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坚：红山文化：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作出重要贡献

考古学所言之红山文化，是指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0多年至公元前3000多年之间，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弩鲁儿虎山一带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大体包括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全境、通辽市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东北部。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在该区域发现了800多处红山文化遗址，以筒形器为代表的陶器，充满神秘气息的玉器，“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由祭坛、神庙、积石冢等组成的祭祀中心，以及祖先崇拜、动物崇拜表现出的原始宗教和复杂的原始宇宙观，构成了这一史前文化的立体形象。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地域性文化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红山文化的发现——认识长城以北的中国史

红山文化对于我们拓展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何意义?这要从它的发现讲起。

20世纪初，关于红山文化的遗存就有零星发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辽宁锦西首次收集到有关红山文化的遗物。1930年，我国考古学家梁思永进入赤峰开展考古调查。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实物资料。1954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对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的资料进行总结，正式命名“红山文化”。

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以来，2000多年间，中国史学家习惯把目光聚焦于长城以南。但是，在长城以北地区发现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史前遗存，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深刻思考。尹达指出：“如果将红山文化的特征作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这一线索，沿着长城附近的南北地区作系统的调查和重点发掘，将给研究远古中国长城南北文化生活交互作用问题，及研究远古中国的历史以极其重要而丰富的史料。”

随着新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渐成熟，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地区发现了一系列考古遗址，从一个又一个的遗址中，从残破的瓶瓶罐罐和毫不起眼的石器中，研究者逐渐明晰了红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分布范围、年代跨度、文化谱系及与周围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考古工作者见微知著，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上古史。目前，学界大致认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顶峰。遗址分布密集，聚落之间出现分化，出现了超大规模中心性的聚落，尤其是祭祀性遗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一体的祭祀性遗迹，这些遗迹体现了原始的天文观。从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来看，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社会政治大权的阶层。此时，农业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也比较发达。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较大的提高，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出现了建筑、制陶、制玉等方面的专业化人才，而且玉器、彩陶体现出红山人不俗的审美情趣与高超的制作技艺。红山文化与周邻地区的史前文化，如仰韶文化，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总的来说，红山文化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博采众长，这些共同成为红山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红山文化的研究——引发中华文明起源大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展开，一大批原始文化遗址被发现，聚落考古的理念开始运用于田野考古实践，田野考古方法和手段也进行了细化与改进，碳十四测年法得到广泛应用。在这种学科发展背景下，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关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在许多方面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辽宁喀左东山嘴大型祭祀遗址和凌源牛河梁“坛、庙、冢”等礼仪性建筑遗址的发现为标志性事件，开启了红山文化研究热潮，引发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是在全国各地考古工作取得新进展、考古成果不断积累与对考古学科进行思考等基础上的一个探讨。从微观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对遗址的研究更加立体化，包括对动植物遗骸、人类骨骼、孢粉、植硅石、活动印痕，以及各类样品（土壤、石料等）的分析、检测。如在红山文化典型遗址之一——兴隆沟遗址，考古工作者利用浮选的方法，首次找到了兴隆洼文化时期（辽西地区比红山文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人工栽培黍的实物。

在对一个遗址进行显微镜式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进而从聚落和区域的宏观层面上，综合探讨当时的古环境、生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精神意识形态等。随着全国各地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考古学界开始整合讨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演进这一重大课题。

什么是文明？如何判断一种文化进入文明社会？一个文明的演进机制和发展道路是怎样的？在这场中华文明起源大讨论中，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界关注、探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虽然我国许多繁荣的史前文化遗址没有发现成体系的文字，但是考古学文化所展示的早期文明，仍然令考古学者心潮澎湃。对于红山文化，考古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展成熟，并且有相应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是进入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重要标志。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后期出现的“坛、庙、冢”，已经跨入“古国”阶段，是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等大型礼仪性建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中华文明起源所走过的道路，是由巫及礼，再到文明产生，礼的出现与中华文明起源息息相关。

辽西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史前考古遗存的重大发现，极大地刷新了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文化的认识。1983年，考古界在辽宁朝阳市举行了“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座谈会”，苏秉琦在会上提出：要通过考古学研究来阐述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通过考古学为骨骼系统复原起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作出贡献。

中国的地理区位和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造就了我们数千年的文明没有断裂，一脉相承。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者自觉地认识到：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需要考古工作者一铲一铲去发掘；考古学研究的是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去，但同时是在为现代文明构筑牢固的文化根基。

3、原始信仰和独特的玉文化——中华礼制的重要源头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文明起源的路径和机制颇具代表性，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崇龙尚玉、敬天崇祖等或均源于红山文化，使之成为中华礼制的重要源头。

考古学家张忠培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时代，神权和王权已形成，体现了“祀与戎”。红山文化的祭祀礼仪在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等遗迹和相关遗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遗址。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公里，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遗址群发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遗址主山梁的中心位置，由一个单体建筑和一个多室建筑构成。其中，多室建筑长近20米、宽约7米，由一个主室和几个侧室组成。庙内出土了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有的是真人的数倍。这组遗迹的墙壁上画有彩绘，出土了猪龙等大型泥塑和陶质祭器，因此发掘者将其称为“女神庙”。

