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穷人娶不上老婆，怎样延续香火？他们的办法有违伦理

在我国一些古装影视剧中，但凡演到结婚娶妻的剧情，一般都是“三媒六聘，八抬大轿”，一片热闹喜庆的景象。

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婚礼，若是小门小户，那就是简单多了：一点彩礼，一身红嫁衣，女子就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那么，如果是娶不起亲的穷人，又该如何呢？

在历朝历代，男子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要娶妻，这是一个男人及其家族都非常重视的事。

这件事如此重要，倒不是说男性的生理需求有多么旺盛，而是这关系到家族的荣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有意思的是，除了百姓自己对于娶妻生子一事非常重视，官府对此也是操碎了心，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很清楚，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农耕作业，还是保家卫国，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壮劳力。

为此，朝廷一般都会鼓励百姓娶妻生子，甚至在我国多个朝代还成立了官媒，专门为一些娶不到妻子的男青年解决婚姻问题。

据《中国婚姻史》记载，在清朝也有类似的官媒机构，但自“康乾盛世”之后，国家便逐渐开始走起了下坡路，这一机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了。

到了清朝末期，由于外国列强的反复侵扰，朝廷为了屈膝求和割地赔款，便大肆向各地的百姓征收粮款。

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下，很多普通劳苦大众的生活可谓水深火热，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娶妻生子也随之变得艰难。

然而，在清朝人看来，即便是日子过得再苦，哪怕是饿死，有一件事也绝不能耽误——娶妻生子。

因此，有儿子的贫困家庭为了实现这一延续香火的重任，就算是砸锅卖铁、四处借贷也要娶个老婆，给自己的家族延续个香火。

然而，对于一些实在穷得叮当响的家庭来说，家里既没有可以变卖的东西，又借不到彩礼钱，那该怎么办呢？

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信，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与前面所说的勉强娶妻的家庭商量，将老婆“租用”一段时间，来为自己生孩子。

作为报酬，在租用期间，租客会付给新娘的合法丈夫一笔钱。

虽然很少，但总算是可以减少新娘合法丈夫的一些生活压力。

对于一些没有人情味的夫家而言，把娶到的妻子租出去几次，娶妻的成本也就回来了。

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典妻婚”。

之所以叫得如此文雅，一方面是古代的语言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沿用“典当行”的一些规矩。

虽说这种“典妻婚”只是底层人民的一种私下交易方式，然而在媒人的操作下，“典妻婚”也是有一些讲究和规范的。

首先，如果一个家庭想要娶“典妻”，一般要先通过媒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媒人根据出价情况，在有意愿将妻子典出去的家庭里筛选，匹配合适后会代表双方进行沟通。

一般到这个环节，沟通的主要问题其实也就是钱，而钱多钱少，则取决于这个“典妻”的相貌、品行、生养情况、以及典出的时间等。

在媒人的几次说合下，如果双方达成了一致，则会签一个“典妻契约”。

在这个契约中，要明确写清楚典当双方的信息，以及“典妻”的时间，期间需要遵守哪些事项等。

这一步完成后，就到了接下来的“娶亲”环节。

虽然说“典妻婚”并不是正式娶妻，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毕竟是一件喜事。

因此，“典妻婚”也有聘礼、迎娶等传统婚礼环节，只不过这些环节会简化很多。

婚礼结束后，被“典”来的妻子就要在新的婆家生活了。

前面已经说到，“典妻”是有期限的，一般来说是以年为单位来签订契约，有一两年期限的，也有三五年期限的。

因此，对于临时“丈夫”而言，必须得抓紧时间同房，好让“典妻”尽快怀上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往往是备受折磨的，她们不仅要忍受自己认为的“不洁”的耻辱，还要配合临时丈夫密集的生理需求。

此时的她们已经完全沦为了工具，但她们却只能默默忍受，因为这是自己的合法丈夫的要求。

更加可悲的是，这些“典妻”在晚上备受折磨后，白天仍然要为家里劳作，从而让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虽然这已经严重伤害了女性的尊严，但相比于尊严，更加泯灭人性的，却是母子亲情的割裂。

因为在整个“典妻婚”期间，女性不管过得如何，都不能回到原来的家，即便是她原来的家有了孩子也不能回去探望。

同样地，在“典妻婚”结束后，“典妻”又在媒人的安排下，回到原来的家庭，回归家庭后也不能再踏足“典妻婚”期间的家庭。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于女人来说只要是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那都是自己的亲骨肉。

