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到青铜时代的“万国玉帛”

小瓜按：玉器是早期中国最令学界关注的一类器物，如果说青铜器礼容器是被中国化的舶来品，那么玉器则是早期中国时期最具中国特色的器物。而玉器也是史前到青铜早期社会被视为最为高档的器物，无论是在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还是到陶寺和二里头。这几年和玉器相关的考古发现项目也有很大概率入选年度十大考古，比如前年甘肃的那个玉矿。而今年南阳黄山遗址位置处于中原与江汉之间，年代为距今五千多年，不仅发现了玉矿，而且还发现了制玉作坊，这里发现的玉器事关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的产地，制作等问题。这个项目已经入选社科院的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也极有可能入选国家局的十大考古发现。以下为多年前听的一场关于史前玉器的讲座记录，相当精彩！

一、前言

“万国玉帛”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七年》，其上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记载记述了夏朝建立时的涂山之会，说明在夏代开国时，有许多政体与“夏”共存，而当时领袖会盟时，都会执拿“玉帛”。从《国语‧楚语（下）》中关于观射父对楚昭王解说祭祀用贡品的记载可知，“玉帛”为“二精”，即是由“玉”和“帛”两种有光泽的丝织品所组成，是古人用以祭祀与会盟的信物。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测，夏王朝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因而传说中的“夏禹”应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亦有人认为“夏禹”并非人名，而是一种政治实体领袖的称号。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有非常多的政体共存（亦可称其为考古学文化或方国），从 中出土了各类玉器，既包含实用性玉器，也包含非实用性玉器，后者可能是作为通神礼器来使用。换言之，考古发掘印证了《左传‧襄公七年》有关万国玉帛的记载。更多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古人相信“玉”是含“精”的物质，肯定了《国语‧楚语（下）》中“玉帛为二精”的记载。

中国玉文化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六、七千年，比传说中的“万国玉帛时代”早了约四、五千年。也就是说，最初的“玉”是人们在打磨石料制作器过程中认识的一种坚韧、可磨出光泽的美石，仅是用于制作工具或饰物。但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这种无生命、既硬又冷的矿物，逐渐赢得先民的认同，被先民视为具有沟通人神的法力、可作为人际与人神间交流沟通的信物，而这一现象是分阶段逐渐形成的，大致为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这一阶段，社会逐渐复杂化，玉器逐渐发展成显贵者身份的标志。例如华西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岗寺墓地墓葬规格与随葬玉石带刃器的质地、尺寸、磨工精致度的相对关系。又例如华东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东山村墓地墓葬规格与随葬玉器（璜、耳饰玦等）数量的关系。

其次，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玉器开始发展出礼神的宗教意义。这一阶段的华东地区玉器主要发展为“动物精灵崇拜”，所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多出土以动物为主体的玉雕，用做巫觋的装扮行头，并随葬于大墓。与华东相对应的华西地区，则发展为“天圆地方宇宙观”与“同类感通哲理”，开始制作圆璧、方琮，且常以同等数量埋于祭祀坑而非墓葬。

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龙山时期、二里头时期，这一阶段乃是“万国玉帛”的时代，本次讲座主要探讨这段期间各考古学文化（或称方国）在玉器文化上呈现多元现象的内涵。

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锋山一线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的山脉链，将华夏大地分隔为高亢干冷的华西地区与低平湿润的华东地区，即地理学上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或许因为生态差异，不同地区的先民发展出了不同的宗教思维，制作的玉器也有所不同。

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中国境内出土玉器较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华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华东地区的哈克文化、亚布力文化、新开流文化、左家山文化、兴隆洼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等。此时华西和华东地区都发展出用精美的玉器作为身份标志，即是大传统中玉礼制里的“瑞器”。华西地区以带刃玉器为主，华东地区除带刃玉器外，已出现小的环璧类、璜、耳饰玦（后者在下一阶段发展出了动物胚胎式玉器）。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中国境内出土玉器较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华西地区的菜园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半山文化、齐家早期文化、仰韶晚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华东地区的左家山文化、红山文化 晚期、小河沿文化、小珠山文化中上层、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松泽-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等。与上一阶段相比，此阶段增加了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广东地区的石峡文化。这一阶段的出土的代表性玉器琳琅满目，华东地区除了玉工具外，自北向南出现许多以动物为主体的玉雕，主要以龙和虎为代表，常有雕纹，以红山、良渚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多作为巫觋的行头（如红山晚期牛河梁遗址、良渚晚期寺墩遗址、良渚早期瑶山遗址中可见），多出土墓葬；华西地区仍有玉工具，但出现非实用性的圆璧方琮，并已出现以等数量璧琮掩埋的现象。

齐家文化形成后，曾强势地向西推进。到齐家中期时，扩及整个甘肃、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皇娘娘台、喇家、秦魏家、大何庄、新庄坪都是重要遗存。但在齐家晚期时，甘肃河西走廊已不多齐家文化遗址，文化向东扩张至西安（川口河类型），向东北扩张至内蒙中南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向东南扩张至四川盆地的大渡河流域。此外，从山西南端清凉寺墓地第三期出现大量拥有齐家风格玉器的先民可知，极可能也是齐家文化东进所致。

