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考古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手段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让我们穿越到一百年前，再次翻开那段久远而厚重的历史长卷......

1921年，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支持下，作为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首次以田野发掘的方法，发现、认定和命名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

仰韶遗址发掘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认识：首先，这是得到中国政府许可、以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为目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虽然安特生是瑞典学者，经费也来自瑞典，但他的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也是当时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其次，因仰韶遗址发掘而命名的仰韶文化，是第一个依靠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确立的中国史前文化，在万众瞩目中，开启了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第三，仰韶的发掘，引发了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一系列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

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并未影响对以考古学“科学地”重建古史的信心，反而更激发出中国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考古资料构建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的热情。

让我们再回望一下100年间的那些“惊天”考古大发现：

1921年6月安特生等人调查发掘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数十具人骨及一批石器与陶器，1924年出版《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

1921年10月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依据1920年刘长山调查发现仰韶村遗址的线索，首次发掘渑池仰韶遗址，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的遗存，后与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现合并一起命名为仰韶文化。

1921年8月安特生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

1921年，北平历史博物馆调查发掘直隶巨鹿宋代故城遗址，后发表《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

1926年春，通过李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由李济及地质学家袁复礼开展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当年秋，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并运用探沟、探方发掘与纵、横、深三点记录出土物的方法。

在上述重大考古发现工作与发现中，尤以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北京人的发现和北京人遗址的最初大规模的发掘、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来源及其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这几项最为瞩目，在中西方学术界均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与研究中，当时一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即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如李济、董作宾、裴文中、黄文弼、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尹达、石璋如、郑德坤、冯汉骥、林惠祥、夏鼐、曾昭燏、高去寻、贾兰坡、苏秉琦、李文信、阎文儒等。

前排右起李济、吴稚晖、蔡元培、徐中舒、裴文中。后排右起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 、 丁山。

其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化石；

李济全面主持殷墟发掘并统筹中国的田野考古，以及对殷墟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

梁思永引进当时先进的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方法，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以及殷墟王陵的大规模发掘；

董作宾整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开创甲骨文的断代研究；

夏鼐改订齐家文化的年代，纠正安特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体系的错误。以及郭沫若创立标准器断代法等。

100年过去了，仰韶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不断进步，已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大约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吸收广阔地域的早期文化因素融合形成、自身演变脉络相当复杂、辐射广泛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人口最众的一支史前农业文化体系。多元一体中的那个体之主体，重瓣花朵的那个花骨架，实际上就是在仰韶文化奠定的，经过龙山时代的淬火之后，最终走向了以城市和国家为载体的复杂文明体系。

中国考古学从仰韶遗址的发掘启程，一路走来，漫漫百年，逐步建立起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以越来越丰满的笔触描绘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文化交流，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画卷，不断以坚实的考古资料开辟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重建我们的多民族一体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初心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