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源流——兼论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的年代

#一国一品#2002 年发掘出土、2004 年清理揭示的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绿松石龙，清晰地展示了夏文化“龙”文化遗存的崭新风貌。2018 年以来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发现的石雕龙，则表现出与二里头绿松石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石峁遗址皇城台及其大台基，体量恢弘、结构复杂，大台基石护墙上还发现了包括石雕龙在内的70多件石雕作品，体现了十分丰富而庞杂的文化内涵。这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刷新学术界对陕北河套一带早期文化的认知。

分析具有夏文化特征的二里头绿松石龙与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雕龙的关系，是认识中原核心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陕北河套一带石峁遗址皇城台文化遗存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

本文主要通过对二里头绿松石龙源流的探索，分析二里头绿松石龙和石峁遗址皇城台石雕龙的关系问题，同时还分析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雕龙及石护墙的年代。

一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主要特征

二里头绿松石龙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二期 3 号宫殿建筑基址庭院内的一座墓葬中。绿松石龙由2000 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原应粘在某种有机物上，和这件有机物一起称为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02VM3 ∶ 5）。绿松石龙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 4 厘米。龙首部较大，为四边梯形，长 11 厘米，宽 13.6～15.6 厘米，由绿松石片粘嵌拼合成有层次的浅浮雕状。龙头略呈椭圆形，凸出于四边梯形框，两侧有卷曲弧线表现的鬓。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前伸的圆弧状凸，因绿松石片塌陷而漫漶不清。以 3 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整块的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在鼻梁玉柱和鼻端蒜头状绿松石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眼为梭形，眼眶内另嵌绿松石为眼角，以弧凸面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形象而有神。（图一）龙身呈波状曲伏，中脊微凸，两侧下斜，从颈部至尾部以中脊线为中轴，将绿松石片粘嵌呈 12 个依次排列的菱形纹，象征着龙鳞纹。龙尾内蜷。在龙身中部有铜铃和铜铃内的玉质铃舌。另在龙尾外 3.6 厘米处有一横向的由绿松石片粘嵌呈小型龙的条形饰，长约17厘米。（图二）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形态所表现的主要特征，有如下诸点。

1. 龙头较大，呈椭圆形，而且略微突出于四边梯形框，呈浮雕状；

2.龙头两侧旁表现有鬓；

3.吻部略突出，吻部两侧旁有前伸的圆弧状凸；

4.以 3 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鼻梁，并形成额面中脊；

5.鼻凸呈蒜头状；

6.眼为梭形，有圆睛；

7.龙身呈长条波状曲伏；

8.龙身以中脊线为中轴有12个依次排列的菱形纹；

9.龙尾内蜷；

10.龙身中部有实用的铜铃和铃舌。

由于二里头绿松石龙出自二里头二期宫殿建筑基址内，二里头二期宫殿建筑基址可能是夏文化、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的文化遗存，所以二里头绿松石龙自然也可能属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的文化遗存。

二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流变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流变，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知存在着两种演变途径。

一种演变途径是作为一种器物形制的演变，即绿松石龙形器这一器物的演变。如二里头等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铜牌饰所表现的演变形式，即由二里头二期的 02VM3 ∶ 5绿松石龙形器演变为二里头二期晚段的 81VM4 ∶ 5绿松石铜牌饰（图三）、再演变为二里头四期的84VIM11 ∶ 7绿松石铜牌饰（图四），以及同样是二里头四期的87VIM57 ∶ 4绿松石铜牌饰（图五）。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铜牌饰都出自墓葬中，而且都与绿松石龙形器一样，有铜铃伴出，表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功能应与绿松石龙形器相同。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铜牌饰的进一步演变形式，可能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属商时期的仓包包87GSZJ ∶ 36绿松石铜牌饰（图六）和仓包包87GSZJ ∶ 16镂空铜牌饰（图七）。

另一种演变途径是龙图案形态的演变。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器上的龙图案、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龙纹饰与骨雕作品上的龙图案所表现的演变形式。即由二里头二期的 02VM3 ∶ 5绿松石龙演变为二里头中期（二里头遗址最初分为早中晚三期中的中期）的陶透底器上的一首双身龙纹饰（图八）；演变至商代晚期，有龙头部带龙角的蟠龙，如殷墟妇好墓M5 ∶ 777 铜盘内的蟠龙（图九），又如 1934 年、1935 年发掘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1 大墓出土的骨匕上雕刻的龙图案（图一〇）。二里头陶透底器上的龙纹饰，龙头较大，与二里头二期的 02VM3 ∶ 5绿松石龙的龙头形态接近，额部有菱形纹。二里头陶透底器上的一首双身龙、妇好墓M5 ∶ 777 铜盘内的蟠龙、西北冈M1001 大墓骨匕上的龙纹饰，在龙身躯上都有以中脊线为中轴从颈部至尾部的菱形纹，与二里头二期的 02VM3 ∶ 5绿松石龙身躯上的菱形纹相同，显示了这些不同时期龙图案的演变状况。其中西北冈M1001 大墓骨匕上龙纹饰与二里头二期 02VM3 ∶ 5绿松石龙的身躯形态相同，龙尾后小龙纹饰条带也相同，或许西北冈M1001 大墓骨匕原本是商代晚期之前的作品。