因此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可以视为区域性玉祭器行程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筚路蓝缕的生活令人们既仰赖大自然的给予，又恐惧大自然的威力，因而自然而然发展出祭祀神明以祈求庇佑的宗教。华东先民相信“物精崇拜”，而华西先民相信“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同类感通的哲理”，希望用圆方玉器来感应天神地祇。

华西的宇宙观与感通哲理，可能在约公元前2600年前后也通过上层交流网传播至华东，从而促使良渚文化内部的质变。在良渚晚期，代表物精崇拜的所谓“龙首纹”玉器突然消失；原本只在四角雕“兽面纹”、器壁带弧边的方圆形玉镯突然变高，原本圆方形的剖面变方，器壁平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琮”，更可刻上“鸟立祭坛”等符号，与圆璧构成成组礼器。

二、龙山时期玉礼器多元态势

（一）华西二大方国：齐家、石峁

前面提到经过第一阶段玉器发展为身份标识，到第二阶段玉器发展出礼神的宗教意义，再到第三阶段发展为“万国玉帛”这样一种玉器多元化的阶段。

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境内多玉器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华西地区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月亮湾文化、清凉寺墓地，华东地区的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小珠山文化上层、山东龙山文化、新砦·二里头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广富林文化、石峡文化等。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所出土的代表性玉器都各不相同。值得关注的是华西的齐家文化和石峁文化，以及中原地区的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及周边六个文化，包含华西四个，华东二个（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2014）。

1、华西二大方国（齐家、石峁）的崛起与坑埋玉器祭仪的意义

齐家文化是公元前第三千纪时，从黄河上游的陇山周围，也就是今甘肃、宁夏、陕西交界一带，逐渐发展而成。少数遗存年代可早达公元前2615年（李水城、王辉）。师赵村是齐家文化早期遗址，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335年。磨沟为齐家文化晚期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师赵村T307（4）的校正年代资料2317-2042BC，或T406（3）H1，校正年代资料2335-2044BC，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齐家文化形成后，曾强势地向西推进。到齐家中期时，扩及整个甘肃、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皇娘娘台、喇家、秦魏家、大何庄、新庄坪都是重要遗存。但在齐家晚期时，甘肃河西走廊已不多齐家文化遗址，文化向东扩张至西安（川口河类型），向东北扩张至内蒙中南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向东南扩张至四川盆地的大渡河流域。此外，从山西南端清凉寺墓地第三期出现大量拥有齐家风格玉器的先民可知，极可能也是齐家文化东进所致。

齐家文化和石峁文化在玉文化方面有其自身的创发力，这两处文化分布区内都可看到不少以第一、三种典型华西玉料制作的带刃器（钺铲类、刀）。其中齐家文化因其范围大、持续时间久，而留下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最特殊的三种玉器为圆璧、方琮和多璜联璧，它们并非作为装饰品佩戴在身上，而是平放在面部或身上，但多璜联璧连平放于身上都很少见，因而推测是作为礼器使用。石峁文化最特别的是墨玉质牙璋、多孔长刀、戈，也可能出现有领璧。与之相比，陶寺文化的玉器没有本身特色，或属外来物改制，或仿制周边器类如方镯等；广汉的月亮湾文化有待探索其源头，显然与石峁文化、齐家文化都关系密切，有可能是移民所致。

2、齐家文化及其玉器

A、齐家墓葬所见埋玉情况

从齐家文化时期皇娘娘台发掘的墓葬来看，墓主为男性，葬于墓葬中间位置，身上覆盖有八十余块玉石壁，多平置于墓主上半身，脸、胸、腹部，或夹在二手臂间，切割所剩粗玉石片垫在肩、腰下面或放在脚下；另有一女性侧身葬于男性旁边，由此可以看出男尊女卑和阶级形成。

齐家阶级社会可以从喇家M17与M12中看出一些端倪。喇家M17推测墓主为巫觋，共出土15件玉器，包括脸颊部位6件（璧2件、管2件、环1件、纺轮或称小璧1件）；右侧足端旁1件玉凿；墓口套口填土中有6件（三璜联璧、锛、玉料、璧芯、三角玉片、小璧芯各1件）；墓口填土中有2件（三璜联璧、小璧芯各1件）。真玉比例高且质美。而喇家M12比第M17位阶低，可能是祭坛晚期的陪葬墓，出土玉器较少。墓主胸前放置璧1件、喇叭形玉管2件，和似戈形的玉片1件，另在填土中还有璧2件。从喇家M12和M17可看出随葬玉器的数量和真玉的比例与墓的级别成正比。

B、房址所见埋玉情况

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喇家F4房址是瞬间毁于灾难的遗址，即瞬间灾变把整个房址埋入厚厚的泥沙中。房址靠墙壁的地表如同贡品般地陈设一白璧、一苍璧（均为大理岩），在其左右两旁又放置打击成椭圆形的闪玉料；附近的陶罐中还放置另一件璧（大理岩），这五件玉器中的三件璧都不是闪玉，但两件打击过的玉料都是闪玉。墙上泥土颜色较深，这应是屋内的祭祀之处。

