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将朱良才主动请辞，主席感到不同寻常：荣臻，你去看一下

1958年的一天，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辞职信，写这封信的乃是时任北京军区政委、开国上将朱良才。

此时正值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际，朱良才将军的辞职难免让人过度联想，主席也对此事感到不可思议和惋惜.

于是他找到了朱良才的老上司聂荣臻元帅，让他去看望一下这位老部下，顺便询问一下原因。

聂荣臻带着主席的嘱托专程去看这位老部下，可不论如何劝说，朱良才辞职的心就是不为所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朱良才在关键时刻选择“激流勇退”的呢？

1900年，朱良才出生于湖南汝城的一个书香世家。

25岁的时候，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在故乡当小学教员的朱良才抱着救国救民的朴素思想，参加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因文化水平高被众人推举为农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不少“革命者”抛弃了思想，脱离了党组织，家人担心朱良才的人身安全，多次劝他回乡教书，但朱良才早就心属革命。

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并于同年10月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1月，经县委介绍，朱良才参加湖南暴动，在湖南耒阳县，他找到了朱德和陈毅，与其他领导一起发动了农民暴动，和前来搜剿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在战斗中，朱良才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和指挥能力，让众人对这位没有上过战场的小学教员刮目相看。

战后，朱良才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36团，不久挥师进入江西，开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加入了红4军的行列。

到了井冈山后，朱良才被任命为军部秘书，是朱老总的掌印官，负责红军的后勤事务。但朱良才不愿意在后方当一个“萧何”，他想去前线当一名奋勇杀敌的“樊哙”。

在他的积极请求下，党中央同意让他去前线，把他派到了红四军主力之一的31团1营1连当党代表。

进入一线部队的朱良才，就好比入海的蛟龙，一身本事得以施展。此后他跟着毛泽东朱德进军赣南、闽西，连战连捷，立下了赫赫战功，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面对反动派军队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朱良才奉命率领红九师在根据地外充当机动部队的角色。

在他的指挥下，红九师如鬼魅一般，动辄就出现在敌人背后，随即发动突然袭击，搞得反动派苦不堪言，有效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被誉为善打迂回战的常胜将军。

可正是因为作战英雄且悍不畏死，在一次战斗中，朱良才不幸负伤，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臂，并从手肘关节处飞出，鲜血直流。

见状战士们连忙把他抢救下来，送往红军野战医院治疗。

然而当时我军医院的医疗设备简陋，医疗技术也比较落后，能治疗断臂的优秀军医又大都在正面战场，无法及时赶到，于是医院只能采用土法接臂，虽然保住了将军的右臂，但还是造成了终身残疾。

1934年10月，由于战略失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落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朱良才也跟随部队，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由于自身的断臂未愈，朱良才暂时无法亲临前线，被任命为总卫生部政委。

在担任这一职位期间，朱良才改革了红军的医疗体系，完善了所有野战医院的编制，为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挽救了很多战士们的性命。

当时红军的条件极其困难，作为卫生部政委的朱良才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寻找可供伤病员居住的房屋以及扎营地点。

在翻越雪山和过草地期间，朱良才将口袋中所剩无几的干粮分给身体虚弱的战友们，帮助他们渡过了这一凶险的人生关隘。

长征顺利结束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朱良才被调去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此时，国际形势诡谲多变，日本侵略者在炮制了华北自治事件后，野心暴露无遗。

为了给接下来可能会爆发的抗日战争做好准备，党中央决定向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打通前往新疆的走廊，将大西北变成抗日的大本营。

于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红5、红9、红30军于1936年10月在靖远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拉开了西征的帷幕。

同年11月11日，中央决定将渡河部队改组成红军西路军，这时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出任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加入到西路军的阵列之中。

起初，西路军凭借出众的战术素养和指挥官高超的指挥技巧，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然而随着战事的进行，西路军孤军深入，再加上当地环境恶劣，缺少可以就地补给物资的村庄，西路军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

为了扭转颓势，西路军决定拿下高台县城，试图以高台县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西路军主力第五军于1937年1月1日攻克高台城。

然而还未等西路军站稳脚跟，敌人重兵就火速赶来，将整个高台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红五军战士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等3000多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意味着我西路军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况且敌人以骑兵为主，一旦发起急行军，只消几日就可找到我军总部。

在此危急形势下，朱良才临危受命，接过了红5军的大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率领突围的几百人加入到红三十军中，准备开辟新的战场。

红三十军和敌人打了几仗，双方互有胜负，但西路军的形势没有得到一丝好转，后勤补给也已经全面中断。

为了保住最后的力量，总指挥部决定将剩下的2000人分为左右两路军，朱良才所率领的人马被分到了右路军，和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然而右路军刚刚开拔，踪迹就被敌人的侦查骑兵发现，随后敌数万骑兵出现在我军两翼，利用马匹的机动性对我军开展冲锋攻击，战斗从黄昏一直持续到深夜，右路军在敌人的攻势下被完全打散，朱良才身边只剩下十几名战士。

