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各区域文明化进程与中原中心的形成

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距今5800—4000年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我们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大约在距今5800年前后，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辽河流域、黄河下游地区、陕北地区相继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各地区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

首先谈一谈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和模式。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9000—7000年）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当时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陶器、石器和骨器。氏族内部出现掌握刻划文字和骨笛制作技能的人，但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800—5400年，以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为代表，中原地区出现明显社会分化。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反映当时人口出现显著增长并集中的现象。遗址群中有数个面积在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周围有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遗址中心部位有大型建筑址，应是首领居住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有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根据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军事首领。10余件随葬陶器为低温烧制，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专用于陪葬的明器，这是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葬的规模虽凌驾于其他墓葬之上，但随葬品并不丰富，这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是以首领居址规模和墓葬规模彰显地位，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统治阶层尚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

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转移至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该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有三重环壕，最内侧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其布局呈现中轴线理念的端倪，这与铸鼎原西坡遗址4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分布的格局迥然有别。高等级建筑群位于正中，几座建筑沿同一方向分布，贯穿中轴线，前后递进。最前面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已经初步显现出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布局特点，有学者认为是后代宫室制度的滥觞。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公共墓地，墓主人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品并不丰富，只有少量装饰品。这与铸鼎原遗址群的情况如出一辙，也许仍然延续着以居址和墓葬规模彰显身份的传统。双槐树遗址反映的情况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明显。

其次，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经历了如下阶段。距今1万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开始栽培水稻，为该区域的文明起源奠定物质基础。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经营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葬，出土器物制作精美，反映出当时审美和信仰的进步。到距今8000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这几处遗址的居址和墓葬没有明显的贫富贵贱差别。

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遗址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该遗址发现了距今5800—5500年的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近百座墓葬中，几座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周围有数座中型墓，与其他小型墓分布区域明显分隔。大型墓随葬器物多达近百件，而为数众多的小型墓不仅墓圹狭小，随葬品也仅有两三件日用陶器。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相比，该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十分突出。

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5300年），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存在时间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前后衔接。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高等级建筑区、祭祀区。高等级墓葬规模大，随葬品多达数百件，显示社会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量玉钺的出土暗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反映其权力的宗教色彩，表明当时可能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再次，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宗教权力要素十分突出。北方地区农业起源时间与长江流域相近，如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人工栽培的粟和黍。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围沟聚落，出土了炭化粟、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家猪和各种野生动物骨骼。在部分房址内居住面以下发现了墓葬，随葬有陶器和玉器。从墓葬和居址来看，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500年，牛河梁一带出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高等级祭祀群，多为石块修筑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的积石墓。大型积石墓只随葬玉器，个别墓葬还发现了玉人。在一处较高的山头上，发现一组用石块砌筑的巨大平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应是举行祭祀等大型仪式的场所。在该平台同一山头的南坡，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建筑，内有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泥塑人像和龙、熊、猛禽残块，还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女性头部泥塑像，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的一处中心性神庙。牛河梁遗址群一带没有发现居住遗迹，可能是当时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宗教区域。近年，辽宁朝阳半拉山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积石墓地和祭坛，出土数件石人头像，最高达40厘米，再次印证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色彩。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牛河梁墓地的墓主人应是权贵阶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不见生活用具和武器，暗示祭祀权力是该地区文明的核心要素。

复次，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社会发展，与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大体同步。80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已经栽培粟、黍，出现定居村落。距今5500年前后，出现社会分化。距今5000年以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公共墓地中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墓葬，随葬品也更加丰富。近年，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公共墓地中发现多座高等级墓葬，不仅墓圹规模较大，而且使用木质棺椁，有的使用两重椁和一重棺，随葬有精美的陶器和玉器。从玉器种类看，每个大墓都随葬玉石钺；这几座大型墓的墓主人都是青年男性，骨骼粗壮，有的身高竟达190厘米，很可能是军事首领。值得一提的是，海岱地区最先发明了木质棺椁葬具，以及鬶、盉、觚等带有三个空袋足的陶质酒器，这些因素被中原地区吸收，成为尧舜禹时期棺椁葬制和陶质酒器的组成部分。

最后谈一谈陕北地区文明化进程。近十年来，石峁遗址巨型史前城址的发掘，使陕北地区成为研究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焦点。芦山峁遗址是这一时期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聚落。其中大营盘梁位于芦山峁遗址的核心区，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巨大台基。在台基顶部三座院落呈“品”字形分布，出土了筒瓦和板瓦，把我国使用瓦的历史提前到距今4300年。在这组建筑的南端有一小型广场。芦山峁遗址大规模的聚落体量，特别是“宫殿”式建筑群落的出现，显然是当时陕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居所或祭祀场所，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分化程度已相当明显。

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向周围地区扩散，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力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笔者认为可称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雏形。恰在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的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他们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区域文明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其一，各地普遍出现了龙的观念。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发现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在凌家滩和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大体呈C形的玉龙。山西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葬随葬一件彩绘盘龙纹陶盆。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绿松石镶嵌的龙形饰物。其二，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的理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距今9000年的玉环等玉质饰品；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了玉玦和玉坠等装饰品，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距今5500年，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晚期的凌家滩高等级墓葬中，玉器形态存在相似因素，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交流。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机制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年），中华大地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是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在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如黄河下游大汶口晚期特点的陶扁壶和陶质酒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的冶铜技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积极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夏代后期（距今约3800年），在洛阳平原出现了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发现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在宫城以南，发现了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为礼乐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如玉璋、玉刀、石磬、铜铃等，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突出例证是，这些礼仪用具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甚至远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表明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增强，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加强，这与前述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应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逐渐融入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