C、祭祀坑所见埋玉情况

齐家文化九处祭埋同数量的璧与琮，仅一处二次葬，其余均无人骨，几乎无其它物：

1、甘肃天水师赵村M8出土一璧、一琮；

2、宁夏隆德沙塘和平村出土一璧、一琮，厚大且用料相同，存在毁器现象；

3、宁夏海原县海城镇山门村出土一璧、一琮，均为闪玉，玉料不同，玉琮被毁器；

4、陕西宝鸡贾村陵厚村东北土梁上出土一璧、一琮；

5、陕西宝鸡扶风县城关镇案板坪村出土一璧、一琮；

6、陕西长安上泉村出土一璧、一琮，先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7、陕西凤翔出土二璧、二琮（村民上缴）；

8、陕西武功出土三璧、三琮（村民上缴）；

9、甘肃静宁出土四璧、四琮，其中一件璧因破裂而未上缴，故曾被称为静宁七宝，现存于静宁博物馆。

D、其它

师赵村（齐家早期）出土的联璧制作成熟，是用一块璜形玉片平剖成三片，斗接而成。推测多璜联璧可能在先齐家时期已发展，齐家早期时不作装饰使用（如腕饰），而是用作祭祀礼器。此外，喇家、页河子也出土了相关玉器。

多璜联璧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核心区出现较早，且显然是用玉料有计划制作而成，与陶寺的用散片缀成不同。直接用作祭祀礼器，推测有其创形理念，可能着重玉片形成辐射状缝隙，有如太阳光芒，齐家多璜联璧可能与这样的天体崇拜有关。（邓淑苹，《观天思地、崇日拜月－齐家文化玉石器的神秘性》，《故宫文物月刊》总号409期，2017年4月。）

虽经历代玉料改制，仍留下大量齐家玉器藏于各博物馆，如芝加哥美术馆藏华西风格玉琮；台北故宫玉器库有清宫旧藏三十多件华西玉琮，最高者32cm，但只藏五件良渚玉琮（未计算珍玩库）；清宫旧藏中有不少无射口或短射口的大圆孔方筒，也可称为原始琮，1980年代台湾人在甘肃收集大批玉器，其中一部份已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史前华西玉琮在汉代雕纹、加底，用作容器；史前华西风格玉琮，明末清初改为水盛等等。

3、石峁文化及其玉器

石峁文化是个尚未在考古学界普遍被使用的名词，即或石峁石城的发掘已经让学界肯定“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但见诸正式论文时，学者们仍称此地龙山时期考古学文化为大口文化。可若是讨论中国古代的玉文化，“石峁”则是一个响亮了四十来年的名词。

邓淑苹研究员在1993年提出“华西系玉器”的概念，可从以下参考资料中看出她对石峁玉器的认识：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

邓淑苹，《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一至六）》，均在《故宫文物月刊》1993,8-1994,1，总号125-130；

邓淑苹，《“华西系统玉器”观点形成与研究展望》，《故宫学术季刊》，25卷2期，2007，亦出版于《玉魄国魂（三）》，燕山出版社，2008；

邓淑苹，《史前华西系玉器与中国玉礼制》，2016年广河召开齐家会议论文集，待出版。

考古学界目前称石峁为“大口文化”，其范围极为辽阔，甚至包含一些不出土玉器的地方，如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南缘等地，而大口文化范围内玉器主要出土于石峁。典型石峁文化玉器，应指专用墨玉制作的牙璋、多孔长刀、戈二类，主要出土石峁遗址一带。但是该区也出大量的各种闪玉料制作的钺、刀、璧、牙璧、联璧等。而这类非墨玉制作的玉器不仅数量多，出现范围也广及陕北、晋西北。它们究竟是此地先民的作品，还是齐家文化等玉器流散至此，目前尚待研究。

近年石峁探勘与局部发掘确知，公元前2300年已建筑面积达400万平方公尺的石城。包括：皇城台、内城、外城，三个层次的宏伟石城。经测量推算：石砌城垣长10000米，宽度不小于2.5米，残高5米。在建筑石城时还成批地将年轻女子杀殉掩埋，在最重要的东门一带，还在石墙中夹以片状玉器，迄今在这一带已出土了21件玉器。除了带刃器（钺铲类、刀、锛、牙璋）之外，也见玉璜。

石峁石城内成坑掩埋杀殉约20岁女性头骨，共两处48具。石峁遗址出土有夹在墙体石块之间的草拌泥中，刃向外的玉器，且这些玉器是等距离出土。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出土玉器的状况：一是大型土坑墓，二是祭坛或祭祀坑。考古学者正式发掘的有外城三号门址外的一号祭坛，顶部圆丘形土包中出土一件玉钺（也有可能是铲）。更值得重视的信息是，当年戴应新征集的百余件玉器中的大部分据传出自外城东门东北约300米处。

