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新解读

李新伟老师从图像的角度对仰韶彩陶的纹样加以解读。自仰韶文化发现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

学界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主要表现主题是鱼，但在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史家类型时期，彩陶构图元素趋于曲线化，图像内容更加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鱼鸟组合图像的出现。武功游凤遗址发现的蒜头壶肩部绘有完整鱼纹，头部巨大，内有一粗颈短喙鸟首，而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彩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写实及抽象鸟纹的盛行。

庙底沟彩陶的绘制元素中有较多月牙型、柳叶型、花瓣型的空白。至于如何解读这种纹样，前人观点颇多。苏秉琦先生将庙底沟类花的复杂纹样统称之为“庙底沟之花”，代表了以往对庙底沟彩陶的普遍看法；而严文明先生则将其称为回旋勾连纹；王仁湘先生另辟蹊径，以观察白地形成的图案的视角，释读为“双旋纹”；朱乃诚先生将此类图案解释为鸟纹。李新伟研究员认为，这种庙底沟的复杂图像可能是表现“鱼中有鸟”的结构形式。他以泉户村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为例，解释了“鱼中有鸟”纹样的简化抽象形式。在庙底沟时期，写实复杂和简化抽象的“鱼中有鸟”纹并存。这种图案应该是《庄子》里所讲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中的“鲲”。《尔雅·释鱼》中言：“鲲，鱼子。”郭璞《注》曰：“凡鱼之子名鲲。”由此来看，“鱼中有鸟”的思想，从庙底沟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鲲”的这种形象与先民转生的观念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在庙底沟时期的彩陶纹饰中，多有利用圆点和弧线三角式展现“对鸟”从鱼卵中发育的表现，从而形成对称图样，形成类“花”的形状。李新伟研究员表示，从“鱼”到“鱼中有鸟”的纹样转变可以看出仰韶文化从半坡到庙底沟的延续。

从彩陶纹饰的角度切入，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仰韶文化是黄土的“儿女”，是一个以黄土高原为核心孕育发展的文化；二、庙底沟文化应从半坡文化发展而来。将视角放到更大广大的区域来看，如果追溯鱼和鸟的主题，最早在蚌埠发现有7000多年的“鱼”，可能代表了先人对于“天”的理解；与半坡同一时期的河姆渡文化，也发现有“鱼卵”主题纹饰的器。“鱼”和“鸟”纹饰的起源尚不清晰，理清这一问题需要超出仰韶文化范围来理解。红山文化中也有“鸟”纹饰的器物出现；在大汶口遗址、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存在类似的对鸟纹；在三星堆地区也发现有类似的鱼鸟纹。

魏兴涛老师表示，两位引言人的发言抓住了仰韶文化的核心。韩建业教授将早期中国的形成时间提前到庙底沟时期，将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分的时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初步知识积累的裴李岗时期，第二阶段是社会开始复杂化、出现古国的庙底沟时期。在研究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将古史传说与考古成果相互对应，印证自己的猜想。作为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地域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这表示着，研究人员应该分阶段去研究仰韶文化的相关问题。

据仰韶早期西水坡遗址的材料表明，聚落间和聚落内社会成员已经有了分化。近年，豫西晋南新的考古现场发现有城防类设施和蚕丝技术——这表明，在文化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已经朝复杂化、文明化迈进。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推进对仰韶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李新伟研究员从彩陶角度对仰韶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彩陶是仰韶文化特征的重要代表，彩陶与文化发展态势一样从仰韶早期发轫，至中期达到鼎盛。早期，彩陶主要是具象的鱼类图案；到了中期，彩陶种类多，图案抽象，内涵极其丰富，具有表达艺术、观念、信仰等多方面的作用。李新伟研究员近年一直致力于阐释仰韶彩陶，这必将有助于学界对彩陶纹样的深入解读。

王炜林老师认为，仰韶文化在其确立时就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但之所以长期未能被纳入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学界对“文明”标准有不同理解。中国学界早期受到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影响，后又接受考古学家柴尔德“城市革命”的理论，对“文明”的标准一直未有定论。事实上，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不同，“文明”确实也很难被划定一统一的标准。王炜林老师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探讨的问题。他认为韩建业老师有关“文化上的中国”的说法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回应。仰韶时代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曾对同期的大溪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乃至崧泽文化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稍后，这种主要以单向影响四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中原与周边相互影响、碰撞的局面。庙底沟文化及其所及的各区域发展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地区率先进入古国时代，如河南以双槐树为中心的“河洛古国”及甘肃南佐新发现的都邑性聚落等。由此看来，仰韶时代中晚期应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时期。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先生参考良渚、陶寺、石峁遗址等重要考古成果归纳出有关中国文明的许多关键特征——这些关键特征在仰韶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展现。仰韶时代遗址所呈现的农业进步、社会复杂化及都邑聚落大型化等倾向，符合李伯谦和赵辉等前辈学者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标准判断。可以说，仰韶时代中期已经出现了中国文明的曙光。关于半坡和庙底沟文化之间的鱼鸟共体的彩陶图案，王炜林老师认为，它可能反映了华夏集团形成时期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鱼和鸟两种纹样的融合，是炎黄集团融合的标志。他同意李新伟研究员对庙底沟文化“花”纹彩陶的解读，他认为，这种纹样的彩陶，实际上是一种古礼器。

这种明显带有象征性标识的古礼器的扩散，促使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种模式也被夏商周时期的一些礼器所继承，是中国“古礼”的一个重要源头。戴向明老师认为，对仰韶彩陶的解读，前辈学者多有不同。仰韶文化中期彩陶纹样抽象化的表达形式，寄寓了时人的观念和想法，反映了社会发展到此阶段时人们产生的抽象的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这种表达方式又不同于同时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玉器与社会身份、社会等级直接相关，但仰韶中晚期，彩陶并未发现于西坡等大型墓葬中，而是被当作挖掘于遗址灰坑中的日常生活化的用具。至于仰韶中晚期抽象、图案化的彩陶所表达的含义，以及是否与转生、丰产等观念有关，今人难以确切知晓。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戴向明研究馆员认为，仰韶文化早期未见基于等级分化和特权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系统。上溯到复杂社会的形成阶段，可以说，中原文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仰韶中期偏晚阶段。在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即陕晋豫相邻地区，有许多诸如北阳平、西坡、泉护村的大型遗址。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范围空前广大，与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相比显示出了较为发达的形态。

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阶段，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呈现爆发式成长，长江中游最早出现“城邦林立”的局面，而下游的良渚更是一枝独秀，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从龙山时代到夏商王朝，传统上发达的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渐次衰落，牛羊、小麦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经黄土地区引入到中原。中原地区逐渐崛起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创造出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主导力量。追本溯源，地处中原和黄土地区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之一。

张弛老师指出，仰韶文化的范围广大、时间跨度较长，不易将其概括性地进行研究。李新伟研究员所提出的由彩陶纹饰所做的解释，很难有实际的证据作为证明，而彩陶纹饰与社会等级也没有直接联系。现今对于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证据不足，且有部分夸张的成分。仰韶时期大遗址的发掘有限，仰韶、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发现对我们认识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有着很大助益。但这并非文化的全貌，更多的遗址遗迹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理解仰韶文化的问题上，采取简单的对应和附会态度是不可取的，更多的考古工作应该成为做出合理解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