商周时期青铜器、玉器、骨器上的龙纹饰，不胜枚举。其中龙身躯上带有菱形纹的龙纹饰，其源头恐怕都要追溯至二里头二期的 02VM3 ∶ 5绿松石龙。

三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渊源

依据目前考古发现与公布的资料，探索二里头绿松石龙渊源的分析对象，主要有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盖上刻画的龙纹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石块上的石雕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的彩绘陶盘内表的彩绘龙。下面将这四个方面的龙图案形态进行循环对比分析。

（一） 二里头绿松石龙与新砦龙纹饰的对比分析

新砦陶器盖上刻画的龙纹饰，以双阴线刻画，仅残存龙首大部和龙尾一角。（图一一）龙首主体为近方圆形；鼻凸呈蒜头状；长条形鼻梁，鼻梁上刻四条两行平行阴线，将鼻梁分为三节；两眼为近“臣”字形纵目；龙首侧旁有几道弧线构成的装饰，似鬓；吻部略前凸，吻部两侧有双阴线组成的前伸内弯勾。在龙首前有另一条龙纹饰尾翼的一侧尾端部分，根据残存尾翼的特征，可知该龙纹饰的龙尾翼呈双花瓣对称的“Y”形鱼尾状。王青先生曾仔细分析残缺的新砦龙纹饰，并对龙图案进行了复原。（图一二）该龙纹饰陶器盖残片的年代属新砦遗址二期晚段，即新砦期晚段。

将新砦龙纹饰（图一一）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图一，图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新砦龙纹饰的龙首特征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几乎相同，尤其是新砦龙纹饰头部刻画的蒜头状鼻凸与三节鼻梁的特征，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头部以蒜头状绿松石组成的鼻凸及以 3 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的鼻梁特征完全相同。二里头绿松石龙首的双眼为梭形而不是近“臣”字形，这可能与使用绿松石片镶嵌不易做成“臣”字形眼有关。而新砦龙纹饰的龙尾则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完全不同，分属两种不同形式的龙尾。

新砦龙纹饰的年代略早于二里头绿松石龙，依据两者的龙首特征相同，可以认为二里头绿松石龙的龙首是由新砦龙纹饰演变而来。

然而，从新砦龙纹饰的龙首鼻凸与鼻梁特征来看，其可能是模仿类似于二里头绿松石龙的龙首鼻凸与鼻梁的实物而刻画的。这现象提示了在新砦期晚段应存在有类似于二里头绿松石龙龙首特征的实体作品。

（二） 二里头绿松石龙与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石雕龙的对比分析

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的石雕龙，目前发现有两件，即皇城台大台基8号与 24 号石雕。

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位于大台基南护墙中部偏下，距地面 0.5 米。石雕呈窄长条形，青灰色砂岩，长 130 厘米，高 17 厘米。其上以减地浅浮雕的方式施刻两条尾相抵、头朝外、形态相同的龙，雕纹高 0.57～0.67 厘米。龙首硕大呈弧方盾形，梭形眼，吻部弧凸，鼻梁细长，躯体略肥硕，呈长条波状曲伏，尾部收尖上翘。龙身躯两侧雕刻错落有致的弧形短弯钩，形成斑块龙鳞纹。（图一三）

皇城台大台基 24 号石雕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东段墙体的倒塌堆积中的第③层，位于 8 号石雕东南约 1 米处。石雕为窄长条形，青黄色砂岩，长 179 厘米，高14厘米，厚14厘米。其上以减地浅浮雕的方式施刻人面与龙。整个画面以中部正视人面为中心，左右对称。正视人面两侧分别为龙，龙首相向，朝向正视的人面，龙尾外侧为侧视人头像。整体构图规整严谨，浮雕高0.38～0.72厘米。两条龙的图案结构相同。龙首近方形，水滴状眼，睛描黑；吻部前凸，前凸吻部的两侧呈内弯勾状；眼上端两侧呈半卷云状；龙首后端呈“山”字形，似为龙首冠等装饰；龙身躯呈宽体“Y”字形；尾部连接龙身躯末端宽体“Y”字形的分叉处，呈两条宽带平伸，并在尾尖向外侧弯钩；整个龙身躯与龙尾形成两节分叉的“Y”字形鱼尾状。（图一四）

皇城台大台基 8 号与 24 号石雕龙，形制不同，属两种龙图案。

将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龙（图一三）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图一，图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龙首部的形状和弯曲状的身躯有相同的特点，其余特征区别较为明显。

将皇城台大台基 24 号石雕龙（图一四）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图一，图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的龙首吻部突出及吻部两侧有内弯勾状形态的特征，与二里头绿松石龙的龙首吻部微凸及吻部两侧旁有前伸的圆弧状凸的特征接近，两者的其余特征区别较为明显。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吻部突出及吻部两侧有内弯勾状的特征还与二里头二期晚段 81VM4∶ 5绿松石铜牌饰（图三）的龙首吻部及吻部两侧有内弯勾状的特征相同。二里头二期晚段81VM4∶ 5绿松石铜牌饰是由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演变而来的。这连环的相同特征现象显示，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与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吻部及吻部两侧的特征存在着联系。