发掘与探索持续进行中，现阶段已可断言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当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崛起并建立夏王朝时，包括如今内蒙中南部、陕北、晋西北的大河套地区并未成为夏王朝的势力范围，而是以石峁为核心，与夏王朝鼎足而立。

以上是目前陕西考古学界的观点，事实上，邓淑苹认为二里头文化中，有强烈的石峁文化成分。2017年9月，邵晶曾说石峁出土牙璋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即比二里头牙璋要早。

石峁的墨玉牙璋、长刀，刃部常有严重使用伤缺。经X荧光分析（XRF）检测，这种墨玉含铁量常高达5wt%至12wt%，（陈东和、凡尔赛大学科技博士，检测吉美博物馆藏品）。由戴应新征集的墨玉戈，可能是目前最早玉戈，墨玉兵器可能是铜兵之前最锋利的玉兵器。

牙璋可能在其它地方产生萌芽，但用石料制作，中锋刃，用作工具或农具。邓淑苹认为石峁先民掌握了高铁墨玉，将之改造为兵器，并大量制作。更吸收华东式扉牙，又独创出石峁式斜格纹，将牙璋发展成独具特色的礼器。如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馆藏有此类牙璋。此外，从石峁征集28件牙璋之一，与其余牙璋不同的是这一件为V字口，与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有相似之处，另外其圆孔钻于两扉牙之间器表，而非器表之下，证明此牙璋只能用双手捧持，无法加装木柄。据推测制作年代约公元前1500或更晚，所以石峁应该与三星堆有过接触。

4、齐家文化之外的坑埋玉器传统

齐家文化之外的坑埋玉器传统有：1976年戴应新征集的百余件玉器据说是在石峁城墙东门外成坑掩埋，多为带刃器；陕西榆林神木县新华村石峁文化新华遗址99K1祭祀坑内出土了竖插的36件玉石质带刃器，器分六排；陕西延安庐山峁有人在耕地发现4把大玉刀叠放，由在场的四人分别收藏，但只有孙起飞将所得的一把上交；陕南东龙山M43的填土共出土19件石璧，2件平置，17件分两排竖插于左右，填土与石璧等取出后，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左腹上平置有一件石壁。

（二）华东二大方国：山东龙山、后石家河

海岱地区史前玉器主要参考资料有：

燕生东，《丹土及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第3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栾丰实，《大汶口和良渚》，杨波，《山东地区出土 新石器时代玉器综述》，均刊于：山东博物馆等，《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下文为《玉润东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其中《玉润东方》中收录有73组件大汶口文化玉器，出自以下各遗址：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诸城前寨，五莲丹土，莒县陵阳河，滕县陈岗和广饶付家。

1、大汶口文化玉器综述

在早期墓葬中出土些人体装饰品：璜、环、璧、镯等，有可能直接来自江淮地区北阴阳营文化。

到了中、晚期（约公元前3300-2300年），受到红山文化、小珠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影响较多。出土玉器器类有璜、小型环璧类、连璧、牙璧、筒形镯、锥形器、钺等。观察出土玉器细部则可知，有直接外来的玉器，也有大汶口先民仿制的玉器。这一时期，一些大型遗址里明显出现社会分化的现象，表现为墓葬的规格与随葬玉器的数量和精美度相关。例如高规格大墓的墓主多拥有美玉琢制的斧钺，以象征自身地位。

2、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综述（2300-1800BC）

《玉润东方》中收录收了45组件龙山文化玉器，主要出自以下12处遗址：五莲丹土，五莲上万家沟，日照两城镇，沂南罗圈峪，临沂大范庄，临沂湖台，海阳司马台，安丘景芝镇，昌乐袁家，临朐西朱封，滕州庄里西和泗水尹家堡。

燕生东认为中部泰沂山地的东南边、南边、北边各形成一个玉作中心，其代表性遗址分别为：

A、日照市辖内的五莲丹土、两城镇；

B、临沂市辖内的大范庄、沂南县；

C、潍坊市辖内的临朐西朱封、昌乐袁家。

上述遗址除了丹土是一个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到龙山文化早期的大遗址外，其余多为龙山文化中期遗址。目前缺少出土重要玉器的龙山晚期遗址，可能已被破坏，或还未发现，并非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山东出土的玉器都是由山东先民制作。海阳司马台、滕县庄里西没有考古地缘性地出土（或征集）的孤例。要注意，即或西朱封典型龙山时期大墓出土，也可能是舶来品（公元前2000年前后征战、迁徙、交流频繁）。

海阳司马台出土的牙璋有领璧，邓淑萍研究员认为它直接来自石峁，滕县庄里西出土的牙璧，燕生东认为不典型。多年前燕生东解释他的论文没有收录庄里西牙璧，是因为该璧为地方征集，无出土资料，且不像海岱地区牙璧的风格。

山东海阳司马台出土的典型石峁风格墨玉牙璋，以及墨玉有领璧套以短绌三牙璧的腕饰，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线索：此墓主当为远征的石峁武士，以象征身份的墨玉牙璋、墨玉有领璧随葬于遥远的海滨。

