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现较多灰坑以及零星的陶窑、墓葬。地层堆积共分为4层，第3层即东周文化层最厚。由于后期破坏严重，晚商文化地层很薄且仅出现在个别探方，绝大多数晚商文化遗存叠压于第3层下。出土陶器可复原者不多，以鬲为主，另有簋、钵、盆、罐、瓮、豆等。

该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层位关系清楚，但可供分期的典型遗迹不多，较典型的打破关系为G2→H160→H169。H169与H160出土器物的组合和时代风格大体相同，陶器主要有鬲、簋、盆、瓮、豆等。鬲多为折沿，圆唇，沿面内凹，沿下鼓凸，裆部及实足根较高。簋则为圆唇，大敞口，深腹，与殷墟第二期或偏晚的簋形态相同。G2出土器物整体特征与上述两个单位差别较大，新出现了宽折沿、窄方唇的无实足根袋足鬲，以及三角厚唇、腹饰较草率的三角划纹的簋，这些与殷墟最晚阶段的同类器形制相似。

根据上述典型遗迹出土的陶器形制及组合，综合分析其他单位的出土器物，马良寨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三组。第一组陶器发现很少，主要包括深腹盆、浅腹盆、圆腹罐等，具有从二里冈文化到殷墟文化过渡的特征，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第一期或偏晚。第二组遗存最为丰富，陶器以鬲为主，另有钵、豆、敞口深腹簋等，鬲与关帝庙遗址第二阶段的圆唇鬲形制相同，且有偏晚的特征，而豆、敞口深腹簋的形制则与殷墟第二、三期或偏晚阶段的同类器相当。第三组陶器组合以宽折沿鬲、折沿方唇盆、厚三角方唇簋、小口罐为主，特征与殷墟最晚阶段的同类器相同；这一阶段还有一种夹砂红褐陶低裆鬲，特征十分鲜明。

（四）荥阳蒋寨遗址

蒋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蒋寨村，发掘者初步判断蒋寨遗址为西周早期的大型聚落，填补了郑州地区西周考古的空白。该遗址地处须水河西侧，东约1公里处为关帝庙遗址。蒋寨遗址商周时期的陶器组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裆部较高的折沿圆唇鬲、深腹盆等，鬲的形制与马良寨遗址第一组的鬲相似，说明其年代也应大体相当。第二阶段鬲沿面近平，裆部变低，与马良寨遗址第二组的鬲相同。第三阶段遗存最为丰富，器物组合以鬲、盆、簋、罐为主，与马良寨遗址第三组器物的形制和组合相同，年代应一致。蒋寨遗址部分遗存的年代可早至晚商时期，器物组合以鬲、簋、罐、瓮、钵等为主。

（五）郑州黄河路口墓地

黄河路口遗址位于郑州市黄河路与花园路交叉口西南角，南距郑州商城内城北墙约1公里。该遗址发现了二里冈文化至晚商文化时期的居址和墓葬，其中晚商文化墓葬材料已悉数发表，就墓葬的空间布局看，应是一片族墓地。部分墓葬带有腰坑和殉狗。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器形有鬲、簋、豆、罐等，青铜器少见。发掘者根据陶器的形制特征将这些晚商文化墓葬分为两期，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但根据遗迹的层位关系，结合发表的材料，黄河路口遗址晚商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有延后的可能。

该遗址与人民公园遗址多有相似之处。两者均发现早商及晚商文化时期的遗存，就墓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看，两者的等级也应相同，随葬陶器的组合也与当地其他居址遗存的日用陶器组合差别不大。总体上，黄河路口晚商文化墓地大部分遗存的形态与关帝庙遗址第二阶段类似。

（六）其他晚商文化居址与墓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贾鲁河下游还发现了旮旯王、陈庄、董寨等遗址。旮旯王遗址发掘了20多个晚商文化灰坑，出土陶器包括鬲、簋、钵、盆等。陈庄遗址的晚商文化遗迹绝大部分暴露在耕土层下，遗物主要出自地层，陶器主要有鬲、瓮、盆、钵等。董寨遗址有灰坑、房址、陶窑等遗迹，出土陶器以鬲、罐、盆、簋为主。

郑州西北郊索河、须水河以及枯河流域发现的晚商文化聚落还有西史村、丁楼等。西史村遗址主要以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为主，晚商文化遗存较为零星，且以地表采集为主，遗物有陶鬲、钵等。丁楼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时期、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遗存，主要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窖穴、灰坑和墓葬等，材料尚未发表。郑州东南部的华阳城遗址也有晚商文化遗存，大部分器物的种类及形制与关帝庙遗址第二阶段、马良寨遗址第二组的同类器相同。