牛河梁遗址群还发现了红山文化典型的埋葬方式——“积石冢”。积石冢一般建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一岗一冢，或一岗多冢。一个积石冢内一般有一个中心大墓，均位于冢的中心部位，周围有次中心大墓、边缘墓，小墓围绕大墓，显示其间有主从关系。大型墓葬规模大，建造程序复杂，处理精致。而在冢的四周，则摆放着无底的红色筒形器，当属专用祭祀器皿。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显示出“唯玉为葬”的特色，体现出严格的随葬规制。

中华文明中尚玉的传统源远流长。《礼记·聘义》中记载，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君子追求玉的温润，同时，玉还被赋予了道德与礼制的内涵。

红山文化玉器是史前玉器发展的高峰，是红山文化先民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反映，对研究玉文化、龙文化和礼制的起源、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山文化玉器质地精良、玉色清润、制作考究、设计精巧，并且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红山文化玉器最为典型的有四类，包括动物形玉器、璧环类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动物形玉器有玉鸮、玉龟、玉鱼、玉蚕、玉蝉和玉猪龙等。其中，玉猪龙的形态颇为独特，头部似猪，躯体却作蛇形，其形体极富奔腾的动感和力度，形神兼备。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红山文化“C”形玉龙是目前所见最著名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龙的崇拜在此可窥一斑。动物形玉器或许是红山人万物有灵思想观念的反映，体现了原始的动物崇拜。

玉器在红山文化中具有何种文化内涵？除了具象研究外，目前我们还可以从出土墓葬窥知一二。在牛河梁遗址，玉器是最主要的随葬品，形成了“唯玉为葬”的特色。据考古学者研究，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随葬玉人、玉凤，这种玉器组合可能彰显红山文化晚期墓主的王者身份。而男性、女性在随葬玉器种类、佩戴方式和数量上都有所不同，显示了一定的社会规范。

通过考古发掘可知，牛河梁人群对玉器这种非实用品的重视，远远超过与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石器、陶器。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独特、题材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共同构成了一套极富特色而且能表征某种礼规的红山文化玉器群，这表明红山文化可能出现了“礼制”雏形。红山玉器既体现了先民的审美意识，又是礼制与仪式系统的承载物，是溯源中国玉文化传统不可忽视的实证之一。

4、红山文化——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公元前第四千纪是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黄河下游、黄淮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化进程。苏秉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每个区系内的考古学文化，都达到过相对较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出现了“文明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间，也有密切的互动，表现为“撞击”与“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亦认为，各文化区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在史前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各个地区之间进行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互动。相似的物质遗存反映了文化交流与近似的文化意识。纹饰优美的彩陶风行史前各地区，辽西、淮河流域中心文化区发现的玉龟、筒形器等器物，反映出相似的宇宙观和礼仪系统；辽西、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玉钺等，则体现了相近的表达权力的形式，这些都催生形成史前文化上的一体性。

红山文化主要是继承本地区的文化因素，同时又选择性接受周边其他文化乃至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红山文化的玉璧类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黑龙江、吉林地区史前玉璧的影响。从陶器群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流域的文化对红山文化的影响有增无减。

同时，考古学遗存还显示出红山文化对邻近周边地区的影响。如红山文化连涡状彩陶花纹，在红山文化分布区西侧、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中有大量发现。红山文化晚期成熟发达的玉雕业，则有可能促进了东北地区同时期或较晚的文化玉雕业的发展。从更广阔的区域来看，红山文化还参与着同时代的社会交流与文化塑造。比如，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玉人、玉龙、玉龟等高度相似的玉器，反映了两种文化虽然所处地域遥远，但存在着交流与吸收。

红山文化对后世文化有何影响？考古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形的具体物质，还是无形的社会意识，红山文化都在中华文明一体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从天文观来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认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三环石坛、三重方坛，寓意天圆地方，且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的两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的记述近乎一致。

在河南安阳商代的妇好墓中，发现了红山文化玉文化的典型代表——玉猪龙。更令学界激动的是，新近公布的考古材料显示，春秋战国之际，陕西省一座诸侯国国君夫人的墓葬中，也随葬了红山文化代表性的玉猪龙。红山文化的这种物质符号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早到晚，不断地扩大、延伸着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无论是在史前还是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北方地区燕山、阴山这条东西横亘的山系，基本上位于北纬41度和42度线上下，是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其南北两侧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业形态。南侧宜农，北侧宜牧，南侧是中原大地，北侧是北方各民族。距今大约三千五六百年的商代晚期，由于气候的变化，北方游牧业逐渐形成，北方各民族不断越过阴山、燕山和长城，与中原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共同写就了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赓续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史。

百年来，考古学者孜孜不倦地用田野材料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以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为例，相距1000多公里，时间相隔3000年，不同区域文化之间进行着超越我们现代人想象的交流与传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中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又影响数千年，造就了我们的现在，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