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探寻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

◇红山文化或许反映着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

“红山先民的领导者踏勘了这处山岭，安排规划了在这里即将修建的建筑群，此后有专职人员根据山坡的地势情况，提出具体的建筑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最后有更多的负责人指派众多的红山先民运土、搬石，展开具体建设。”

站在位于努鲁儿虎山脉绵绵群山间的牛河梁工作站，贾笑冰向记者描绘着眼前这片土地500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让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作出这番“畅想”的，是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等2021年的考古新发现。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年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又增加了新期待。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而或许已踏入“文明门槛”的红山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源头之一。

女神庙并不孤独

2022年1月，辽西大地已是冰冻三尺，牛河梁工作站内，早已结束上一年度考古发掘工作的贾笑冰和同事却没有离开。

“上一年度的新发现让我们感到兴奋，想尽快整理出发掘简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贾笑冰说。

过去，人们一度认为发现于1983年的女神庙是独立存在的。这里的发现曾震动考古界，让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等遗迹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定位为“古国”。

而通过上一年度的发掘，考古队在第一地点新发现一处山台建筑基址，从而发现女神庙是建筑在9号台基址之上，是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上建筑群中的一部分。

“女神庙并不孤独！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第一地点的布局有了新的认识。”贾笑冰说，当年出于对遗址的保护、技术条件的制约等原因，牛河梁很多遗址点都没有进行全面考古发掘。

早先，考古人员就注意到，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附近有建筑遗迹。工作人员把女神庙遗址称为1号建筑址，其北侧的山台建筑遗迹统称为2号建筑址。2号建筑址考古发掘重新启动后，在女神庙北侧发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地层剖面，剖面上层为垫土，底层有石构基础，应为一处人工砌筑的台基，台基向南延伸，将女神庙遗址围拢在内。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明说，通过局部解剖发现，女神庙北侧的垫土积石堆积层向南连续伸展，直抵女神庙遗址的南缘。这种现象初步证明，女神庙建在新发现的这个编号为TJ9的山台之上。

2021年以来，随着国内考古专家前来“会诊”，考古队开始组织力量在女神庙遗址保护展示馆北侧展开考古发掘。

在2号建筑址南侧的TJ5和TJ6山台之间正对女神庙位置，发现一段残存长度约6米、宽约2米的垫土坡道，坡道两侧略低，铺有石块。在这段坡道外侧，考古人员发现了呈对称分布的两段由小石块堆砌的弧形石墙，他们将其称为八字形石墙。

“这段石墙，因有部分露出地表，此前曾被误认为是后人修建的挡水设施，然而这次考古发掘表明，这是红山先民留下来的遗迹。”郭明说，此外，还发现红山先民在挡水墙内修建的东西两道排水沟。这种大型台基建筑和排水设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建筑遗迹。

汇总上一年度发掘成果，考古队逐步梳理出2号建筑址的修建规范：红山先民修建2号建筑址相关设施时遵循了由南向北、沿着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过程，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山台。

考古队还发现，2号建筑址除地表薄薄的一层由腐殖质构成的土壤，其建筑用土可能来自附近的山岭和沟谷，砌筑山台边界墙的石块则可能来自更远的区域，这个建筑群是红山先民精心选定，在一个表面为山岩的山坡之上建筑完成。

目前，2号建筑址可确认建筑面积有6万多平方米，共发现9座台基。考古人员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山台上都应该有建筑，其中TJ1为最高点，可能建有比女神庙更宏伟的“宫殿”式建筑。

“这一发现为认识第一地点及其内的遗迹关系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为进一步判断女神庙的性质和功能提供关键证据。”贾笑冰说，第一地点无论台基规模、结构还是其设计理念，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对认识牛河梁以及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进程非常重要。

　寻找聚落址

发现于40多年前、被称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牛河梁遗址主要是红山先民高等级的礼仪遗存。而辽宁地域内同时期的红山先民在哪里生活与居住还很少发现。

主要源于此，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讨论，已从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持续至今。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缺少进入文明社会的所谓“三要素”，即金属、城市和文字。

“下一步考古重点放在红山先民生活居住遗址上，填补在牛河梁没有发现红山人生活居住遗址的缺憾。”贾笑冰说，在附近区域找到同时代与牛河梁礼仪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大型居住性聚落，有助于更好认识牛河梁遗址的文化内涵、社会状况等问题。

但一个萦绕心头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理想”中的发现呢？

贾笑冰认为，不同地域间文明化进程和特征不一，判断标准未见得一样。“或许红山文化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文明判断标准。”

受访专家指出，距今约5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晚期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所反映的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

贾笑冰说，“红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质层面成就，但更应该重视红山文化精神层面成就，对红山文化精神领域、精神成就的探索十分重要，这是我们判断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这三种崇拜观念发展成熟并且有相应的物质文化遗存，是进入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

“对于文明起源研究，要结合中国特点而进行。”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

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或许反映着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信仰体系化；礼制的起源；中华文化传统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基础；强大的传承力与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以及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历史有机结合等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有专家指出，中华文明起源所走过的道路，是由巫及礼，再到文明产生，“规定了人际关系，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准则”的礼的出现，与中华文明起源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统治秩序是靠礼制而不是靠宗教来建立的。

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使用功能多重性、使用者特殊性等三大特征，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之一。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并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和以玉龙为表现形式的龙图腾崇拜，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

“对牛河梁的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已经开启新的探索之旅。”贾笑冰说。

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博机构和高校院所开展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郭明说，通过跨区域、跨学科的全新方式，我们将对红山文化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有一个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我们期待通过研究能够离古人近一点，再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