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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年毛主席发表2篇诗词,周恩来听后会心一笑,邓小平却陷入沉思

我要新鲜事2023-05-23 13:41:581

1965年夏,邓颖超陪同毛主席接待完外宾后,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问题:

“主席最近有没有新写的诗词?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了!”

作为古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文学家,毛主席的诗作,在文人间一直备受好评。

说来也巧,那年正逢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听了邓颖超的请求后,毛主席略一思索,便将5月写于井冈山上的新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 《念奴娇·鸟儿问答》 两首词合并,送给邓颖超“请教”。

十一年后,在正式发表的“词两首”清样上,邓颖超提笔,将自己与毛主席的这一段“轶事”记录了下来。

虽然为旧词新刊,这两首词作发表后,仍引来不少赞叹之语。

但在一片叫好声中,唯有两个人的反应比较另类。

一个是周恩来,当时已病重的他在读完后会心一笑,示意工作人员将诗作放在自己的枕边;

另一个是邓小平,在看到报纸上刊出的诗作后,他面色凝重,盯着毛主席的亲笔签名陷入了沉思...

同样是鞠躬尽瘁的伟大领导人,为什么周邓两人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

1963年8月5日,苏、美两国在莫斯科签订“核试验禁止条约”,开始大肆宣扬“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美好”世界。

乍一看,他们对未来的畅想如同仙山琼阁,可再一细细品味,不难看出藏在画皮下的狼子野心。

中方领导人明白,苏、美两国联手的真正目的,远不止表面声称的“追求和平”那样简单。

在“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口号里,俨然藏着帝国主义在悲天悯人的共和情怀下,试图镇压各族人民独立解放运动的龌龊私心。

如果不及时对美帝苏修的丑陋嘴脸进行揭露,恐怕国内暗涌的修正主义思想,会借此机会“出头”,摧毁共产党人辛苦打下的革命果实。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带领下的领导班子迅速反应,积极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赢了与修正主义的这场攻坚战。

眼看国内革命形势在教育运动下欣欣向荣,1965年5月,毛主席提笔一挥,写就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这篇反修斗争的胜利凯歌。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将敌人比作胆小受惊的蓬间雀,将自己形容为无惧风雨的鲲鹏——毛主席的巧妙比喻,形象地刻画出了这场战争中的正邪两派。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词作前篇是对修正主义者最直白的批判,那在词作结尾,借着这句满含革命情感的陈述,毛主席再次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与斗争决心。

而同样,作于同时期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也能窥见毛主席对反帝革命战争胜利的自豪之情。

1965年,毛主席重回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时,他的心情无疑是激动自豪的。

借助笔墨,他将对革命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正面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磅礴手法表述了出来。

既是讽刺敌人,也是表明自身决心。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回想革命的种种艰辛不易,再一晃神,自己已站在和平美满的新世界。

借助《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样的前后对比,时空变换间,三十八年的时光也成了助阵曲,激励着当事人,继续前行。

可以说,在井冈山写下这两首词作时,毛主席是激动自豪的,更是拥有无上斗争决心的。

那在1976年的元旦,毛主席又为什么要重新发表旧作呢?

这还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从1921年建党走到现在,中共领导人风风雨雨走过几十载,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大好河山的安定和平。

虽斗争决心不减当年,但毕竟领导人们都已到暮年,自然无法逃脱自然规律。

作为当时的政治主心骨,毛主席明白,一旦发现自己英雄迟暮,那国内外潜藏的反动势力,必然会掀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

更何况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在国际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一个不注意,便有可能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暗算。

想要保证自己的主权完整,维护国内幸福和谐的生活环境,代表执政党意见、深受全国人民信任的毛主席的表态,就尤为重要。

考虑到种种因素,已经83岁的毛主席大手一挥,下令重刊当年词作——

一方面,借助这两首特殊的词作,中共领导人坚决勇敢对战反动势力的革命决心可以再次重申;

而另一方面,对井冈山有特殊情怀的毛主席,也是借此向群众无言保证:廉颇虽老,但尚能再战。

很显然,选用这两首词作来作为动摇年代的“定海神针”,毛主席显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考虑。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病床上提起精神,颤颤巍巍签下自己的名字,属意发表旧文...

“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媒体,将毛主席的这句话作为元旦社论使用。

用意简单明了:虽为旧作,但立意尚新。

除去告诉外界自己依旧“可以战斗”之外,毛主席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他的目标听众,其实就在党内...

1976年元旦,刚刚从病痛中醒来的周恩来,听到一旁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早间新闻,称毛主席新发表了两首诗词。

他来了精神,立马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文章,读给自己听。

依言,工作人员坐在病床前,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句时,周恩来忍住癌痛,发出一声轻笑。

听到声音的工作人员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着周恩来嘴角上扬起来的弧度。

自从病倒之后,周恩来强忍疼痛,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出现,这还是他为数不多的开心时刻。

只有一旁的邓颖超明白,丈夫之所以反应如此大,还是因为明白了毛主席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还可以继续战斗,什么都没有变。

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表态,周恩来安心了。

作为同毛主席杀出重围的得力战友,在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几十年中,周恩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几乎从未给自己留出一天的休息时间...