郑州西北郊的西司马、竖河、小胡村以及洼刘等地发现了晚商文化墓地，上述地点都尚未发现与墓地对应的居址。这些墓葬大都有商文化常见的腰坑和殉狗，等级却不尽相同，随葬陶器只有部分居址常见陶器，形态并无明显特殊之处。西司马和竖河墓地以成组的陶器为基本随葬品组合，器类主要有簋、鬲、罐、豆，形制与马良寨遗址第三组遗存相同，年代也应相近。小胡村与洼刘墓地普遍随葬青铜礼器，基本不见陶器。小胡村墓地出土大部分铜器的特征与殷墟第二、三期大体相同，而洼刘墓地出土的铜器与殷墟最晚阶段的铜器特征接近，但也出现了无地纹的花冠长尾龙纹等新风格。

二、郑州地区晚商文化的分期

商文化的分期研究目前已有很丰富的成果，虽然诸多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对商文化发展基本节奏的认识较为一致。陶器，尤其是日用陶器的形制和组合是目前所见商代物质文化中演变最快的因素，以此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可获得较高的时间分辨率。但是，不同地域文化变迁的节奏并非完全相同。利用有限的地层关系和已有的晚商文化分期成果，我们对关帝庙、人民公园和马良寨等遗址的晚商文化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期。

各遗址中出土鬲、簋、盆等陶器的形态特征最为鲜明，数量也最多，形制变化也较为明显。鬲的演变最为连贯，口沿从方唇变为圆唇，沿下鼓凸，最终出现了宽折沿、窄方唇的新形态，实足根逐渐变矮并最终消失。簋由圆唇鼓凸逐渐变为三角厚方唇，腹部装饰则由弦纹发展至规整的三角划纹并最终潦草化，深腹变浅，圈足增高。盆和罐的口沿变化也较为明显。若以这三种器类的形制变化为基础，再结合器物组合的变化，该地区晚商文化遗存的典型陶器可细分为四组（图二）。

1、6、11、16、17.鬲（C7T37①∶147、C20H64∶3、关H656∶5、马G2∶1、董H2∶4）  2、7、12、18.簋（铭H2∶42、马H222∶2、关F6∶1、董H3∶2）  3、8、13、19.盆（铭H2∶87、马H72∶9、关H1306∶1、董H1∶6） 4、9、14、20.瓮（铭H2∶50、马H36∶18、关H1484∶1、董H3∶10） 5.豆（铭H2∶47） 10、15.（关Y1∶1、关H656∶2）（1～5出土于人民公园遗址、6出土于旮旯王遗址、7～9、16出土于马良寨遗址、10～15出土于关帝庙遗址、17～20出土于董寨遗址）

第一组陶器组合包括鬲、簋、盆、瓮（罐）、豆等，形制特征与当地二里冈文化以及安阳殷墟第一期（含洹北商城阶段）的典型商文化遗存有明显关联。第二、三组中的鬲、簋有明显的型式变化，但两组的总体特征较其他组更为接近，且形成了一些地域特色。这一阶段器物组合以鬲、簋、盆、钵、瓮为主，罕见豆。鬲的形态不同于殷墟，而簋则明显处于殷墟第二、三期。可见，这两组陶器应该合并为一期，代表了当地晚商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第四组的陶器组合有鬲、簋、罐、盆，豆依然少见。鬲虽然延续了前两期的形制特征，但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并出现矮柱状足根，特征十分鲜明。其中宽折沿、窄方唇、大袋足、无实足根鬲为前三组不见。簋、盆等的形制也与前三组存在差别。总体上，该组陶器与殷墟最晚阶段的文化面貌一致，形制特征与前三组有较大区别。

根据上述各组陶器的形制及组合，我们可在上述分组的基础上将郑州地区的晚商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组陶器对应第一期，第二、三组则对应第二期，第四组对应第三期（见图二）。这三期遗存的发展一脉相承，在各遗址中均有体现，很好地反映了郑州地区晚商文化的发展节奏（表一）。

就郑州地区的晚商文化墓葬来看，鬲、簋、豆、罐的基本陶器组合形成于第二期。这一组合也常见于都邑安阳地区的墓葬，但安阳流行的陶觚、爵组合在郑州地区却不多见。晚商时期规格较高的墓葬随葬青铜礼器，郑州地区的铜器墓中罕见陶器。晚商文化第一期铜器墓主要见于人民公园墓地，随葬铜器包括瓿、尊、壶、戈、钺等；第二期铜器墓主要见于小胡村墓地，随葬铜器包括鼎、簋、觚、爵、卣、弓形器、戈等；第三期铜器墓以洼刘M1为代表，随葬铜器有鼎、簋、甗、尊、盉、卣、罍等，不见觚、爵组合。郑州地区晚商时期铜器墓随葬的铜器与安阳所出的同类器形制相同，但等级比同时期的都邑贵族墓低。

