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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多次迁都原因:商朝“水井”改写认知,难怪盘庚迁到安阳

我要新鲜事2023-06-13 20:31:310

商汤灭夏之前,商族屡次迁都,但商朝建立后,商朝还是屡次迁都,史书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商朝建立之前迁都八次,建立之后迁都五次,其中最后一次迁都是盘庚迁殷,据说将都城从奄地(山东曲阜)迁到河南安阳。不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考订,商王朝实际上共有过七个都城,即亳、嚣(隞都)、相、邢、庇、奄、殷(殷墟)。

然而问题在于,频繁迁都劳民伤财,那么商朝为何还频繁迁都,因为内部权争,还是游牧经济形态,或者为了逼近敌人,还是其他原因?其实,现代考古商朝“水井”发现,商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可能极为简单,古今学者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在商朝中前期,考古发现诸多水井,深度超出想象:

洛阳偃师商城(距今3600年—3400年),至少发现五口深井,普遍深度为5-6米,最深的超过6米;郑州二里岗遗址,始于距今3620年时,其中发现众多水井,普遍超过6米,如今探索过的水井,最深的一个超过7.8米;郑州商城遗址,最新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水井更多,深度普遍超过6米。

在商朝前期的遗址中,为何出现众多深井?原因很简单,必然是天气炎热、干旱少雨,不得不掘井取水。根据史书记载,商汤时大旱七年,所以“伊尹教民兴凿井以灌田”,这些商朝早期遗址中的水井大规模出现,也可以进一步印证史书的可信度。(下图,山东济南裴家营西北遗址的商代水井)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气候学家研究发现,夏商气温普遍偏高,即可能经常发生干旱。

1972年时,竺可桢研究指出:“在距今5000年—3000年时,大部分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如今高2°左右。”其实,代表河南的“豫”,反映出当时河南还有成群的大象,无疑说明温度偏高,可以佐证竺可桢的结论。

通过殷墟考古与甲骨文可知,商代主粮是五谷,典型的农业社会,不是游牧经济。因此,气温偏高导致的干旱,必然影响商人农业生产,由此也就会逼得商人不得不迁都。或许,这就是商人从亳迁到嚣(疑似郑州商城)的原因所在,但从郑州商城水井深度来看,商人可能是从旱情更重的“亳”迁到较轻的“嚣”。

商朝中期,商人迁都最为频繁,在郑州商城被废弃的公元前1465年到盘庚迁殷后,165年间商人一共迁都五次。至于迁都的原因,极有可能还是与气候有关,只是这一次逆变成了水灾。

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北40里,处于索须河南岸的台地上,面积高达144万平方米,时间上比郑州商城晚、比安阳殷墟早,因此是典型的商朝中期遗址。考古发现该地区出现亚热带常见的分子枫香,说明当时郑州一带具有亚热带气候性质。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处于二里岗上层到殷墟二层之间,即前期晚段到后期前段。该遗址发现两口水井,商代中期的水井深度为3.7米,相当于殷墟二期时的水井深度为6.02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不少喜欢湿热环境的圣水牛、四不像鹿骨骼。

殷墟早期遗址中,1928年—1937年15次大规模挖掘时,出土了29种动物骨骼,其中最多的是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三种动物骨骼,这三种动物都喜欢湿热环境,反映出当时多雨湿热的气候特征。武丁(盘庚之后的第三位商王)时,这种气候还在延续,甲骨文中多次记载武丁猎取了犀牛。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不难看到,商代中期气候逆变,从之前的干旱炎热变为多雨湿热,连豫北冀南都出现喜水喜欢湿热的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等动物,无疑说明安阳南部的水患更为严重,逼得商人不得不频繁迁都。

由此来看,《尚书·盘庚》记载“先王适于山”,原因应该在于水患特别严重,不得不迁都到交通不便、生活生产不便,却地势较高的山上;盘庚迁殷时说“殷降大虐”,应该是降水过多,导致奄地遭遇水患,乃至安阳以南广大区域都遭遇水患,于是不得不长途跋涉,向雨水相对较少、地势较高的北方殷地安阳迁都。

因此,商人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天气,夹杂一些其他因素。毕竟,商朝是农耕文明,随意迁都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武丁之后,商朝气候又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湿热多雨变成了冷干少雨的气候,所以甲骨文中出现几百条“求雨”的卜辞。上述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殷墟二期的水井深度,就比商代中期的深了2.3米左右,且殷墟大部分水井深度都在10米以上,部分达到16—17米,无疑说明商朝后期少雨,只是习惯稳定生活的商人此后再也没有迁都。

或许,这就是商朝逐渐衰落的关键原因,商人不再迁都寻找沃土之后,干旱导致殷地农业生产不畅,由此削弱了商王朝的国力,最后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邑商”被“小邦周”轻松灭掉。

通过商朝迁都与气候的分析可见,气候对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乃至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亡,因此古人将王朝兴亡变化归于“天命”,有时候未尝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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