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vs陶寺：到底谁“最中国”？

二里头与最早的中国

许宏研究员首先针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了解释。他在“邦国——王国——帝国”三大历史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关于二里头在宏观历史中的定位，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玉石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随葬奢侈品的墓葬。二里头的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

此外，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许宏研究员对此观点，提出了几个有力的例证，加以说明。如在玉器方面，云南地区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在青铜器方面，爵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直贯穿中国历史，而最早的爵便发现于二里头；在建筑方面，大都无城、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无疑都显示了其中心地位。基于以上论述，许宏研究员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疑义。

陶寺和最初的中国

何努研究员认为“最初的中国”这一概念，可以分为“中”和“国”两部分理解。“中” 应指“地中”的概念；而“国”即国家。从考古学角度判断国家的方法，在微观层面上，首先要研究都城。通常都城应具有城墙、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王陵区、工官管理的手工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行政管理机构直接控制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等要素。如果符合上述标准，那么所研究的遗址即可称为都城，而这个都城所代表的文化，或者说这一考古文化所控制的区域可以说便进入到了国家的形态。而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央和地方是否具有某种关系，也能判断这个社会是否进入到一个国家社会体制。

然后他着眼于陶寺遗址，介绍了陶寺遗址的早期墓地和随葬品，以及陶寺文化的编年谱系，即三期的年代框架。199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将陶寺作为一个都城来探究，目前基本确定了陶寺城址及其发展阶段。陶寺早期城址并不大，有一个宫城，后来发现的所有大型夯土台基都在这个区域里。最初在宫城南部的下层居住区建起了城墙，所以宫城和外城共同构成了陶寺早期的城址。到中期的时候，宫城虽然继续使用，但南部的小城废弃掉了，在外部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外郭城，出现了观象祭祀台。此时城址已经变成了双城址，即宫城和外郭城，且功能区完备，体现了以某种宇宙观为指导思想的都城规划。陶寺中晚期时出现了极大的动荡，逐渐衰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陶寺不再作为都城而存在，仅在短暂的复辟阶段，重新修筑北、西、南墙和礼制建筑。

二里头与陶寺，分别是地处洛阳平原与临汾盆地的两个普通村庄的名字。但就在这两个村庄身后，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的辉煌历史。经由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它们得以重回大众视野，跻身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然而，何为“国”？“中国”的概念是指向王朝形态，还是地理之中？这些都是近年来学界所探讨的核心问题。考古学家需要立足于考古本身，承担起重建上古史的使命。而对于早期文明形态的观察和研究，也需要建立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以此支持整体学术的布局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