综上所述，郑州地区晚商文化遗存第一期呈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反映了郑州地区从二里冈早商文化向晚商文化的过渡，与殷墟第一期（含洹北商城阶段）大约同时或略晚。第二期则是当地晚商文化特征确立的阶段，主体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二、三期。第三期的文化面貌总体上与殷墟最晚阶段相同，还出现了一定的周文化因素。据相关学者研究，殷墟最晚阶段的年代下限进入了西周纪年，所以郑州地区晚商文化遗存第三期的年代下限也可能进入了西周早期。

三、郑州地区晚商文化的构成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对之前本地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又有对同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在分期的基础上分析特定地域物质文化遗存的构成，才能划分出一定意义上反映社会变化的不同阶段以及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演化过程。下面进一步分析郑州地区晚商遗存各期的文化因素，以考察郑州早商都邑衰落后的文化变迁。

（一）第一期的文化因素

郑州晚商文化第一期在郑州“白家庄期”遗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与安阳“洹北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也大致相同。方唇鬲、敞口深腹簋、豆、罐、小口瓮、深腹盆等均为典型的商文化陶器组合（图三）。

1.C7T37①∶147 2.C7T101①∶18 3.马H36∶47 4.马H36∶18 5.马H72∶9 6.马H154∶31 7.铭H2∶47 8.白C8T4②∶16 9.小00VH72∶20 10.小95VG2∶153 11.00VT135④A∶383 12.小99IXH59∶24 13.小99IXH44∶8 14.小00VT135④A∶532 15.洹99H25∶34 16.洹97G4∶1 17.洹98T4⑥∶47 18.洹01H8∶15 19.洹99H26∶1 20.洹97H4∶27 21.洹98T4④∶40（1、2、7出土于人民公园遗址 3～6出土于马良寨遗址 8出土于白家庄遗址 9～14出土于小双桥遗址 15～21出土于洹北商城遗址）

学术界一般认为“白家庄期”是郑州商城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郑州当时仍为都邑所在，铸铜作坊、城墙和大型夯土建筑的规模虽已不如前期，但未见到明显的人为毁弃的迹象，高规格铜器墓与铜器窖藏坑则说明商城仍然兴盛。同时，商城西北部的小双桥遗址进入繁荣发展期，建有大型夯土建筑，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等。进入晚商时期，以郑州商城和小双桥为代表的郑州早商都邑全面衰落，郑州晚商遗存第一期与“白家庄期”的密切关系说明两者间有较强的延续性。安阳洹河南北两岸这时新出现的商文化与当地早期文化的延续性并不强，洹北商城及宫殿显然有郑州地区移民的参与。

（二）第二期的文化因素

第二期是郑州晚商文化地域特色形成的时期，文化因素可分为比重不同的三组（图四）。

A组陶器为郑州本地因素，以折沿鬲、甑、甗、宽沿鼓腹簋为代表。此组源于郑州晚商文化遗存第一期（见图四，4～6），在第二期居主导地位。折沿鬲特征鲜明，在各遗址中辨识度很高，口沿外折成双层，沿外多鼓凸。该组中的甗和甑也有这种折沿或叠沿的作法，沿面内凹，沿外侧鼓凸。口沿断面处常能观察到折沿后外叠的痕迹，甚至在沿下形成三角形的缝隙（图五）。鬲等炊器叠沿的作法可能源于当地二里冈期商文化方唇鬲的制法，方唇鬲口缘下垂，但未叠至沿下。

马H160∶3 2.关H7∶4 3.关H21∶1 4.C7M21∶2 5.关H469∶16.C7M44∶1 7.铭M3∶3 8. 马H222∶2 9.关F6∶1 10.小屯H22∶9 11.小屯H94∶33 12.小屯H111∶1 13.C7T37①∶149 14.关H68∶2 15.关H915∶1 16.前BT1624③∶1 17.前BT1616③∶10 18.清T4⑤∶118（1、8出土于马良寨遗址 2、3、5、9、14、15出土于关帝庙遗址 4、6、7、13出土于人民公园遗址 10～12出土于殷墟 16、17出土于前掌大遗址 18出土于清凉山遗址）

1.小双桥00VT137④∶146 2.关帝庙H152∶1 3.马良寨H36∶16

B组为安阳都邑文化的代表因素，与第一期相比，该组因素明显减少。以敞口深腹簋、小口折肩罍和圆唇深腹豆等为代表，在殷墟可见到较多的同类器物（见图四，10～12）。第二期已经很少见到安阳都邑典型商文化的陶鬲，三角划纹簋与安阳出土的相比下腹微折，可能是当地化的反映。

