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虎年说，文物中的虎

自2022年2月1日开始，就是农历壬寅年了，壬寅年也是虎年，这里继续发表我的生肖年系列，虎年说虎。

一‬、考古与虎

相比国内数百处考古遗址均出土动物遗存，迄今为止我们发现老虎骨骼的遗址不多，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甘肃、陕西、河南、北京、山东、安徽、重庆、湖北、上海、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共计36处。这些遗址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少数遗址为夏商周时期、最晚至汉代。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老虎骨骼基本上都是破碎的，主要有头骨、上颌骨、下颌骨、牙齿、肩胛骨、前肢的肱骨、桡骨、后肢的胫骨及趾骨等，我们把36个遗址出土的老虎骨骼全部收集到一起，还不能拼出一副完整的老虎骨架，尤其是缺少前肢的尺骨、后肢的股骨等重要部位的肢骨，这可能与老虎在当时是一种少见的动物，加之异常凶猛，被古人捕获的实例极少。古人将好不容易捕获的老虎分食殆尽后，还要敲骨吸髓，骨骼绝大部分都破碎严重，因此即便有残留的虎骨碎片，因为特征点不明确，我们已经无法鉴定到种属和部位了。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现在收集到的老虎骨骼残缺不全的现状。

尽管老虎的骨骼残缺不全，但是有些与老虎相关的人工遗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与老虎相关的人工遗迹中，最著名的当属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图案。西水坡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个遗址距今6500至6300年的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3组跟龙虎相关的蚌塑图案。如45号墓的墓主人为壮年男性，身长1.84米，头向朝南，仰身直肢，墓主人东西两侧，各有用丽蚌、矛蚌和楔蚌等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其中的老虎图案位于人骨架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虎头微低，眼睛圆睁，张口露齿，四肢呈行走状，尾巴下垂（图1）。

关于45号墓的墓主人的身份，学者们做过各种推测，有些学者直接把他跟伏羲、颛顼、蚩尤、黄帝、帝喾等与三皇五帝相关的人物联想到一起，这种分别推测为三皇五帝中的某一位，且自说自话，不去讨论别的研究者结论是对还是错，没有真伪的判别，就可以看出这些推测是多么的不靠谱。我觉得把墓主人视为氏族部落的首领，可能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远古时候巫师和酋长往往是二者合一的，巫师凭借独到的与上天、神灵或祖先沟通的本事，成为号令氏族部落成员的首领，反之，首领之所以能够服人，就是因为自身具有与上天、神灵或祖先沟通的能力。因此，墓主人生前得到大家的尊重，死后的葬式也与众不同。试想要把小小的蚌壳一枚一枚摆出两个1米多长的龙和虎的形状，绝不是举手之劳那么简单的，这些龙和虎的图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们的头部及身躯均呈现出对应的动物的造型，这个摆放的过程很可能是在充满虔诚的气氛中完成的。当时的人在埋葬墓主人时，也应该是赋予龙和虎这两个动物以特殊的含义，这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体现，反映出远古先民的思想。

关于45号墓中这两个龙和虎的图案的具体含义，也有多种说法，我认为之所以如此难解，是现代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差异所致，数千年间因为没有文字流传而造成的思维传承的中断，绝不是轻而易举可以重建的。我们现在很难推测古人理解的物体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是一种怎么样神秘的互相渗透。总而言之，沟通古今，既有待于学者们孜孜不倦的、符合逻辑的、建立在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探讨，也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给我们带来启示和线索。

二‬、文物与虎

与虎相关的文物有不少。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典型器物当为石雕。石雕题材中比较多见的母题除了人面与神面像之外，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虎形。比如在一块石条的中心雕刻出一个背头短发、发梢微微翘起、大眼、大鼻、大脸庞的人面，人面左右对称的雕刻出两只形状完全相同的老虎，老虎为垂首，虎口大张，露出上下獠牙，四肢俯卧，尾巴卷起，虎身及虎尾都雕刻有花纹（图2）。如此生动的雕刻应该是古人对老虎的活动进行仔细观察，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再用艺术的手法把老虎的特征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虎是会吃人的，想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人，在与老虎相遇时，冒着生命危险，仔细观察，然后认真构思，对称设计，精心雕刻，最后将典型的老虎形象留在石头上永存，我认为那位或那些雕刻者无愧于那个时代伟大艺术家的称号。

