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历史的真相》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遭遇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受到质疑。历史究竟是应该用来激发族裔文化自豪、自信还是应该传授有关往昔的客观事实？历史必须一再重写以消除种族与性别的成见，还是应该超越当今混乱的政治社会议论之上？传授一贯的国家历史是民主政治必须的吗？面对一连串问题，本书通过对“历史真相”问题的重新思考，正面回应了这些危机。其中不乏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

一、作者简介

本书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最初是由三位美国女性历史学家写成，后由台湾的翻译家薛绚先生最先翻译，后刘北成先生根据薛绚的翻译，再经过仔细校正和翻译，才有现在流行于市面的简体字版本。故需要对三位作者和两位译者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乔伊斯·阿普尔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著有《历史想象中的自由主义与共和政治：1790年代的杰弗逊式看法》、《17世纪英国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曾于1991—1992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林恩·亨特，美国宾州大学安柏格历史讲座教授，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著有《法国大革命的家族传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曾主编《新文化史》以及《色情之发明：诲淫与现代性之起源,1500—1800年》。玛格丽特·雅各布，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历史学教授。著有《启蒙时代的生活：18世纪欧洲的共济会与政治》、《激进的启蒙运动：泛神论者、共济会员与共和党人》、《牛顿主义者与英国革命，1689—1720年》、《科学革命的文化意义》。

两位译者为：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著名学者、翻译家。译有《历史研究》《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合法化危机》《巴黎，19世纪的首都》《白银资本》《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等大量经典史学著作。薛绚，台湾翻译家，译有《费正清论中国》《世界、文本、批评者》等著作。

二、内容概述

作者考察的并不仅是美国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既肯定了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又没有否定一部国家历史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她们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根基，并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这本书还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与美国史学的关系都作了分析性的论述。正是由于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激进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洗礼，作者不是美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的替嬗看做是“理性的进步”，而是注重分析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史学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哲学—社会思潮变化。更准确地说，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单纯是史学的背景，史学乃是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内容详情及评论

(一）知识的绝对主义

作者首先对美国史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反思，想由此引导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但作者考察的并不单单是美国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这正是本书的新颖独特之处，使读者在多种知识之间相互联系，虽然令人难懂，却更发人深思。作者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知识的绝对主义"之中，作者既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又追溯了正统美国史的形成过程。

作者从两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即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是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作者假定科学家是一位文化英雄，可以以中立的、客观的眼光研究自然界。它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绝对中立的，因此它可以保证世界不断进步。作者认为，正是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培养了历史学的自信，使它从讨论世事的变迁转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一部分，作者有些夸大了科学对史学的影响。确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对将史学从基督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功不可没，但是早在希腊罗马时期就产生的史学，其本身就具有悠久的传统和自信。

其次是现代性观念。作者主要从新的时间概念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学的现代化。新的时间概念将时间看成是实在的、有顺序的、统一不变的存在体。这对历史学产生了以下影响：首先，进步史观开始取代基督教史观。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影响下，历史时间概念也具有了直线的、统一不变的、有方向的和现实的特征。这使欧洲人开始有了现代所谓的历史意识，即相信人类不再是背离上帝而走向堕落，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朝向现代迈进。进步史观就这样取代了基督教史观。其次，新的时间概念出现后，历史学才可以形成一门科学学科。因为只有当历史被解释为按统一不变的时间推展的俗世故事时，人们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则。最后，新的时间概念还促成了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形成。由于时间被设想为独立的，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的，这就等于假定了人类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势必要在直线型的时间进程中经历同样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美国现代化理论三家学说都助长了一种西方历史学形态，即把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同质化而纳入西方式的一般发展模式。

本书的第三章作者着重追溯了正统美国史的形成过程，即“历史造就一个民族”。作者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历史、科学与民族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国家、民族认同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初的美国历史学者用启蒙思想所推崇的科学的治史方法，配以民族主义观念，对生活在北美大陆的这一群体作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描绘。在当时的史书中, 充满了天赋人权、科学进步的理念。将美利坚民族描述成为一个引领人类前进的伟大群体。这种历史灌输给一代代的孩童和移民，可以使白种的美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和国外找到自己的定位。正如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所说：任何机制想要维持良好状况就必须控制其成员的记忆。塑造具有上述功用的历史记忆取得了成功。个人和国家的认同也被融为一体。这样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美国也就借此根基而生存、发展、壮大。历史学在这里显示了它特有的建设性功用。在这里作者着重肯定了史学在国家和民族建立中的作用，这与现在强调史学不过多参与政治相反。事实上史学也确实和国家政治密不可分。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具有适合市场经济运作的个人野心和必要知识，而是因为美国历史将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在了国民意识中，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促使美国人采纳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行为模式。到19世纪末，经过几代史家的努力，正统美国史已具有了如下特征：一、它的主要内容是用综合性和描述性的历史手法讲述自革命年代开始的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故事。进步主义是它的主旋律，迈向现代化是它的目的；二、主张美国例外论。它塑造了具有独特气质的美国国家性格，使美国背负上了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使命，成了全世界的典范；三、具有排他性。作者认为这部历史是以"男性、白色人种、新教信仰"为主，而少数族裔、女性、劳工阶层则处于依附地位，甚至忽略不写。

（二）绝对主义下台

所谓绝对主义的下台正是20世纪美国史学所面临的危机。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历史学所存在的危机。

