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亚岐、孙庆伟：皇天后土

殷周鼎革与周原亳社

讲座伊始，孙庆伟教授以“殷周鼎革与周原亳社”为题作主题报告。他首先对“周原亳社”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殷周鼎革之际，周人靠“武王克商”赢得了统治地位。初到统治阶层的周人深感“居安思危”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固政权——“亳社”便是其中的一项。“亳社”，有“亡国之社”之意，是周人建来防止殷人“反周复商”用的。“社”，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古人十分重视祭祀土地神，因此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古人（三代之人）的“社”只是见诸于文献。文献资料表明，“社”的主要建筑有社壝、社主，可能还有社宫。且由于天主阳地主阴，“社祭”也以“阴”为主。因此，为了连结天地，社祭场所一般是露天而建。但是，如果没有出土文物作为参照，我们依然无法说明那时的“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2014年发现的周原亳社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孙庆伟教授继续介绍道，周原是西周的宗教和文化中心。1976年，北大师生在此发掘出了岐山凤雏甲组宫殿墓址，出土了13000余片甲骨；2014年，北大周原考古队又前往当时的发掘现场继续勘察，发现四十年前出土的墓址只是整个遗址的“冰山一角”。经过完整挖掘后，遗址总面积达到了280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这便是“亳社”。亳社社宫总体呈回字形，顶部被人为遮盖——这也是其与一般的社的最大区别。亳社作为亡国之社，不能通天地之气，故时人专门建造了宫顶以阻断上下沟通。除了这一点，另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此建筑专为商人而建：其一，周人的建筑朝向一般是北偏东，该遗址却是北偏西；其二，遗址的礼仪中轴也位居建筑中轴之西；其三，在遗址中发现一块明显为人工切割而成的“亞”字形社主（周代的社主一般是长方形，而殷商时期的建筑、墓址中多用“亞”字形）；其三，随亳社出土的20座墓葬中有16座腰坑墓，考古队从中挖掘出刻有商人名字的青铜器。除此之外，1976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青铜器也为2014年周原亳社的判定提供了线索，即有铭文记载殷遗民迁往周原。

孙庆伟教授指出，周原亳社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提供了新的材料。以前，通过文献记载得知，周原就是周当年的“岐下”所在，周原亳社恰好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可靠的文物依据。亳社墓址出土了19件刻字陶片，在这些陶片上共发现21个“周”字陶文。“周”字相当于今天“商标”，而如此多的国家标志表明此处遗址必是周代重要的国家礼仪场所。联系1976年挖掘出的商人甲骨上，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甲骨是商人从安阳带过此地的。因此，这一挖掘成果也为日后考察殷人迁岐提供了重要线索。

报告结束后，孙庆伟教授还通过短片展示了2014年周原考古队的第一线考古现场。之后，田天老师在简要总结后指出，“社”不仅仅是考古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历史学、人类学的重要命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考古工作者们一铲一铲努力发掘得来的，我们要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接下来，田亚岐老师向大家报告了雍城考古队的新发现——“雍城血池遗址”。该遗址是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秦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雍城郊外秦汉祭天遗址考古新发现

首先，田亚岐研究员简单介绍了雍城血池遗址。2016年，雍城考古队确定了血池遗址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间秦国设在雍城郊外的“畤”。畤是秦汉时期特有的祭祀场所，当时的国君来此祭祀天地。

雍城是秦国史上置都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见证了秦国从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雍城的发掘工作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历经八十年左右由点到面的持续考古，整个雍城基本上已经发掘完毕。雍城正处于盆地之中，周围地形北高南低。这是一座水上城市，几条大河提供了天然城防，城池内的小河也为城市交通、市民生活和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城市布局也受此影响，宫殿在早期建造时既非正南也非正北，呈现出“顺水势而为”的形态。城市发展壮大后，秦人也开始改造自然：在大河上修建大型水坝，让城外的水流入城内的小河；又改造了山上的溪流，以便在枯水期仍有上游来水注入大河之中。雍城遗址总面积达11平方千米，但并非一开始就占地如此之广，秦人在这里生活的三百年间在不断地扩建城市。

