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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vs陶寺:到底谁“最中国”?

我要新鲜事2023-06-03 09:21:560

二里头与最早的中国

许宏研究员首先针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了解释。他在“邦国——王国——帝国”三大历史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关于二里头在宏观历史中的定位,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玉石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随葬奢侈品的墓葬。二里头的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

许宏研究员针对“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一观点进行阐述

此外,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许宏研究员对此观点,提出了几个有力的例证,加以说明。如在玉器方面,云南地区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在青铜器方面,爵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直贯穿中国历史,而最早的爵便发现于二里头;在建筑方面,大都无城、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无疑都显示了其中心地位。基于以上论述,许宏研究员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疑义。

陶寺和最初的中国

何努研究员认为“最初的中国”这一概念,可以分为“中”和“国”两部分理解。“中” 应指“地中”的概念;而“国”即国家。从考古学角度判断国家的方法,在微观层面上,首先要研究都城。通常都城应具有城墙、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王陵区、工官管理的手工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行政管理机构直接控制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等要素。如果符合上述标准,那么所研究的遗址即可称为都城,而这个都城所代表的文化,或者说这一考古文化所控制的区域可以说便进入到了国家的形态。而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央和地方是否具有某种关系,也能判断这个社会是否进入到一个国家社会体制。

何努研究员围绕“陶寺和最初的中国”发表看法

然后他着眼于陶寺遗址,介绍了陶寺遗址的早期墓地和随葬品,以及陶寺文化的编年谱系,即三期的年代框架。199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将陶寺作为一个都城来探究,目前基本确定了陶寺城址及其发展阶段。陶寺早期城址并不大,有一个宫城,后来发现的所有大型夯土台基都在这个区域里。最初在宫城南部的下层居住区建起了城墙,所以宫城和外城共同构成了陶寺早期的城址。到中期的时候,宫城虽然继续使用,但南部的小城废弃掉了,在外部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外郭城,出现了观象祭祀台。此时城址已经变成了双城址,即宫城和外郭城,且功能区完备,体现了以某种宇宙观为指导思想的都城规划。陶寺中晚期时出现了极大的动荡,逐渐衰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陶寺不再作为都城而存在,仅在短暂的复辟阶段,重新修筑北、西、南墙和礼制建筑。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一期“最中国——陶寺与二里头”

二里头与陶寺,分别是地处洛阳平原与临汾盆地的两个普通村庄的名字。但就在这两个村庄身后,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的辉煌历史。经由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它们得以重回大众视野,跻身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然而,何为“国”?“中国”的概念是指向王朝形态,还是地理之中?这些都是近年来学界所探讨的核心问题。考古学家需要立足于考古本身,承担起重建上古史的使命。而对于早期文明形态的观察和研究,也需要建立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以此支持整体学术的布局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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