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文明的根源

文明是个有些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中的文明实际上并不大文明。许多时候它留给人的印象并不美好：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的生活仍然充满痛苦，更别提那些所谓“文明人”犯的种族灭绝罪行。只有当我们回归理性的时候，看看身边的文明成就，如衣食住行的便利、文化娱乐的丰富、科学技术的先进，才会认同文明是人类伟大的成就。文明和世上所有的事物一样，美好与阴暗总是不离不弃。文明的结果如此，文明的起因又是怎样呢？尽管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解释有许多，不过，从根源上看，考古学家亚利克斯·巴克（Alex Barker）认为只有两种：一种是集体主义的，文明兴起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如抵抗洪涝灾害或应对资源紧缺；另一种是个体主义的（或称个人主义），文明兴起是个体地位分化的产物。在个体地位分化过程中，有的人成了领袖，有的人成了仆从。为了固化社会关系、防止底层反抗，由此形成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组织机构，也就是文明。究竟哪一种观点更合理，研究者们的分歧始终存在，甚至无法弥合。实际上，不同地方文明兴起的原因可能并不相同，而没有统一的模式。有的是集体主义的，有的是个体主义的，一如当代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

当代社会中，有一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词，叫作“自由主义”。“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把自由抬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由不是坏东西，不过自由主义（即自由高于一切）未必就一定是好。自由主义的根本是个体，换个名称就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讲团结，个体主义讲自由。个体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基础。最近看了本书，《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英国学者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dentop）著，该书系统回顾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过程，与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个体是发明的（inventing the individual）。按照西登托普的说法，“自由主义传统唯一承认的天赋权利，就是个体的自由”。自由主义对于西方社会打破宗教约束，释放人的欲望，激发人的创造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任何事物都免不了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比如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个体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把个体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拒绝戴口罩，不肯保持社交距离，使得疫情控制很难有效进行。有趣的是，西方社会不说个体主义，而是叫作自由主义，也算是一种药物包装吧！沾上自由这层糖霜，一般人是很难抵抗的，更何况它有积极成分在内。

我对西登托普著作有个不同的意见就在于，个体并不是西方发明的，它在人类社会有悠久的历史。准确地说，个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明（在非洲地区还要更早），一个直接的考古证据就是个体装饰品。这是对个体身份的肯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个体有了与众不同的标识。这不是说更早的人类社会没有个体区分，比如黑猩猩社会也有不同的个体角色，但是这种个体是生物学意义上，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极大地强化了个体的差异。到了新石器时代，有的人就成了神的后裔，有的人具有绝地天通的能力，有的人具有了天生的优越性，而其他人一代代地心甘情愿地服侍前者。这是十足的个体主义：个体获得了最大可能的利益，个体的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个体行为不需要受到任何约束——只不过是以牺牲其他个体为前提的。现代的自由主义究其本质而言，仍然如此，个体的利益、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行为受到最小程度的约束。至于说因此要牺牲谁的利益，这似乎不是自由主义者考虑的。殖民时代以来牺牲的是非西方社会个体的利益，当没有足够非西方社会个体利益可以牺牲的时候，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冠疫情中西方社会个体的表现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生物意义上的个体早已有之，旧石器时代晚期涌现出来的个体是文化意义上的，这无疑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考古学上，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化大爆炸，文化意义上个体的兴起可能是主要原因，由此个体有动力在文化上去创新。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竞争已经没有多少意义，文化可以使个体改变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态势。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并不能占据优势，文化上有优势才是根本。个体的文化发展反过来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协作分工、利益分配、关系协商、信息传递等随之都需要发展。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社会成员在群体内外过着高度流动的生活，难以保证固定的性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维系个体自身的身份勉强可行，但要把自己的身份传递给子女，就勉为其难了，因为个体并不确定子女就是自己的。一个优秀的猎手，他的威望也仅限于自身，而不能传递给后代。与此同时，狩猎采集社会，尤其是季节性较强的区域，很容易遭受季节性的资源压力，群体的协作对于生存意义重大，因此，这样的社会往往需要存在较强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是抑制个体的平衡器。集体与个体的平衡保障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存，同时促进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大爆炸。

