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与仰韶百年和考古百年

我国史前彩陶遗存极为丰富，发现与研究的历史相当久远，基本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相伴始终，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二十世纪初期，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也是中国史前彩陶发现与研究的开端。此后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在东北地区，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在山西、河南地区也相继发现了若干彩陶遗存。 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阶段，在获取彩陶资料的工作方法上较为原始。多数采集与收获的彩陶标本缺乏准确的出土层位，出版著作集资料与发表与一体，研究性强于资料性。此时“西来说”为彩陶研究的核心，开中国彩陶研究之先河。与安特生相比，梁思永与李济对“西来说”持审慎的态度，对资料的梳理也更为科学与严谨。

二十世纪上半叶，1931 年由梁思永主持的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5 年，夏鼐发现齐家期墓葬填土中的仰韶期彩陶片，为解决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提供了地层上的实质性证据，也是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中国的田野考古在逐渐形成的地层学方法指导下步入正轨，使得此后的彩陶研究开始关注出土层位。 1953 年，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为史前彩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日本学者在中国北方、东北及台湾的开展相关考古工作，并且陆续在长山列岛、赤峰、大同云冈、临汾盆地、澎湖列岛良文港等地发现彩陶遗存。 1948 年裴文中的《中国之彩陶文化》系统梳理了中国彩陶的分布及年代，注意区别“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内涵的不同，并提出了彩陶是否单一起源的问题。这一时期仍受“西来说”的影响，裴文中、尹达、夏鼐、安志敏等一批学者在关注彩陶研究的同时，也注重讨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

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石兴邦主持的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节点。文革之后各大考古专业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中国考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考古类型学研究逐步成熟，彩陶器形与纹饰之演变规律的讨论成为热点，运用类型学、花纹母题之间的组合关系，张忠培、严文明、杨建芳撰写了有关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发展演变的文章。

除此之外，专题性的彩陶研究也逐步展开。1957 年马承源从艺术的角度对仰韶文化的彩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然这一时期彩陶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心仍以黄河中上游为主，但其他各地出土的彩陶也开始受到重视，至七十年代末，江苏、甘肃、青海等区域性的彩陶图录相继出版。一些关注彩陶文图寓意的文章相继出现，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改革开放为国内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中国考古学也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 苏秉琦关于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建立，彩陶遗存在这一背景下有了新的内涵，有关河南、青海、新疆、山东等各区域的彩陶研究相出现。这一时期张朋川与李水城的两部有关彩陶的研究最为突出。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将自己在西北地区所做的十数年工作进行梳理，将考古研究与艺术史相结合，同时具备一定的科普性，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彩陶图案进行了系统的工艺美术研究。李水城的《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从考古学意义上梳理了半山与马厂文化的彩陶遗存，为此后的彩陶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意义。 此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有关彩陶图案寓意的讨论文章，其中鹳鱼石斧图、鱼鸟彩陶图、人面鱼纹彩陶盆等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严文明、赵春青、袁广阔、徐永杰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二十一世纪初至今，随着新思想与新方法的不断引入，彩陶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最近几年在这一领域较为突出的者当属王仁湘，其自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延续至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庙底沟彩陶遗存的著作。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注重对彩陶图案纹饰的探讨，此外，冯时、陆思贤、王克林等也都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来研究彩陶图案的寓意。除了传统的考古研究，具有艺术史及科技背景的学者也参与到彩陶问题的讨论中来，为彩陶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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