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文明社会起源新标准

探源工程坚持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形成作为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除作为直接证据的共时性文字资料以外，还可以通过遗迹和遗物，判断是否出现国家。我们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尚未发现共时性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8个关键特征。

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例如，良渚文化比较普遍地使用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生产工具。良渚文化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最初的小水田阶段。农业的显著进步可以促进人口繁衍，使少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制作以及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例如，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器壁最薄者仅0.3毫米。良渚的玉琮、玉璧制作工艺精湛，反山墓地中，被认为极有可能是“王墓”的12号墓，出土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玉琮王”，其表面的人兽合体“神徽”图案，在1毫米宽度内竟有五条宽0.2毫米的刻纹。这些精致的手工业制品显然出自技艺高超的工匠之手，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作为礼器，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都邑。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非自然原因的集中现象。在一些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例如，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外城更是达620万平方米；陶寺城址面积也达280万平方米；石峁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几座城址内都有比较明确的功能分区，并发现宫城或宫殿区。

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如良渚城址反山12号墓内就随葬多件玉石钺，其中有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以及玉琮和数十件玉璧。陶寺遗址大墓中，随葬有陶鼓、木鼓、石磬、龙盘和玉石钺。在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制作精美的陶质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为巨型都邑、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的出现。如良渚遗址内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积为30万平方米、高近10米的高台，上有数组大型建筑。古城以北修筑了长数千米、宽10余米的水坝。陶寺城址已发掘的一座宫城内，高等级建筑基址的面积达8000平方米。

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已成为统治者，这从墓葬可以得到证明——高等级墓葬分布区域向着独立化方向发展。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是位于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离公共墓地，集中于南城墙附近，四周围墙环绕，单独成区。良渚古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最高统治者及其亲属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

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除社会分化程度之外，还可以从另外两方面印证王权的出现。其一，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墓葬普遍出现随葬石钺的现象。陶寺遗址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但在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随葬石钺。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随着战争频率加快和规模逐渐扩大，军事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权逐渐拓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王权。其二，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内，发现了人骨和动物骨骼。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夏商时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罕见的人殉墓葬。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的墓葬中都是罕见的。

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各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部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不同的小区域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都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