五莲上万家沟牙璋，可能是石峁牙璋被带至海岱地区，因埋藏土质而沁出班点。

西朱封出土的两件玉簪，原本被视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目前因谭家岭出土，应该更正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两件玉簪均插在第202号墓墓主头上，该墓出土有精美玉钺、玉刀，推估墓主人为高级男性贵族。

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有以下6类：

①光素梯形玉钺，宽短、窄长均有，如日照大孤堆出土的玉钺（现存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两城镇出土的嵌有绿松石玉钺、安丘南郚征集的玉钺、昌乐袁家出土的玉钺、西朱封出土的玉钺（现存于临朐博物馆）等。

②大型梯形玉刀，左右不一定对称，如丹土出土的大型玉刀（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玉刀（闪玉，现存于山东大学）等。山东玉刀左右两端不等大、全器比例，器宽度大，也较厚实。

③造型优美生动的牙璧，如五莲丹土出土的鸟首形饰等。

④牙璋，实为石质，可能属农具，如沂南罗圈峪出土的三件石质牙璋、临沂大范庄出土的两件牙璋等。

⑤器缘琢出“介”字形冠或华东式扉牙的环、牙璧、戚，如西朱封出土的带三个“介”字形冠顶的牙璧（现存于临朐博物馆）、五莲丹土出土带三个“介”字冠顶的玉戚（玉钺的两侧带有扉牙者，可能是古代祭典乐舞时，由武士执拿以招降神祖之灵的礼器，或即是《礼记·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的“戚”。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五莲丹土玉器中颇多此种班杂结构的褐色闪玉，无法切割得太薄，此种玉料在良渚文化中也常见。

有刃器的器缘刻意雕琢“介”字形冠，始自良渚文化，浙江桐乡姚家山出土良渚文化带“介”字形冠玉耘田器、玉镰各一件（王宁远等，《良渚文化两件特殊的“耘田器”》，《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8月，总号281）。“介”字形冠最早见于河姆渡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纹饰，良渚文化不但见到在神祖像头顶戴上大大的“介”字形冠，更雕琢实体的“介”字形冠，下方接着有机质的梳齿，插在宗教人物头顶，作为实体的玉冠。

⑥器表或器缘刻画戴“介”字形冠神祖面的玉质端刃器（钺、圭）。如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玉圭，柄端两面刻纹，但又被切割，刃部有使用痕，王强检测过，为闪玉。又如两件传世流散玉器，应出自山东龙山文化。一件事哈佛大学温索普收藏的玉钺，早年林巳奈夫将上面刻画花纹画出，近年《玉器时代》一书公布其彩图，与日照大孤堆、临沂西朱封出土玉钺基本同类。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购藏的疑是五莲丹土神祖纹玉戚。

3、华东神祖西迁的踪迹

从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再到后石家河文化，“眼睛”“咧嘴”“介字冠顶”“鸟或双翼”融合发展成具象的“神祖像”和抽象的“扉牙”。

一件因出土地点、两件因玉质形制被认为属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阴刻了华东神祖纹（两城镇出土，现存于哈佛大学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件因玉质形制纹饰被认为属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浅浮雕了华东神祖纹（清宫旧藏，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为闪玉，质地灰白细腻有磁光，似袁家玉圭。其上纹饰有戴帽神祖（女性）的脸庞轮廓，眼、鼻、嘴、常戴珥十分清楚，还有戴冠神祖（男性）的脸庞轮廓，及“介”字冠顶、大漩涡眼、左右横出的双鸟，覆舟形帽或厚板形帽。

当确认山东龙山文化将这种传承自远古的文化符码组装出华东式二元神祖面像：

男性：戴“介”字形冠、左右冠沿如鸟翼、獠牙，漩涡眼，基本无脸庞线。

女性：戴覆舟帽、戴珥、或披发，眼、鼻、嘴、脸庞清楚。

这一现象在黄河流域以带刃器为载体，在长江中游是做成配饰器。越过太行山，就出现用典型华西玉料制作有刃器，雕琢华东式神祖面纹的玉器，如山西黎城出土神祖纹玉戚，典型的第三种华西玉料，雕琢华东式神祖像、埋藏于太行山西麓，一边具象戴帽神祖，一边抽象戴冠神祖，它第一次正式发表在刘永生、李勇所著的《山西黎城神面纹玉戚》（《故宫文物月刊》第17卷第12期，2000,3，总号204）。该文同时发表了黎城出土第二件玉戚，也是以典型第三类华西闪玉制作有华东扉牙的带刃器。另外，陕西延安庐山峁神祖纹大玉刀，其窄端具象戴帽神祖，宽端似乎为抽象（邓淑苹，《晋、陕所见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5），现存于良渚博物院。