当时的扩建顺序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最早的雍城在东南方向，占地1平方千米，从形式上看和在周原凤雏发现的宫殿遗址很像。几十年后，以马家庄为代表，雍城开始向西向北扩展到了7平方千里——当然，此时的雍城依然没有城墙，只是依靠两条大河以及人工挖出的沟壕来围住城池内的建筑。到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建城约200年后，雍城成为大型国都，拥有自己的城墙。城墙的修建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影响：当时，周王朝分崩瓦解，各个国家都在修建自己的都城、广围城墙，秦国自然也不甘落后。此时，雍城的各项城市功能已趋于完善。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大型宫殿区、工匠区等等，甚至还发现有一些别国的窖藏遗址（或为使者区）。此外，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很多秦国特色花纹的陶片及其制作工艺与流程。

2016年新发现的血池遗址则是雍城郊外的祭祀场所——“畤”。“畤”的祭祀活动大约持续了750年，是秦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国家级祭祀活动。据文献记载，秦人共建有四畤，汉人在此基础上追加成五畤。当时，秦人初到关中，担心自身地位不被其他六国认可，便打着周国的旗号建畤来“替周王祭天”，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国家合法性。另外，关中地区本是以周文化为主，秦人迁来后不得不考虑本土人的风俗习惯。

畤祭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置阶段，秦人设置了很多祭祀场所，各有不同的祭祀对象；第二阶段为秦始皇时期，始皇规定雍城祭祀为全国规格最高的祭祀——他本人于公元328年来此地祭拜天地，进行加冕仪式；第三阶段为西汉初期，汉人在秦四畤的基础上又增加一畤，但未对具体环节、仪式进行调整；第四阶段为汉武帝时期，祭天地点从雍城迁至甘泉宫，两地交替使用；第五阶段为汉成帝时期，汉成帝在长安城设祭祀坛（正式取代了甘泉和雍城的祭坛），雍五畤在罢废后由于经学家的反对多油反复；最后一个阶段为王莽时期，畤在经过改革后彻底消失。

以上为历史记载中的畤，考古工作正是依据这些文献线索进行的。田亚岐研究员表示，在发掘初期，大家总认为“坛场”（地面上的大型土平台）应是畤最明显的特征。但其实，这种露天场所经过长期的风雨侵蚀，很难保持原貌。因此，考古队又转换思路，寻找围绕主会场（坛场）的配套设施，如祭祀坑、皇帝的斋宫、畤维护人员的住所、通往山上的道路等等。后来，考古队在发掘工作中将这些可作互证的线索一一落实。

随后，田亚岐研究员解释了判断血池遗址即为“畤”的依据。其一，所有的遗迹都在山体的正阳面，可据此推测这是一次规划而成，并非随意建造。其二，坛场位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下”，与雍郊山头遗址所在的地形正好一致，由此可见，其选址与文献相符合，且也有文献中所说的“为坛三垓”地貌。其三，从遗址的剖面图可以看出，围绕坛场铺设有一道壕沟——这也是秦人常见的做法。其四，羽阳宫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记载雍郊祭场的盛大规模，这些青铜器也应是用来专门运往雍郊祭祀的铜器。其五，在血池遗迹发掘出了一些马骨，经检验，殉葬的马匹在六个月至两岁之间，符合文献记载的“马驹”殉葬习俗。其六，遗址的建筑材料有明显的分层堆积痕迹，由此可以判断，祭场应在山上修建且容易损耗，故不同时期祭祀时会重新修一番。最后，雍山的道路系统在发掘时和行宫一同显露了出来，在雍城周围修建的大道主要出于方便皇帝出行的考量。而在雍山遗迹现场，有一条大道正好通往雍山山脚下。这条路可作为互证，既提供了寻找畤的线索，也为确定遗迹身份提供了参考。

血池遗址的发现对于接下来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址后，血池遗址是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的“畤”，同时也是截止目前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畤。（据田亚岐研究员推测，雍郊的畤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北畤”）。在发现血池遗址后，雍城的面貌也更加完整，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实际的场景支持。其次，祭祀坑中出土的诸多马骨是重要的研究材料，科技考古工作者们可据此对古马的年代、种属等议题开展新的研究。再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血池遗址是信史与补史的重要参照——我们既可通过文献来寻找文物，也可通过文物来证实文献。

最后，田亚岐研究员以“祭天之秩，如月之恒”作为结尾，再次重申祭祀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随后，李零教授、袁靖研究员和邓淑苹研究员就雍城考古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与主讲人进行探讨。

田天老师援引《左传》中晋国臣子对秦穆公曾说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由此可见，古人的祭祀不再是单纯的祭祀活动，还关联到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与材料。这些关联会在考古工作中清晰地展示出来，并在被运用至各学科时彰显了丰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