在石峁遗址所属的龙山时代结束后，进入青铜时代，与虎相关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如收藏在日本泉屋博物馆和法国池努奇博物馆的商代的青铜虎卣，造型独特。卣口为圆形，以一头站立的鹿作为盖钮，提梁两端分别装饰有相同的小型虎首，虎卣主体表现的虎为虎耳竖起，虎眼圆睁，虎口大张，虎前爪抱紧一人，那人双手高攀虎肩，面无恐惧表情，双腿半蹲，双足踏于虎足上，虎的后两足和虎尾构成三个支点，支撑整个器体。虎卣通体饰夔龙纹、鱼纹和兽面纹等（图3）。因为人头位于虎口内，此卣曾被称之为“虎食人”卣，但是张光直不赞成这个虎卣的图案是虎食人的判断。他认为虎卣大张的虎嘴并没有咀嚼吞食的举动，这是人借助虎的力量沟通天地，具有宗教意义。

而1985年出土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毛和电乡民安村的四虎饰铜镈则有另外一番含义。这个属于西周时期的镈钟的钟体较大，剖面呈椭圆形，口部平直，顶上设钮。钟体前后有突起的鸟纹为棱脊，两侧各置双虎，虎首向下，四肢略蜷曲，尾巴卷起（图4）。鎛是王和贵族在举行宴飨或祭祀活动时，与编钟、编磬一起使用的。中国古代自西周时期开始制礼作乐，《礼记·乐记》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音乐自古以来就有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的作用，可以调动人的情绪，激发人的共鸣。遥想3000多年前贵族的宴飨或祭祀活动上，古人可能多次打击过这件装饰虎纹的乐器，这件乐器既表现过气氛的欢愉，也渲染过场面的肃穆，让大家在那样的氛围下，心悦诚服地接受庄严的礼制。

当然，虎形青铜器未必每件都与重大意义相关联。如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的西周青铜虎。耳竖眼鼓，虎足前蹬后弓，做扑攫状。通体饰重环纹。虎口衔一小虎，小虎头向上，眼突出，口大张。大老虎叼着小老虎，着实可爱（图5）。看到这个青铜器，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的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不管是叼在嘴上，还是回眸时看，那种溺爱之情，溢于言表。

嵌错虎耳铜壶是春秋晚期三晋地区的典型器物。器形为八瓣莲花形套口，口沿外侈，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对称的虎形双耳。虎身回首卷尾，口含圆环，作攀缘状。这件器物的纹饰十分复杂，如盖顶莲瓣正面嵌错虺纹，周边饰绞索纹，背面嵌错兽面纹，周边饰几何纹饰。壶身嵌错蟠龙纹，虎形双耳饰细小的羽纹及云纹（图6）。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王墓，属于战国时期。该屏风座以虎为主体，虎四肢匍匐，双目圆睁， 两耳直竖，虎口咬住一只柔弱的小鹿，虎爪抓住小鹿的脖子。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虎、鹿皮毛斑纹均用金银镶错而成。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銎。銎两侧同饰山羊头面，羊口即为銎口，安上屏风恰成曲尺形（图7）。

除青铜器的虎形之外，玉石制成的虎形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殷墟出土的玉虎为青色玉料制成，略有受沁，这是受自然环境下的风化作用与侵蚀作用所致。虎作俯卧状，昂首，张口露齿，臣字形眼，眼角有圆孔，大耳，背内凹，四肢前屈，足雕四爪，尾弯曲上翘，身饰云纹，尾饰人字形纹形成的节状纹（图8）。

汉武帝死后葬于陕西省咸阳市茂陵。茂陵边上的陪葬墓中有一座汉武帝时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墓，在墓前置有各种大型圆雕石刻，以表彰其武功。其中有一件伏虎，虎头、颈与胸连在一起，虎尾倒卷于背上，四肢蜷曲，虎身上的多条刻纹线条流畅，将石虎坚硬的材质做了巧妙的艺术改变，使石质的老虎栩栩如生（图9）。

老虎的形象还出现在建筑遗物中，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一座汉代礼制建筑遗址中，就发现了表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瓦当，这四种瓦当似乎分别出土于不同的方位。白虎瓦当中的虎与瓦当的圆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整体呈弧形，虎头昂起，张嘴咆哮，虎腰内凹，四肢呈奔跑状，虎尾高高卷起。由于白虎是表示天象的，因此虎背上的那个圆圈可能代表了星星（图10）。

河南省方城县城关镇出土的一座东汉画像石墓中，有一幅斗虎的画像，画面左侧那只虎前肢伏地，侧头凝视，似做驯服状。中间为一个头戴帽子的勇士，腰中横着一把剑，双腿大撇，双手抓住右边那只虎的上下颌，用力掰开，那只虎虽然四条腿呈奔跑状，但是受到勇士的阻挡。勇士以一己之力与二只老虎搏斗，并占据上风，颇有几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图11）。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物有些也带有老虎的形象，大多用青瓷制作的虎子是魏、晋、南朝的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其用途有两说，一说是溺器；一说是水器。如这件东汉墓葬中出现虎子，其口部似张口的虎首，背有提梁，虎身较长，下有短矮的四腿（图12）。从出现虎子开始，虎形的器物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三‬、军事与虎