C组常见于东方的豫东及山东地区，以撇足鬲、筒腹簋和浅盘豆等为代表（见图四，16～18）。此类因素较少，集中出现于第二期偏早阶段。其中，来自东方的岳石文化在二里冈文化与郑州商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白家庄期”，岳石系陶器在郑州地区已经较少见。C组因素一方面延续了当地商文化中岳石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则可能直接来自同时期的东方地区。

（三）第三期的文化因素

第三期与前两期相比，罕见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但却零星见到西方的周文化因素。我们可将本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三组（图六）。

1.马G2∶1 2.黄M15∶2 3.关F13∶2 4.关F6∶1 5.董H2∶4 6. 董H1∶6 7.董H3∶2 8.小屯H71∶14 9.殷PNT269③∶21 10.小屯H14∶42（1出土于马良寨遗址 2出土于黄河路口墓地 3、4出土于关帝庙遗址 5～7出土于董寨遗址 8～10.出土于殷墟）

A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叠唇鬲、敞口折腹簋为代表。鬲延续了第二期折沿鬲的制法，将沿面向下折叠并与原沿面贴合（见图六，3）。敞口折腹簋的造型显然与第二期中异化的典型安阳商文化因素的簋联系密切（见图六，4）。A组陶器代表了郑州本地文化因素。

B组为典型的安阳商文化因素。器类有折沿方唇鬲、三角厚唇簋、折沿方唇盆、小口瓮（罐）等。该组陶器与安阳殷墟最晚阶段的同类器特征相同（见图六，8～10），在第三期各遗址中数量最多，辨识度最高。

C组属于周文化因素，以卷沿圆唇鬲、折沿盆为代表。该组因素在第三期各遗址中较为罕见，笔者仅在蒋寨遗址出土陶器中见到极少几件与丰镐、周原遗址西周前期的同类器相似。

总体上，典型的安阳商文化因素在第三期中处于主导地位。土著文化因素特征也较为明显，主要陶器的制作继承了之前的传统，但整体不如安阳商文化因素强势，周文化因素表现并不突出。

综上所述，郑州地区晚商文化各期均可见到典型的安阳都邑商文化因素，但其所占比重却有历时性变化。第一期安阳与郑州的商文化面貌较为一致，都继承自早期郑州作为都邑时期的商文化；第二期郑州与安阳面貌一致的文化因素大大减少，郑州本地的文化因素成为主体，这从陶器的形制和组合，乃至工艺都有体现；第三期郑州本地文化因素依然鲜明，但郑州与安阳商文化的一致性又明显加强。另外，东方文化因素在第一、二期中少量存在，但第三期基本不见。第三期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周文化因素，虽然出现频率低，但可由此推断该期可能进入了西周纪年。

墓葬随葬陶器组合反映出的文化变迁大体与日用陶器一致，但随葬的铜器组合则不如日用陶器敏感，各期铜器的种类与形制皆与都邑商文化基本相同。但郑州地区缺乏高规格随葬品，说明当地的贵族阶层在商代统治阶层中地位并不高。铜器墓少见多套觚、爵和大体量铜礼器，不见白陶和原始瓷等稀有物品。陶器墓中亦不见陶觚、爵配对随葬。

　四、结语

商代都邑由郑州迁至安阳之后，郑州地区进入了晚商时期。郑州地区的晚商文化可以划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伴随着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当地应仍有部分商人遗留。郑州晚商文化遗存第一期与安阳洹北商文化面貌高度一致，继承了当地二里冈文化的传统，但这主要体现在底层民众使用的日用陶器方面，高级铜器、原始瓷及其他奢侈品不再出现于郑州。第二期时郑州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安阳都邑商文化不同，仍可见到少量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小胡村铜器墓反映出与安阳相同的葬制，但等级并不高，墓主应来自于安阳都邑，生前或为区域管理者。第三期的郑州本地文化特色依然鲜明，总体面貌与安阳一致。伴随少量周文化因素的进入，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商周更迭的时代变革，也与文献中周初分封“收殷余民”的记载对应。

商代都邑的空间转移和周人克商的政治变革对郑州地区晚商文化的变迁有重要影响。重大政治变革发生时，日用陶器反映的平民文化并未明显变化，中心都邑沦为地方居邑一段时间以后，当地形成了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制法都不同于都邑，地方化趋于明显。安阳地区各等级墓葬流行随葬觚、爵，而郑州地区仅在铜器墓中发现单套觚、爵，平民墓则不见陶质觚、爵组合，表明郑州地区底层民众的葬俗与都邑并不完全一致。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素婷女士、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强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