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超:谁铸造了神秘的三星堆铜器
#2021生机大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大家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相当关心。如果感兴趣不妨听听目前国内最年轻有为的考古学教授黎海超的研究。
视频讲座:最年轻考古教授为您讲授三星堆铜器来自何方?
黎海超目前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三星堆5、6、7号祭祀坑发掘主要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致力于在资源与社会的视野下,结合现代科技方法复原古代中国的复杂网络。他本硕师从武汉大学著名商周考古学家张昌平教授,博士师从北大徐天进先生,且是北大和牛津联合培养博士。目前已经出版专著两本且多篇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是目前我国顶级考古专业牛校中最年轻的考古学教授!
提到三星堆,很多人会想到坊间那些类似外星文明的奇谈怪论。针对三星堆铜器出处的问题,黎海超给出了新颖的答案:三星堆铜器来源复杂,当地自产和外来“进口”均有,甚至可能存在“订制品”。
他通过科学证据和逻辑推理,证明了三星堆文明与同处商代晚期的黄河、长江流域其他文明存在密切的交流,而目前分析的三星堆铜器,原料来源和铸造技术多非当地特征。
此外,他树立了“现代考古是一门文理结合的综合性学科”的印象,也分享了历经九十多年的三星堆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跳出三星堆,站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地理视角,去探索三星堆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关系。
提到三星堆,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的感受应当是共同的,就是两个字——神秘。那为什么三星堆会给大家这样一种神秘的感觉呢?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三星堆的铜器实在是太特别了。我们看到这些巨大的青铜立人、神树等等,在其他地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以至于会出现将三星堆与外星文明联系在一起这种奇谈怪论。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奇异的铜器到底是由谁制作,是在哪里生产的呢?我们的团队围绕着三星堆铜器的产地问题做了很多的研究,这可以说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但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简单,我们看到它涉及的层面非常之广。因为制作铜器的,有可能是三星堆的工匠,也有可能是商王朝的工匠,或许是长江中下游其他区域的工匠。它用的原料呢,也许是当地的原料,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运输过来的。
面对这种复杂的问题,我们光靠传统肉眼的考古学观察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很多高大上的现代科技也要应用进来。
很多人对考古可能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一提起考古,脑海中有一个画面——一个个晒得黢黑的人趴在地上拿着小刷子去清理文物。但实际上,一名考古学家,除了要擅长考古发掘以外,还要熟悉文献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懂得很多现代的科技分析方法。这是一门真正的文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最近几年,我们的团队一直在探索怎么将传统考古和现代科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针对这种产地问题的研究,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全新的研究理念,叫做“形”、“工”、“料”相结合,加上“时空对比法”。简单地说,它的意思就是将每一件器物的形制、纹饰、工艺、原料——所有的信息都揭示出来,再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去进行对比。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了。
带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与三星堆博物馆合作,对1、2号祭祀坑出土的一部分青铜器做了系统的科技分析。我们做的分析类别很多,但这里重点要讲两类分析:铅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铅同位素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地球上不同区域的矿山,它成矿时间的年龄是不一样的,所以铅同位素也会不同。那么利用这样一个原理去分析铜器的铅同位素,就可以去追溯它使用原料的矿产来源。至于微量元素,我们又管它叫做指纹元素——就像人的指纹一样,通常不同区域的矿藏,它的微量元素组合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最近几年,牛津大学提出了一套解释微量元素数据的新方法叫做微量元素分组法,简单地说,就是根据微量元素含量的不同将原料分为很多不同的小组和类型。
一、三星堆庞大的“世界网络”——来自横向空间对比的证据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研究结论。首先我们从空间上看一下我们数据的结果。表格中这个百分比的数字代表的是这个小组的原料所占的比重。我们看到,第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三星堆本地风格和非本地风格的铜器使用的竟然都是相同的原料——都是1组和2组类型的原料。
什么叫做本地风格?指的就是图中所示的这种大立人、神树还有青铜头像等等,只在三星堆当地看到,但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三星堆当地特色的铜器。非本地风格的主要是尊、罍这样一些容器,它主要在其他区域出土,不是三星堆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两类风格迥异的铜器竟然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原料,这是让我们非常震惊的一个发现。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把三星堆的铜器与它同时期北方商王朝的铜器数据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到既存在明显的联系,又存在一些差异。那这种联系,实际上,在铅同位素的分析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根据我们还有前辈学者的一些分析,我们发现在商代晚期这个时间段包括三星堆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的青铜文化都流行使用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原料,叫做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特殊原料的广泛流行也表明三星堆当时它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一个交流密切的巨大网络之中的。