古人可能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因此在军事上也多以虎为尊。如《尚书·牧誓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辆），虎贲三百人。”孔颖达疏：“如虎之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根据《周礼·夏官》的记载，当时有虎贲氏，是护卫王的专职人员。汉平帝元始元年更名为虎贲郎，属虎贲中郎将统领，守卫皇宫。

虎符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的信物。用铜铸成虎形，背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留存中央，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王若派官员前往军队驻地调动军队，需带上右符，左右符验合，方能调动军队。虎符多做得短小，一掌即可握在手中，不易被人发现。陕西省西安市郊区北沉村出土的杜虎符（图13），背上有错金而成的铭文40字。铭文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是地名，古代秦国杜县）。凡兴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其意为用兵超过50人时，必须出示君王授予的虎符验证，方可出兵。不过遇到烽火报警时，则不用验证虎符，可以即刻出兵。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记载了魏国的信陵君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公元前260年的战国末期，秦将白起率军在长平之战中大破赵军，乘胜围攻赵国首都邯郸，魏国的信陵君无忌认识到，魏国与赵国是近邻，又是姻亲之国，对于魏国而言，唇亡齿寒，赵国亡，魏国也将灭亡，救助赵国就是救助自己。因此窃取虎符，调动魏军救赵，抗击秦兵，终于暂时保障了赵国和魏国的安全。尽管几十年后，魏、赵终于没有摆脱被秦灭国的下场。但是信陵君无忌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的行为，一直为后人所赞颂，窃符救赵也成为战国时期的精彩故事，体现了智，凝聚了义，也包含了忠。

四‬、虎与文化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虎字十分形象，专门突出大张的虎嘴及锐利的虎爪。从小篆开始，虎字的字形开始显现今日虎字的雏形（图14）。

在《诗经》里，老虎是跟凶猛、残暴联系在一起的。如《小雅•何草不黄》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意思是那些犀牛和老虎，在空旷的荒野出没。《鲁颂•泮水》有：“矫矫虎臣，在泮献馘。” 意思是勇猛如虎的将军，在泮宫的庆功仪式上，献上割下的敌人的耳朵。《鲁颂•泮水》是歌颂鲁侯的文德武功，但是我们看到了武功背后的血和残忍，人类的历史有很长的一段历程充满着血和残忍。

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就学过《礼记·檀弓下》的《苛政猛于虎》这篇文章。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孔子了解到那位妇人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虎咬死了，那位妇人还不离开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没有残暴的政令。孔子由此告诫弟子要记住，残暴的政令比老虎还要可怕。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贵族土地所有制井田制逐渐遭到破坏，个体小农生产日益活跃。各国统治阶级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田制与税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春秋初年，管仲率先在齐国进行改革。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照土地的优劣征收不同的农业税，让农民合理负担纳税，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保证统治阶级的税收收入。楚国的税收政策改革与齐国相同。晋国则实施“作爰田”和“作州兵”。把土地赏赐给农民，让他们不但有使用权，还有占有权。另外征州人服兵役，开以后军功授田之先河。这同样是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春秋时代变革影响最大的是鲁国的“初税亩”，初是开始的意思，而税亩是指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谷梁传》记载：“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意为鲁国在税亩之后，田税既取之于公田，也取之于农民的私田，原来私田之收成全归自己，现在也要纳税，公田和私田的差别实际上取消了。初税亩从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初税亩的实施，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使其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具体表现。有学者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中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之后，鲁国还先后推出过“作丘甲”（把原来按照一甸田64井出车马兵甲，改为一丘田16井出车马兵甲，负担增加了4倍。）、“用田赋”（按田亩征收兵甲、车马等军赋。）孔子是反对田赋制的，但是执政者季康子不顾孔子的反对，强力推行那些制度。客观地看，那些改革对加强鲁国的军事力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诸侯国争相效仿。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可谓是有感而发的，就事论事。但放到历史进程中看，孔子对于鲁国改革的认识是否符合时代潮流，则另当别论了。

成语中与虎相关的语句有不少，其中的虎口拔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都是把老虎放在一个凶猛、威武的位置，再讲勇士奋勇向前，反映出大无畏的气概。

老虎是猫科中个头最大的动物，生性勇猛残暴。古人在最初塑造老虎的艺术形象时，就赋予老虎这个特性，体现出凶猛、威严与神秘。在语言文学中，也是如此。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权威逐渐世俗化，老虎的艺术形象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但尽管如此，虎威仍在，一直流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