通过对比分析说明，二里头绿松石龙兼具皇城台大台基8号与 24 号石雕龙两种龙形态的部分特征，而整体上又分别与两种石雕龙存在明显的区别。这显示皇城台大台基 8 号、24 号石雕龙可能同时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存在着形态上的早晚演变关系。

由于二里头绿松石龙与商代的龙图案存在着早晚演变关系，而皇城台大台基 8 号、24 号石雕龙与商代的龙图案不存在直接的演变关系，由此表明皇城台大台基8号与 24 号石雕龙要早于二里头绿松石龙。

（三） 新砦龙纹饰与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石雕龙的对比分析

将新砦陶器盖上的龙纹饰与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两种石雕龙图案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新砦龙纹饰（图一一）与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图案（图一四）十分接近，而与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龙图案（图一三）的区别较为明显。

新砦龙纹饰（图一一）与皇城台大台基 24 号石雕龙（图一四）十分接近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龙首与龙尾部分。如两者的龙头都是近方形，吻部都前凸，吻部两侧都有前伸的内弯勾。又如两者的龙尾都是呈分叉的“Y”形鱼尾状。至于龙的身躯，由于新砦龙纹饰是残件，仅存龙首的大部分和龙尾的一角，不可详知其身躯的形态，无从将新砦龙纹饰的身躯与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参照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的形态，可知王青先生对新砦龙纹饰的复原（图一二），缺失了龙的身躯，这是受发现局限所致。现依据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的形态，推测新砦龙纹饰应有龙的身躯，其形态可能与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的龙身躯形态接近。

依据新砦龙纹饰与皇城台大台基 24 号石雕龙图案较为接近的现象，可以确定皇城台大台基 24号石雕龙的年代与新砦期晚段接近；依据新砦龙纹饰比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图案更接近二里头绿松石龙的现象，可以确定新砦龙纹饰的年代应晚于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据此可以推定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的年代在新砦期早段范围内。

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龙的形态与新砦龙纹饰区别明显。但皇城台大台基8号与 24 号石雕龙同时垒砌在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上，两者的年代可能接近。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龙的龙头形态、弯曲长条形的身躯又与二里头绿松石龙接近。据此推测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龙的年代与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一样，也在新砦期早段范围内。

（四） 二里头绿松石龙、新砦龙纹饰、皇城台石雕龙与陶寺彩绘龙的对比分析

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绘于陶盘内表，已发现4 件彩绘龙陶盘，都出自大墓中，分别为陶寺M3072 ∶6 （图一五）、M3073 ∶30 （图一六）、M3016 ∶9 （图一七）、M2001 ∶74 （图一八）。陶寺4件彩绘龙的形态，都呈蟠卷状，龙首在外，龙尾蟠卷在中心。4 件彩绘龙的形态大致相同，但细部特征和纹样有区别。目前将陶寺4 件彩绘龙陶盘都作为陶寺文化的早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年前。

将二里头绿松石龙、新砦龙纹饰、皇城台大台基 8 号、24 号石雕龙与陶寺彩绘龙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这或许是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谱系，或许它们之间的年代相隔分别达300 多年与 400 多年之久有关，目前尚未发现连接它们的中间环节的龙形态。

（五）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渊源

根据以上对二里头绿松石龙、新砦龙纹饰、皇城台大台基 8 号、24 号石雕龙及陶寺彩绘龙的循环对比分析，笔者认为，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可以明确：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渊源是石峁皇城台大台基8号与 24 号石雕龙。在向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演变过程中，可能分别吸取了皇城台大台基 8 号石雕龙的龙首与龙身躯的特征以及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与新砦龙纹饰的龙首特征，最终演变形成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形态。

四 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的年代

前述分析表明，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石雕龙的年代在新砦期早段，其是蕴含着夏王室文化内涵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态的源头，据此推测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石雕龙的作用也与夏王室文化有关。

然而，皇城台大台基南侧石护墙的垒砌，是在石雕龙作品原作用被废弃之后进行的，由此可以确定皇城台大台基南侧使用石雕龙石块垒砌石护墙的年代不会早于新砦期，可能在新砦期早段之后。

五 余论

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的石雕龙，与二里头二期宫殿内的绿松石龙，在形态上具有渊源关系，凸显了皇城台大台基的重要地位、作用与性质，以及对于探索夏时期文化遗存的重要意义。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可能属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的文化遗存。如果这一点能够被确认，那么作为二里头绿松石龙直接前身的新砦陶器盖上的龙纹饰，以及年代在新砦期早段、并且是二里头绿松石龙渊源的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的石雕龙，自然应与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的石雕龙的使用，却没有像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那样作为一件特殊的作品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作为一件普通的垒砌大台基石护墙的石块杂乱地垒砌使用，完全丧失了可能与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文化遗存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类特殊龙图案的作用与意义。这表明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不属于夏王朝、夏王室的文化遗存。

附记：本文曾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在洛阳“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作演讲。

（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