然而，在这样畸形的婚姻下，成为“典妻”的女性，几乎半辈子都要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

更加令人无语的是，这些女性由于侍奉过不同的男人，回归家庭后的身份也变得很低下。

在外而言，一些街坊邻居得知她们曾经被“卖”出去过，总会认为她们是不详的女人，因此并不愿过多与她们打交道。

在家而言，虽然她们是听从丈夫的安排被迫“嫁”于他人，然而丈夫并不记她们的功劳，反而对其多有嫌弃。

在外人和丈夫、公婆的歧视对待中，孩子也逐渐对自己突然回来的亲生母亲产生抵触情绪。

因此，在这整个“典妻婚”过程中，唯一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是女性，唯一受伤害的也是女性。

那么，有朋友不禁会问了，纵然清朝事情女性地位低下，但这种有伤风俗伦理的事情，难道官府不会管治吗？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各地官府而言，这也是令其头大的一件事。

在清朝，各地对于婚嫁也是有相关法规的，民间私下形成的带有交易色彩的“典妻婚”，显然是违背了官方法规。

此外，因为这一畸形婚姻导致的纠纷也不在少数，无论是对于对于出典人、承典人、被典的女性，还是基于这种畸形关系出生的孩子，都是一种损害。

因此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大清律例·户律·婚姻》曾这样规定：

凡是以收受钱财为目的，将自己的妻妾典给他人的，出典人也就是女子的丈夫，给予杖责八十的处罚。

明知是典婚还娶他人妻子的承典人，与出典人同罪论处，并责令其离婚，女子回归原来的家庭。

因为这一交易产生的钱财充入官府，如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典妻，则不予处罚，并且帮其追还财礼，但仍要判处离婚。

综上可见，官府对于“典妻婚”的处罚力度还是很大的。

但遗憾的是，由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想，穷人还是会不惜为此铤而走险。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虽然朝廷如此明令禁止，但也仅仅起到了明面上遏制“典妻婚”现象的作用。

在清朝末期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各种暗度陈仓的“典妻”行为仍然十分常见，只不过相比于之前更加隐蔽了。

因此，“典妻”的交易行为在清朝一直盛行，直到后来的民国时期，也没有停止。但这样一种扭曲的婚姻方式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典妻婚”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人们的伦理意识逐渐消退，也会由此衍生出更多有悖伦理的行为。

其次，这样的交易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贩卖人口的行为，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妻子与丈夫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难免会产生种种矛盾。

当这些矛盾难以通过明面上的法律进行调解时，就会演变成民间纠纷，甚至会出现命案。

最后，也是危害性最大的一点，便是被作为“典妻”的女性，她们在整个事件中所受的创伤，将一辈子无法愈合。

而当这样的陋习，在占据大多数人口的底层人民眼里变得司空见惯，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就越来越低，这样的母亲孕育出来的孩子又如何扛起国家的未来呢？

可悲的是，尽管“典妻”婚有这么多的危害，但那些思想未开化的男性，根本不会顾及这些。

即便是到了近现代，我国解放后，国家出台了《婚姻法》，一些法治意识淡薄、思想认知落后的人，仍为了“典妻”不惜铤而走险，挑战国家法律的底线。

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八十年代发生的一起悲剧。

八十年代末，在我国浙江省，宁海县，凤谭公社，凤谭大队：

一个村民仇某由于不满妻子生了两个女儿，便打算效仿民国时期的“典妻婚”。

于是，他打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逼迫已经绝育的妻子去邻村的寡妇家说媒，要求他本人与寡妇同居生子。

随后，仇某与寡妇婆家签订了“租妇育子契约”，达成了暂时“租妻”的目的。

可笑的是，仇某为了庆祝自己即将有儿子大摆宴席，俨然一副结婚的姿态，更加的荒诞的是大队里的干部还前来吃席随礼。

最终，仇某因为触犯新中国《婚姻法》，犯下了重婚罪，被依法判刑锒铛入狱。

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终于让那些残存“典妻”想法的男人受到了震慑。

自此以后，随着我国对于重婚罪的打击，以及素质教育的普及，这种婚姻陋习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归根到底，我国古代“典妻婚”的盛行的根源，还是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造成的，它使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在这种“吃人”思想的影响下，最终受害的还是女性，她们被当做商品一样被买卖，尊严更是被践踏的一文不值。

万幸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样愚昧落后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如今，任何想要令“吃人”思思死灰复燃的势力，终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毕竟，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每一个女性都是独立的、被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