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之后,所做的三件大事,如今考古都得到印证
大禹治水之后,做了三件大事,即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又称禹会诸侯),其中涂山之会是大禹召开诸侯大会,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
但我们都知道,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中外很多学者质疑中国历史,认为史书记载的五帝、大禹、夏朝历史不可信,是古人虚构的传说。
随着史前考古的深入,在填补历史空白之余,也在印证着历史,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这三件大事,如今就得到了考古印证。
第一,禹征三苗
根据古史记载,黄帝至尧舜禹时,中原与三苗经常爆发战争,尧舜禹都曾征讨过三苗,其中禹征三苗是决定性的一场战争。
所谓三苗,实际上是生活在南方的苗蛮集团,大致范围分布在如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与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当。其中,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了禹征三苗的证据。
1955年,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群”,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拥有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池,后来史家将同时代同类型遗址归类为“石家河文化”,距今5000年—3900年。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学者考古确认: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一致的时代,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际,长江中下游的各个部落聚集区,几乎同时出现衰落现象,说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一次的外来武力入侵。
更重要的是,考古发现在距今4000多年时,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因素。比如,流行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瓮棺葬,在湖北之前并不存在,但在4000多年时却出现了;石家河文化没有使用玉器的传统,但在4000多年时的土层中,也出土了不少玉器。
由此可见,在4000多年时,河南龙山势力“入侵”石家河,导致后者的衰落,背后反映的是大禹势力征讨三苗,即“禹征三苗”。
第二,建都阳城
大禹治水之后,第二件大事是建都阳城,相传帝舜禅位之后,大禹躲到阳城辞让不就,后来丹朱不得人心,诸侯都到阳城朝拜大禹,于是大禹就以阳城为都。
问题在于,阳城到底何在?在河南登封告成镇,考古发现了“王城岗遗址”,非常符合史书上的禹都阳城。
上个世纪,在王城岗遗址只发现了二座不到1万平米的小城,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还要多,不符合禹都阳城的地位。但在本世纪初,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正好是河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大约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与史书上的大禹差不多同时代。
根据古史记载,帝尧将大禹之父鲧封在登封嵩山一带,所以鲧又被称为“崇伯”(“嵩”是“崇”的异体字),《国语·周语》中有“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三国韦昭认为,“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也就是说,夏朝兴于嵩山一带,大禹阳城就在嵩山附近。
王城岗大城建造时间,与石家河遗址衰落时间一致,又在嵩山附近,契合史书记载,因此王城岗大城应该就是禹都阳城。
第三,涂山之会
所谓涂山之会,与黄帝釜山会盟一样,就是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召开大会,确立他的统治地位,一般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这种会盟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时,都是通过召开诸侯大会实现的。
非常巧合的是,在安徽蚌埠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考古专家在一个叫“禹会村”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禹会村遗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距今也是在4000年前后,与大禹差不多同时代。
禹会村遗址非常奇特,比如保存有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明显是一处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还有长达50米并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现代学者猜测是用来插旗杆用的;还有附近还发现一些房子,但不是很坚固,基本上属于工棚性质的,使用时间很短,学者猜测是“临时工棚”,供参会诸侯使用。
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确认禹会村遗址就是一座会盟遗址,而在距今4000年左右,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次会盟,就是涂山之会。
因此,无论从当地村子的地名,还是遗址本身展现的特征,以及史书的记载,都可以说禹会村遗址就是涂山之会的会场,大禹在禹会村举办了诸侯大会。
单一一座遗址印证史书,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但三座遗址都可与史书印证,并能将大禹三件事串联起来,无疑证实大禹并非虚构,建立在大禹基础上的夏朝,也显然不是虚构。
相信随着考古深入,未来将会发现更多的夏朝遗迹,夏朝也将越来越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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