首先，正统美国史的瓦解引起的认同危机，作者主要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进行论述。时间进入20世纪不同的声音开始在美国史学界回响。首先是以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派历史学家对美国立国的根基——宪法的质疑，力图揭开宪法在人民心目中的神秘面纱。并且把人民重新定义为：“没有权利的大多数”，同时告诫历史学家必须往政治辞令的表象之下去看，以便找出人的真正动机。20世纪30年代，派瑞·米勒通过对北美大陆殖民时代的研究，对清教徒的思想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二战之后，社会史研究在美国有了蓬勃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人们逐渐发现了科学的根本弱点。通过对牛顿和达尔文的研究，人们发现那些所谓大科学家的科学结论，一直被奉为真理的东西也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已经不复存在了。

此外作者还强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类历尽千辛万苦筑起的科学大厦，居其最高处的竟然是可致人类于死地的毁灭性武器。在人们逐渐丧失安全感的时候，对科学的怀疑与日俱增也是必然趋势。作者还特别提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对正统美国史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大规模地扩招，就历史学方面来说，19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教育普及时期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几乎是以前的四倍，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族裔、妇女、劳工阶层等边缘人群。他们的出身及经历使他们很难认同以精英观念为基础的国家历史，因此，便开始借着写博士论文的时机塑造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记忆。于是，史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多集中在关于劳工、黑人、妇女等正统美国史所忽视的社会史方面的题目上。可以说，大学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阶层对国家历史的统治，而使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历史得以浮出水面。

其次，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及其现代性危机。历史学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历史叙述形

态是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攻击是和对历史的叙述形态的怀疑联系在一起的。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没有超出意识形态范围之外的真理。后现代主义是尖锐、敏感的批判者，他们在重新认识科学真理的过程中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但同时也容易使人类的认识活动陷入不可知论的绝望境地。现代性危机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面对20世纪晚期的史学危机，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为传统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美国当前正遭到一场来自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新社会史研究的新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此反对任何革新，主张回到绝对主义知识统治的时期；一为相对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历史是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作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极端，所以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即作者提出的“新的学术理想国”中她们走的是一种中间路线。

（三）新的学术理想国

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只批判不建设"不同，探寻美国史学危机的根源，重建学术理想国

一直是作者写作本书的主旨。作者的立场处在传统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之间，既肯定了历史

学的求真功能，又没有否定一部国家历史的必要。在此基础上，作者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根

基，并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

首先是重建历史学的根基，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史学客观性标准的重新解释上。作者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直觉智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承认历史叙述和事实可能不符。她们将历史学的客观性重新解释为：发问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说来是，历史学家选择某件事情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他的好奇心引起的，而在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主客体间的关系已经展开了。而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这个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的个人旨趣、思想甚至个人的脾性都会渗入其中，因此，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回击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叙述体的质疑，认为他们因为历史学家的活动有创造性，就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是仍停留在19世纪的思维方式上。作者重新界定了历史学和科学的关联，认为科学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科学和人类科学本来是能够共存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改革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只是20世纪的知识冷战将科学包裹在了国立机构中，破坏了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联。因此作者主张，历史学应跨过这道鸿沟，与科学重续前缘。

其次，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作者提出以务实的实在论与实用主义为史学民主实践的哲学根基，重建多元的美国历史。其具体设想为：一是承认多样性和差异。作者既反对从单个群体的角度重写过去，也反对超越族裔政治和性别认同，而是主张将"美国人所有的认同主题和变奏收录进去；二是肯定国家的作用。作者认为国家仍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强势的统一力量，族裔认同需要靠国家认同来进行协调和保护。作者提出了史学民主实践的哲学根基，即实在论与实用主义两者的结合： 一方面相信人所感知的世界与外在世界有相符合之处，人可以知道外在世界的真相；另一方面在确定真理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原则，各种观点都可以平等竞争，而真理的产生则在于平等竞争中形成的共识。在史学的民主实践中，作者特别强调大众的作用，她们甚至把大众的参与看作是撰写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

四、总结与思考

《历史的真相》这本书可谓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书，虽然只有二百多页但是内容着实博大精深，以上内容简介仅仅是对本书的一个概括，其精髓是需要多次详读方能体会。本书咋看之下即像美国的史学史，又像一本专讲近代以来世界学术思潮的书，并且还有很强的史学理论和哲学的成分，令人着实摸不着头脑。读完细品之后才不得不佩服三位作者的史学功力之强。

历史的真相也就是我们说的历史的客观性，是历代历史研究者所孜孜不倦追寻的目标。但是历史没有所谓的绝对客观性，我们所记述下来的历史多少都包含一定的人的主观性，我们只能尽力去追求历史的额客观性。所幸三位作者也给出我们一定的答案，即所谓”新的学术理想国”。她们将历史学的客观性重新解释为：发问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还强调务实的实在论，承认多样性和差异，肯定国家的作用。

作者对追求历史的真相的答复还是很全面的。她们将历史的叙述不仅仅看做历史学家的事，历史是阐述和解释历史的主客体的一种互动关系。这里对历史客体的强调是过去历史学家所经常忽略的。然后既然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必然要以踏实的实在的态度经行历史研究，实在论的提出，无疑对目前比较浮夸的学术风气有一定指导意义。然后对多样性的接纳，提倡历史叙述的多元性，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追求的客观性。如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不同视角不同阶级眼中的历史，如此可大大接近于客观的历史。最后作者还强调了国家的作用。毕竟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国家依然在人类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的这些观点可能依然不够尽善尽美，毕竟她们也是历史大潮流中的芸芸众生，她们对历史的客观性的追求也多少受到她们的时代和所受文化教育的影响。不过她们对“新的学术理想国”的追求，以及提出的方案依然是十分值得大家深思和学习。

附记：该文为2013年学习的心得体会，分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