戴冠、戴帽神祖从东向西传播，过太行山就以华西玉料的有刃器为载体。早年流散品中多件华西玉料有刃器雕华东式神祖，雕纹多细致，如凸弦纹（阳纹）的弗立尔刀，还有沙可勒刀、上海刀。以有刃器为载体，华东式神祖面纹逐渐演变。雕有华东系神祖面纹有刃器的演变有以下特征：首先，雕琢在典型山东龙山文化风格有刃器时，虽不写实，但易辨认（眼、嘴、冠、珥易辨）；其次，用华西玉料制作时，神祖面纹逐渐更抽象化、趋于简化，从黎城、庐山峁地理位置分析，纹饰随着向西传播趋于简化；再次，它们是否与文献记载的黎族、赢秦、少昊挚等东夷族系向西移民有无关系这一点值得探讨。

可以将它们从代表山东龙山文化中期（约公元前2150-2000年）的两城镇玉圭开始排出大致的演变顺序，下限约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1610-1560BC），到二里头文化时，玉圭上已不见神祖面及虎、鹰等象生花纹，只剩下弦纹、菱形纹等几何花纹。

有关资料可见邓淑萍研究员以下相关论文：

《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上、下，《故宫学术季刊》16卷3、4期，1999；

《晋、陕所见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5;

《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4、后石家河文化玉雕

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有少量，湖北省博展出的黄冈螺蛳山区家岭文化墓葬中，墓主两手腕各戴一大孔石璧和石镯。文明探源工程团队认为石家河文化是公元前2300-前1800年，这是包括了后石家河文化阶段。

江汉考古2017年2月刊中《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总纲》一文提到这一时期：石家河文化为2500-2000BC，后石家河文化为2000-1700BC。

早年流散欧美颇多后石家河文化玉雕，在1979-1986年，林巳奈夫、巫鸿、邓淑苹撰文，认为神祖面纹玉嵌饰器、佩饰器都是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由于湖北发掘出土了后石家河文化玉雕，1992年杨建芳撰文，提出东夷族被蚩尤战败后分裂，少昊挚移民江汉地区。经过20年，考古资料无法建构移民证据，且江汉玉器与海岱玉器年代相若，邓淑苹提出新的观点，可见《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玉魂国魄（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一文。该文是2015年谭家岭发掘出土新一批玉器前，有关后石家河玉器中的神祖面纹玉器整理最翔实的一篇。

邓淑苹认为承袭远古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一些描绘神祇、祖先形象的元素，经过凌家滩、良渚等文化的发展，到了公元前二千余年，或有上层交流网的运作，在海岱地区、江汉地区同时发展了阴阳两性神祖面纹。两地的神祖像虽大同，实际仍存小异。基本包括：戴“介”字形冠的男性神祖和戴覆舟形帽的女性神祖。

在出土神祖面纹玉雕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早年发掘或征集的有湖北天门罗家柏岭、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湖北锺祥六合、湖北荆州枣林岗、湖南石门，2015年发掘了湖北天门谭家岭，出土240件玉器。谭家岭发掘前，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雕有神祖面纹的嵌饰或佩饰器约16件，其它遗址或商周晚期遗址出土约11件（大辛庄、羊舌、张家坡、安阳、新干等），收藏在两岸公立博物馆约1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河南文物店等），20世纪前半流散欧美重要博物馆约20件（英国、旧金山、芝加哥、沙可勒等）。这57件后石家河神祖面纹玉器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神格较高，带有“鸟翼”“介字形冠”“獠牙”“珥”，常表现左右对称的正面像。发展到晚期就演变成窄长形，是柄形器的前身。戴覆舟或厚板帽，披发或不披发，多戴珥的女性神祖（第二、三种相似）。神祖面纹可琢于鸟纹笄背面，插在巫觋头上。

虎，在后石家河文化可能有尊贵地位，具有神格。如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玉器上方有气束玉虎头，早年罗家柏岭出土藏国博二玉虎头，一虎头卷体玉器。还有谭家岭出土200余件玉器，公布有9件侧身玉虎，镂空片雕，暗示了与湖南孙家岗遗址的关系。后石家河文化的玉虎有从谭家岭出土的，有安阳小屯M331出土的（殷墟一期1320-1250BC），有台北养德堂所藏的，有巴黎西努齐博物馆藏的，也有清宫旧藏的。

史前三阶段上层交流网存在以下三条线路的交流：第一，是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华东北、南“物精崇拜”的交流；第二，是公元前2600年至前2100年华西、华东间“宇宙观与感应哲理”的交流；第三，是公元前2100年至前1800年海岱、江汉“二元神祖信仰”的交流。

（三）晋陕地区的交融与创发

1、东西混血的横直纹玉琮

清凉寺遗址位于更南方的运城盆地，处于黄河从南北直流转成由西向东横流的弯道内，因意外出土大批玉器而引起盗掘（坡头玉器），考古学家因此前往发掘。由于只发掘了墓葬区，未发掘居址区，出土陶器有限，发掘者认为文化面貌复杂，故暂时未确认其文化别。墓葬第三期墓主是入侵者，时间点为公元前2050年。

《文物》杂志2006年3月刊曾错误公布出土一件刻有直条纹的玉琮M52属庙二文化，一时被某些学者当作良渚文化玉琮向西北方传播的中间解构证据。发掘人薛新明于《考古学报》2011年4月刊改正，公布清凉寺M52属龙山文化，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050年。