旧石器时代结束，农业开始起源，在有关农业起源的解释中，有一种说法，发展农业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请客吃饭”。这个说法倒是很符合我们的常识，比如传统农村，人们终年劳作，好大一部分资源是用于社会内部竞争的——请客吃饭。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许多人的工作目的仍然保持着原初的结构，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关系（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如此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意识推动了农业起源。但是，农业时代，至少在其初期，也还是非常强调集体意识的。

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聚落强调空间布局，与此同时，个体墓葬的分化也不明显。以辽西的兴隆洼文化为例，其聚落中的房屋往往成排布置，我曾经参加发掘的白音长汗遗址是个双生聚落，以浅壕沟隔开，每排房屋中都有一座较大的房子，而每个聚落中又都有一座超大的房子。该地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很少有这样严整的布局。究其原因，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显然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所以群体内部的协作至关重要。当然，这不等于这个时期个体意识就消失了，个体装饰品依旧存在，还出现了玉器，但是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

就人类文明阶段而言，应该说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都是文明的根源，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可能会有所偏重。具体到地区文明层面上，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一方面这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好理解当代世界两种主要人类文明形态。

当代西方文明无疑是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产物，实际上，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尤其离不开其经济基础。古希腊的农业来自西亚，包括种植麦子、驯养牛羊，但是希腊地形崎岖，缺少适合农业的平原与盆地。完全依赖当地农业生产的话，很难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有利的地方是爱琴海岛屿众多，海上交通条件相对优越。于是，古希腊很早就发展出一种依赖海上贸易的文明形态，贸易的物品不仅仅有奢侈品与其他用以增加首领威望的罕见物品，还有大量的实用物品，如橄榄油、陶器、木材、铜块等，水下考古发现的古希腊沉船上有数量惊人的物资（公元前一三五〇年前后的乌鲁布伦沉船上就有十吨铜锭）。

古希腊文明不断开拓商路，向外殖民，其范围一直延伸到黑海、北非。而商业交换是以个体为基础的，强调商业交换必然导致个体意识的增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奠定了西方文明个体主义的文化基因——向外不断索求、殖民。其影响还可以在文化景观上看出来，西方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而中国则更偏好隐蔽与屏蔽性结构（俞孔坚语），而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两种文明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更多是内向的。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中国史前农业有两个明显的中心：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是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南方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稻作农业。

两种农业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山麓、盆地向沼泽平原扩散的过程。如在洞庭湖地区，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到大溪文化，可以看到这一明显的扩展趋势。长江下游、华北地区也是如此。山麓、小盆地是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水源、石料、燃料供给便利，同时还能有森林、草地两个地带的资源，但是这里适合农业的土地范围有限，人口增加之后必定要向外扩散。除了向沼泽平原方向扩散之外，农业扩散还有一个方向，即向河流的上游区域以及其他更边缘的农业环境，如在辽西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冀北地区发现的裕民文化，年代都在距今八千年前后，这里都属于农业边缘环境。双向的扩散带来两个后果：在河流上游及其他边缘农业环境的开拓，这些地区难以发展灌溉，农业完全靠天吃饭，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恶化；而在下游沼泽平原地区扩展，有灌溉的便利，但需要有大量的劳力以及强有力的劳动组织，而且还会遇到洪涝灾害。还需要注意的是，上游的环境破坏会加剧下游的危机。简言之，中国史前农业的文化生态格局需要应对危机挑战，需要系列的工程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支持下的人口规模与密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华北的沼泽平原、长江中下游泛滥平原地带都有了密集的聚落。这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风险的规模越来越大，便利迁移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因为其他区域也已经有人居住。人们必须要控制在这个地带生活的风险——最直接的风险是洪涝灾害，而且还会出现利益上的激烈冲突。在长江边生活的人们都知道，让一个地方泄洪必定会淹没另一个地方，打开还是加固围堰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高风险地带生活的人们必须要组织起来，必须要有良好的集体意识才能生存下去，能够领导大众的精英也由此脱颖而出，社会复杂性随之提高，文明开始萌生。后来，随着生产日趋小家庭化以及群体间的冲突走向军事化，个体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最终形成国家。在国家正式形成之前的复杂社会可以称为古国（有人可能更愿意称之为酋邦），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多年。简言之，中国文明发生过程中，集体比个体更可能是文明出发点，这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中国史前农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不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中下游，与谷物农业相关联的是驯养猪、鸡、狗等动物，马、羊的出现较晚，是商周时期由中亚引入的。牛的驯化要复杂一些，目前的证据更支持存在多个驯化中心。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史前农业的物种结构是相互补充的，谷物的副产品如糠壳就可以喂养牲口，基本不需要占用专门的劳力。相反，养羊、马、牛（水牛除外）需要专门的草地与劳力，与谷物农业是矛盾的。西亚史前农业的物种结构就是如此，古希腊从西亚引入的农业，也就继承了这种内在的矛盾。由于存在这样的矛盾，交换就成为一种必要。如在西亚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就出现可能用以计数的陶筹，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楔形文字。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史前时代没有交换，差别是相对的，中国史前时代交换的更多是礼仪用品，或者说是奢侈品，而较少需要如西亚、古希腊那样交换牲口、谷物等生活物资。自给自足的中国史前农业经济促进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氏族、宗族、乡土等以社会为中心的观念由此可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展，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相互配合，形成一个超级稳定的文化系统。这是中国文明五千多年能够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当然，个体也深深嵌入在各种以集体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中。