1967年4月初,核对完周恩来近期工作量后,工作人员做了如下记录:

2月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 43 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 27 次;

3 月份一个月内接见群众组织代表 31 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 49 次。

很难想象,这是在明知自己已出现心脏问题后,周恩来日常的工作量。

“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1967年9月24日,在忙完手头工作后,周恩来曾对妻子邓颖超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

本以为他会就此放缓自己的工作脚步,但没想到,哪怕动用吸氧仪器,周恩来也要坚守在岗位上。

很快,不堪重负的身体便传来第二次警报。

由于常年高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得不到休息的周恩来,心脏健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再加上那时正逢政坛风云波动,进一步压垮了周恩来的身体。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向中南海门诊主任报告,周恩来尿液中含有红细胞,便中也出现长期性潜血。

这样的病情表现,马上引起了门诊主任的高度重视。

“有泌尿系肿瘤,以膀胱癌的可能性大。”

接下来的几天,经过京津沪三地专家的共同会诊,周恩来的病情被最终确诊——膀胱癌。

出于纪律要求,医生们并未将诊断结果告知周恩来,而是默默将验尿安排到了每日体检中,准备长期观察。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病情恶化,竟然来得这样快。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便出现肉眼血尿,且伴有明显组织块,急需膀胱镜进一步检查。

眼见无法继续隐瞒,医生们只得含泪告知了周恩来诊断结果,并向他表示,肿瘤的发展速度超出预期,现在已经是“显微镜下癌细胞遍布视野”的程度了。

不同于医生的如临大敌,在得知自己身体状况后,周恩来面色如常,将手头上的工作任务一一打点完毕。

1974年,在完成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外交任务后,周恩来才向政治局递交了自己的请假报告,将身患膀胱癌的事实作了陈述。

得知消息后,毛主席高度重视,在假条上批准签字后,还特意叮嘱周恩来:务必安心养病,积极配合治疗。

或许是所有人的殷切盼望感动了上天,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治疗的那段时间里,周恩来的肿瘤细胞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病情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让关心周恩来的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让他们依旧放心不下的是,即使是在安心养病期间,周恩来也并未按照约定放缓自己的工作节奏。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统计,第一次住院期间,除正常的工作之外,周恩来还参加外事活动54次,连续工作时长超过24小时。

要知道,这一年,周恩来已经76岁。这样的工作强度,哪怕放在年轻人身上,也大大超出了身体负荷的极限。

1974年3月11日,再次因身体原因入院之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便开始直线下降。

医生向邓颖超表示,过度劳累加速了癌细胞的分化进程,之前的治疗宣告失败,他们已在周恩来的身体里发现了大面积转移的癌细胞。

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想要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周期,无疑是一场硬仗。

当即,医生便建议周恩来停掉一切工作,专心在医院休养。

但考虑到中国此时的政治危机,周恩来还是婉言拒绝了医生,坚持站在一线,为毛主席分担着压力。

“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

看着屡屡被病痛折磨到无法入睡,甚至连排尿也成为一项大工程的周恩来,工作人员的心也被狠狠地揪了起来。

他们知道,之所以周恩来不愿意停下手上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明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成败的关键转折点。

稍有闪失,之前几十年的流血牺牲便统统作废,这是周恩来绝不愿看到的。

1975年9月20日,在准备为周恩来进行第四场手术时,医护人员无奈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进行医治。

仅仅三个月过后,周恩来便被病魔完全剥夺了行走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鼻饲、输血维持生命。

即便生命已经进入终末期,每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依旧是询问工作进度与国际局势,尽可能地关心着新中国。

1976年1月8日,在毛主席旧作发表之后,周恩来在一片悲痛声中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为国鞠躬尽瘁几十载,这位生前数次引用“举国犹狂欲语谁?”的伟大领导人,终于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而在他身后,一代代接班人正陆陆续续地向这里赶来...

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无疑是感情最为复杂的一个。

作为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邓小平与周恩来的革命友谊,远比旁人想象得更加深厚。

邓小平生性果断,只抓大事,不计小事;而周恩来细心敏锐,严丝合缝处理着每一处外交细节。

互相信任,互相搀扶,互相理解,这两个性格各异的领导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即使是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周恩来仍在尽自己全力,“提携”着这位同生共死的革命战友。

“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

1974年,周恩来因病入院治疗前,毛主席终于点头,公开认可了邓小平的才能所在。

对于在从政路上起起伏伏的邓小平来说,能力被认可,个人抱负有了施展的地方,离不开周恩来日复一日地推荐介绍。

那段时间,邓小平常常往医院跑。

一方面,周恩来的病情险急,需要有人拿主意,邓小平扛下了这一重任;

另一方面,国际政事纷繁复杂,两人常常沟通,既是给邓小平释疑,也是给周恩来作通告。

十届二中全会后,经毛主席批准,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正式接过周恩来的工作。

虽然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毛主席赏识,但邓小平的脸上却不见过多喜色。

与病重的周恩来接触的这段时间里,邓小平明白,这位战友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为了能让周恩来了却心愿,邓小平偷偷嘱咐医生,尽可能延长周恩来生命周期。

甚至,他还不顾规定,允许包括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僚前去探望周恩来。

冒着被通报批评的风险,邓小平此举,实属站在了多年老友的立场,愿意在最后时刻圆周恩来一个心愿。

1976年,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刊发的旧文后,邓小平缓缓抬头,眼神里看不出情绪。

陈毅老总的突然逝世,对毛主席的打击很大,身体好不容易调养过来,如今状况有不是很理想。

加上陷入昏迷的周恩来,邓小平不禁担忧了起来。

主席的行文间,气度与魄力不减当年,而邓小平要做的,就是接过前任递来的信仰接力棒,不遗余力地走下去。

新中国的征程,历来并非美好平顺。

周恩来的会心一笑来自对革命信仰屹立不倒的欣慰;邓小平的沉思包含着对未知未来的思索与探查。

一代代伟人从荆棘之中站起,接过前人留下的使命,继续前行。如果没有坚信不疑的信仰支撑,恐怕我们也不会看见如今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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