2014年邓淑萍前往太原、侯马、运城观察盗掘与发掘玉器，确知无论从玉料、器类、制作工艺各方面均证明晋南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应来自西边，可能是与齐家文化密切关系的族群，或为了争夺解池的盐而向东挺进。2014年10月前往太原、侯马、运城，弄清楚清凉寺三期玉器的真相，在山西省博物院即明显感到清凉寺三期玉器是齐家文化玉器向东传播。具体研究可见其《从清凉寺墓地探史前西、东二系“璧、琮文化”的交会》（《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一文。

2、用圆璧改制的联璧

牙璧、联璧分别萌芽自华东、华西，各有创形理念。

龙山时期晋陕地区先民效仿东、西二区玉文化，出现将现成的齐家文化风格素璧改制成牙璧，璧面宽平，同向旋转的三或四牙均短绌内敛，外轮廓依旧是个圆璧。滕县庄里西出土的牙璧，燕生东认为不典型，因为晋陕地区用实用圆璧改制牙璧，且制作不伦不类的扉牙。他们也将现成的齐家风格玉璧不够均衡地对切为二，再钻以小孔供穿绳绑缚。似乎为了制作联璧，不惜破坏完整的圆璧，从玉质文理可看出是用完整玉璧切割而成。

3、可能将他处工具类的石牙璋、石刀改变为墨玉兵器，并加饰华东式扉牙

如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藏的石峁文化玉刀。

三、新砦—二里头玉器解析

龙山、二里头时期，中原与周围的各式玉器可分为三类：第1类是璧、琮；第2类是有刃器类，如斧钺（戚）铲、圭、刀、牙璋、戈；第3类是神祖像类，如柄形器、加饰华东式扉牙的玉器。二里头只出现第2、3类，而缺乏第1类。

二里头玉器资料比较周详的参考可见：

郝炎峰，《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喻燕姣、方刚，《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海天出版社，2014。颇仔细统计二里头文化一级墓、二级墓出土玉器情况，亦值得参考。

根据仇士华的《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以及许宏的意见（1750上提到1800BC），可以列出新砦－二里头文化分期最新说：

·新砦 1850-1750BC

·二里头一期 1800-1680BC

·二里头二期 1680-1610BC

·二里头三期 1610-1560BC

·二里头四期 1560-1520BC

二里头文化遗址共出土约五百座墓葬，其中随葬玉器的墓只有25座。从整体面貌來看，玉圭、牙璋、长刀是地位较显着的玉礼器，出现这三类玉器的墓葬，其它随葬品也多。钺、璧戚、戈也是重要的玉器，柄形器是出土件数最多的玉器器类。出有上述重要玉器的墓葬多出有铜器与柄形器，但柄形器也可出在随葬品较少的、级别稍差的墓葬中。说明当时拥有祭祀神祖权力的人相当多。此时玉礼器的组合关系还不稳定、不规范。

二里头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二里头文化共出土28件柄形器，其中25件出于二里头遗址。大部份是A型，四件B型，B型可能直接来自后石家河文化。这四件B型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因其莹润的浅黄绿色系闪玉是典型的后石家河文化玉料；其次二里头二期（1680BC-）前浅浮雕技法雕琢动物面纹玉器的工艺在后石家河成熟，未出现于黄河中游；再次剖面近方形的长条柱体，外壁琢平行弦纹及似半开的花瓣纹等装饰技法及纹饰布局，流行于后石家河文化中，因而被定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

林巳奈夫1996年论证，认为光素柄形器从后石家河文化玉神像发展而来，小屯后岗朱书柄形器更是明证，所以柄形器是华东后石家河文化影响之物。

对比丹土、石峁出土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和黎城出土的玉器可看出，两者都在玉器边缘加饰华东式扉牙，后者受到了龙山文化影响。

二里头三期（1610-1560BC）出土的一件玉戚疑似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许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10》，2016。此件从二期改为三期）。二里头四期（1560-1520BC）出土的一件玉戚被认为用齐家文化玉璧改制。

二里头的圭和牙璋被发现混合了华东华西的文化传统。窄长梯形端刃器在黄河上中下游均有发现，但浅浮雕一圈带状饰纹是源自山东龙山文化，而菱格纹来自后石家河文化。新砦牙璋有山东龙山风格、二里头牙璋柄部扉牙则接近石峁文化牙璋。

1997年根据实物绘制的一件玉器上无铜锈一面，两侧虚线长方框内的纹饰雕于玉圭窄边上，可看出后石家河的菱格纹影响了二里头的玉器发展。

花地嘴出土了一件新砦文化牙璋和一件牙璋残片，古朴扉稜相似临沂大范庄二号石牙璋，虽制作不甚规范，但显然已开始要做出“双并齿”的样子。

二里头出土的四件牙璋中，前三件目测非玉质，其上都有双并齿扉牙和张嘴兽头形扉牙。结合山东沂南罗圈峪石牙璋、二里头青石牙璋、三件1976年戴应新征集的牙璋、四件石峁文化牙璋，比较它们的柄部双并齿，可看出二里头玉圭和牙璋是混合华东华西文化传统的产物。双并齿初见于山东，可能石峁牙璋扉牙也来自山东，但发展出张嘴兽首，或是始于石峁；随后在二里头、月亮湾继续发展。