生产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早期文明的发展，但是由此分别形成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导向，后来的发展又不断强化这种趋向，进而成为某种文化基因。需要强调的是，两种文明都发展出了相应的平衡策略。就西方文明而言，能够制衡个体主义的是宗教，只有通过神的约束才能控制漫无边际的个体。历史上，强烈的宗教氛围是西方文明一个显著的特征。中世纪时，宗教约束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高度，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近代西方通过变革，摆脱宗教束缚，依赖契约、法律来约束个体，但这种约束似乎不够强大，于是有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个体解放的同时，毒品枪支泛滥、性解放、家庭解体……还有在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不负责任。

就中国文明的发展而言，集体主义导向是不断得到强化的。大禹治水作为一个神话故事，如果一定要与某个具体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不一定可靠，但是作为一个文明的文化心理的共同记忆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南方的良渚、石家河文明，还是中原文明，都需要克服在沼泽平原开展农业遭遇洪涝灾害的困难。历史时期，南北互济，为此修建了大运河。再加上超级稳定的文化系统结构，家庭、氏族、宗族、家国……层层叠叠的社会关系把个体联系在一起，包裹起来。中国文明史上一直没有很强的宗教文化，是世俗主义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各种集体的约束已经足够强，完全没有必要再创造出一个上帝来约束个体。正相反，为了平衡集体主义，中国历史上发展出来极为丰富多彩的诗歌文化与升仙思想，许多诗歌都与超脱、退隐、佯狂等心理相关，代表个体试图摆脱种种社会约束的心理追求。现实中，那些想暂时退出社会关系约束的人，可以选择去道观、寺庙；即便如今，还是有人选择去离长安最近的终南山修道。

从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集体或个体导向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两者是辩证关系，一般意义上，并不存在哪一个更好或更占优，甚至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个体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以人的逐利性为引导，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近现代中国就借鉴了西方个体主义的发展模式，包括学习了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落后状况，集体主义被贴上了非人性、强制迫害的标签，更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殊不知集体或个体主义并不必然存在好坏，关键之处在于平衡。当前，我们看到如西方这种个体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失去平衡，弊端也日渐显现。个体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终将耗尽，气候危机加剧，生态环境崩溃。社会内部阶层固化，矛盾对立尖锐。在外部，受到越来越坚决的抵抗。当下，在人类生存风险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西方的个体主义应该退潮了。不是说个体主义是错误的，而是说，它在当今这个世界要暂时让位。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真的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该文载于《读书》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