我们从考古学上也可以看到关于这一网络的很多明确的证据。比如说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相同的器物在安徽的阜南也可以看得到。实际上类似的器物当时是在整个长江流域都有广泛的分布的。再比如像汉水流域的这种青铜面具,在江西的新干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当时整个的长江流域已经通过水路连接成了一个密切的网络,而这网络中的每一个点都与北方的商王朝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可能是我们考古上能够看到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首次形成的大型交流网络,而三星堆它所展示出的交流范围还要超出这一网络。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种玉琮,虽然说它的产地我们现在还不明确,但这种器物是浙江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因素。两地有多远呢?超过了一千五百公里。再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这种海贝,它们是只在中国南海、印度洋这种热带海域才出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三千多年以前这种小小的海贝是怎么样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来到今天的广汉呢?即便在三星堆与印度洋之间修建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让一个健壮的成年人每天连续不停走八个小时,那也要走两个多月才能到达。更何况路上还有各种崇山峻岭、天险阻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这句诗让很多人误以为三星堆是一个闭塞的文化。但事实上,三星堆所展示出来的与周边世界的联系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想要真正地理解三星堆,首先我们就需要跳出三星堆。
二、三星堆铜器多元化的产地——来自纵向时间对比的证据
下面我们再从时间对比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数据的分析结果。我们最近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巴蜀地区铜器科技分析的数据库,它涵盖了巴蜀地区从早到晚各个时段数据的一个总和。
这是我们分析的一些代表性的铜器的数据,这张表格展示了我们最终的研究结果。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首先,三星堆的铜器使用的原料是1组和2组,刚刚已经提到了。对比来说,成都平原当地从商到西周再到东周一直使用的是什么?是完全不同的4组和7组原料,这个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我们认为成都平原当地很可能有着一个大型的矿山。它沿用的时间非常久,可能超过了千年的时间,而三星堆的铜器并没有使用这种当地矿源的原料。铅同位素的分析也支持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看到三星堆的铜器,它的原料并非当地的,它的技术也并非当地的。由此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推论:三星堆有很多铜器可能并非在当地生产。
从铸造工艺上,我们也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去过三星堆博物馆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很多青铜面具它会在额头正中刻一个方孔出来。如果你再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方孔的形态都不太一致:有的方孔是非常规整的,这种规整的方孔它是与面具整体一次性地铸造形成的;但是也有一些方孔,正像图中展示的这件一样,明显地是后期切割出来的。大家如果有时间自己可以回家尝试一下,在不借助钢铁工具的前提下把几毫米厚的合金铜板切断、切出方孔,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我们看这位工匠,刚刚尝试划了两条线,太费劲了,干脆就直接放弃了。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费解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制作面具的时候,你把这个孔一次性地制作出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操作。那为什么三星堆的先民要用这种费力的后期加工的方式呢?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很可能制作这些面具的人不是三星堆的人,他不了解面具的一个功用,而忘记将这个孔制作出来了。那三星堆人拿到之后不得已为了要用它做了一个后期的二次加工。这个也是有一部分铜器并非在当地生产的一个证据。
那还有这样一些铜尊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信息。最左边的这件铜尊呢,它从整体的技术到风格来看,很有可能是商王朝的首都殷墟或者是长江中下游某个地区的产品。但是仔细来看,它有个特点是它在最下边圈足的部位有一圈小的圆孔。这些圆孔是三星堆的特色,在其他地区我们是看不到的。我推测,它可能是发挥一个钉孔的作用,是为了将这种圆尊与其他的器物结合在一起。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这样的一些小圆孔非常规整,有可能是铸造出来的。假设说如果它是真的铸造出来,会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那也就说明可能制作这件铜尊的这个工匠是为了符合三星堆人的需求而专门做出来这样一件东西。换句话说,它有可能是订制的产品。类似的例子还有更多。
三、想要真正地理解三星堆首先就需要跳出三星堆
我们一直在说三星堆的铜器有很多可能并非在当地生产,那到底是在哪里生产的呢?我们基本的一个观点认为:来源并不单一。比如说,当时北方商王朝的首都殷墟遗址、长江中下游的很多青铜文化的地点都有可能是来源地。因为我们通常会发现,某一个地区的铸铜作坊,它使用的这种铸造技术是相对固定的。而在三星堆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器物却使用了不同的铸造技术。比如说,这种青铜面具的耳朵与面部的连接方式就有分开制作以及整体一次性浑铸的不同的方式。
故事讲到现在,我们实际上对三星堆铜器的产地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我们认为有很多铜器并非在当地生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三星堆的先民自己一定是可以生产青铜器的。所以如果将来在三星堆发现铸铜作坊,这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在三星堆最近的发掘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出土的铜器就有可能是三星堆的先民自己制作出来的。
我们的研究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没有解答,比如说:哪些是它自己生产的?哪些是其他区域生产的?那其他区域的人为什么要为三星堆人来制作这样的一些铜器呢?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去解决铜器在哪里生产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够看到三星堆与同时期周边世界形成的这种巨大的交流网络,也能够更好地去理解三星堆在古蜀文明发展脉络中的意义和作用。
三星堆的确是特别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它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内在的关联。从三星堆发现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谜题,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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