戴应新在1976年征集的28件石峁牙璋之一呈现出三星堆文化风格，主要特征是V字形刃线、圆穿在扉牙之间器表。可能石峁人群活动的下限为公元前14至15世纪。更值得注意，石峁牙璋出现阴刻平行线、交叉格线，或许是二里头玉器上阴刻线纹重要源头。

石峁、二里头共五件玉戈中均无中脊，均属玉戈早期型态，但石峁的一件无援内之分，更显古朴。从两周时期周文化圈流行从玉戈发展的玉圭，而楚文化圈不用玉圭为礼器的传统反推，戈属华西系器物。二里头三件玉戈中有二件均似改制而成。因为器表刻有平行阴线，3-5根一组，但刻阴线部份的器身两侧并不平顺，多不规则凹凸，疑似用牙璋改制。故推测二里头玉戈可能承袭石峁文化传统。

二里头出土的玉刀全器较窄长，左右约等宽，器表或有格线纹，或以浮雕阴刻框出梯形，两侧端或有扉牙。二里头出土的编号为IV硃3:21的玉刀上有交叉斜格纹，目测可能为第三类典型华西玉料制作。两件玉石刀上的交叉格线结构相似，精粗不同，先将“拟装饰器面”的两边用一或二组平行线框住，再在其间器面铺满较密集的交叉格线。硃3:21用单阴线，而KM7:3玉刀的格线均以三条平行线构成。这种格线纹似乎只出现于夏时期的大刀与可能属夏时期的长版上，其中海外三件（分别存于大英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华盛顿沙克勒博物馆）、大陆两件（河南石门宝塔征集、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石峁文化墨玉刀的材质比较一致，窄长比例较接近二里头（山东龙山较宽），但石峁刀较常两端不等宽。

石峁格线纹牙璋在上海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北京故宫各藏有一件，可将其“石峁式格线纹”与“二里头式格线纹”相比较。总而言之，二里头玉器从山东龙山、后石家河吸收了属于宗教性的文化符码，并从石峁文化吸收了戈、刀带刃器的造型，以及格线纹装饰手法。至于圭、牙璋，似乎兼具华东、华西双方传统。

通过观察比较它们的切割改制，如二里头四期遗存出土用齐家文化玉璧改制的玉戚，其玉料、中孔单面钻、刃部与柄部等厚；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商早期玉戈由二里头文化网格线纹玉刀改制（现存于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盘龙城出土大玉戈也有类似的，其戈身更长，柄端残留格线；河南许昌大路陈村出土另一件玉戈也是第三种华西闪玉制作，戈柄残留斜格纹（河南博物院展出）；清末陕西宝鸡出土西周初年天子赏赐给召公太保的太保戈，长66.5厘米，上面也有“二里头式网格线纹”，只是局部在西周初年被磨掉，加刻铭文（美国弗瑞尔美术馆藏）。

通过比较可看出，首先，新砦、二里头遗址均出现将现成玉璧改制成带刃器钺和戚，且此二遗存中不出现玉琮，可判断他们与齐家文化关系疏远。其次，商早期有不少带有二里头式格线纹的玉器（估计是玉刀）被改制为玉戈，常戈身过长，反映族系不同，信仰有别的实情。最后，流散的、被改制的二里头带刃器，多用华西系玉料制作，且玉质做工常优于二里头遗址出土品，不排除曾有更高规格遗址遭破坏。

对比早年征集流散品和改制器，如许昌大路陈村二件玉戈，以及太保玉戈都是典型第三种华西玉料（灰调、有不规则团块等）盘龙城戈深沁，不能看准。由此可知，二里头文化先民得到了好的华西玉料。但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刀、牙璋等，似乎并非优质闪玉，是否有高级遗存早已被毁，目前尚且不知。

四、小结

距今八、九千年开始，先民磨玉制作单纯的工具、饰物，随着社会逐渐复杂化，玉器逐渐成为身份象征。

距今5500年以降，由于生态差异、宗教思维有别，华东先民崇尚“动物精灵崇拜”，华西先民建构“天圆地方宇宙观”与“同类感通哲理”，先民也将其信仰落实在祭神玉礼器的制作中。

距今4300年以后进入龙山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玉礼器，甚符合文献所描述“执玉帛者万国”的场景。

或因人口膨胀、征伐、迁徙等因素，常见玉器被带至异乡，甚至被切割改制，也见到华西地盘上用典型华西玉料雕琢华东神祖纹饰，暗示着特殊信仰人群的逐步移动。

位居中原的新砦－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具有海纳百川的多元态势，但新砦－二里头先民对异文化玉器改制，以及商早中期对典型二里头玉器改制，都反映族系不同，信仰有别的实情。

对比早年征集流散品与二里头出土玉器，也能获得某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