在他的指挥下，众人趁着夜色躲进了祁连山，并与进山搜捕的敌人展开周旋。在与敌人相持了几天后，朱良才认为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敌人发现，也无法熬过祁连山过于恶劣的天气环境。

于是众人决定偷摸下山，进行突围。然而大伙儿刚一动身，就遇上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敌人见状立马向朱良才一行发动进攻，混乱之中，众人再度失散。

失去了组织、队伍和战友，朱良才孑然一身，只能根据天色判断大方向，徒步前往陕北。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朱良才换上一身破布衣裳，找了根木棍，将自己打扮成逃离饥荒的流浪汉。白天躺在草丛和石缝中，夜里趁机赶路。

饿了，就寻觅一些可以咽肚充饥的草根，渴了，就找些肮脏的水潭或者抓一把雪，强忍着恶臭咽下去。

就这，经过360个日日夜夜，朱良才终于走到了甘肃省镇原县。在这里，他获悉红军一支队伍正驻扎在此地，执行营救西路军失散官兵的任务。

当浑身是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时，谁都没想到眼前这位已经不见人形的流浪汉，正是援西军寻找的目标之一——朱良才。

找到组织后，朱良才立马投入了工作当中，他主动请缨，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做营救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失散在西北的红军战士、干部相继被找到，挽救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到了1938年春季，朱良才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对他印象深刻，称赞他为“军中良才”。

在完成了中央党校的课程后，1938年秋天，朱良才前往晋察冀军区，协助聂荣臻领导该军区的政治工作。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扫荡，面对侵略者的疯狂攻势，朱良才心知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帮助广大基层战士们突出那道坎。

于是，他通过走访调查，及时发现了和宣传了大量英雄事迹，诸如大名鼎鼎的“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等先进典型，成功巩固了基层，并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此后，朱良才就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工作上。

他通过新闻宣传，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在舆论战线上与反动文人和汉奸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有效回击了国内外各路敌人对我抗日武装的抹黑，极大鼓舞了基层战士和百姓的抗日热情，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朱良才继续留在政治岗位上，协助聂荣臻组建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

1948年5月，协助叶剑英组建华北军政大学，担任副政治委员和政治书记，在校工作期间，朱良才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日后我军现代化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朱良才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在55年军区改制后，朱良才改任北京军政治委员。

当时，中苏关系正值蜜月期，苏联方面派出了大量援华专家，而在我军部队中，也有大量的苏联顾问，因为有苏联顾问的存在，一些基层干部觉得苏联老大哥讲的话就是对的，对其产生了一定的依赖。

作为一名资深的政治工作干部，朱良才明白要扭转部分干部的思想，就必须摆出实事求是的道理。

朱良才对顾问的态度是：他们提出的意见，正确地采纳，不适合解放军情况的，给予解释说明，并将这种工作方法推广到军队的各个层面。

在当时，中苏两国的军队政治部职责有很大不同，苏联的政治部已经模糊了政治工作概念，将政治部变成了具有一定特权属性的军官俱乐部。

朱良才认为，这种政治部是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背叛，因此当苏联顾问提出要增强政治部的娱乐属性时，朱良才当即予以拒绝，认为政治部的工作只有做好军队思想工作这一项，决不能将政治工作娱乐化。

朱良才对党的政策，尤其是在对人的处理上十分慎重。在政治运动中，他特别注意做到防止“左右”两种倾向。

当时，军队内部有好几位原国民党上校军医，对这些人，不少干部和战士们觉得虽然他们是起义投诚而来，但许多问题都还没有摸清楚，因此对这些人普遍存在不信任！

而这种情绪很快就在部队内部弥漫开来，一些伤病员甚至不愿意让这些前国民党军医治，导致不少起义和投诚人士出现不小的挫败感。

面对这种情况，朱良才说：“在旧军队，他们都是凭技术吃饭的，又不是那些双手沾满血腥的反动派。现在只要我们诚恳地帮助和信任他们，他们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啊。”

为了一举扭转军队内部的这一偏见，朱良才以身作则，主动找到这些原国民党军医，让他们为自己看病，还亲自前往这些军医的住所与他们亲切交流和谈心，尝试解开他们心中的疙瘩，让他们蜕变成人民军队中的一份子。

朱良才出色的政治工作得到了全军内外的一致好评，毛主席知道后，称赞他不愧军中良才之美名。

1955年9月27日，是新中国的首次授衔仪式，作为军队内部出众的政治干部，桃李满天下的朱良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和大名鼎鼎的贺炳炎、韩先楚、吕正操相比，身为政治干部的朱良才在正面战场上没有太多的表现，但他出色的政治工作是这些世之虎将的坚实后盾。

授衔之后的几年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良才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由于在战争年代他曾数次负伤，有两次未伤愈就提前出院，再加上长期奋不顾身地工作，积劳成疾。

1958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红军时期受伤的右臂很难抬起来，头疼的毛病也愈发严重。刚开始，他还能靠吃几片止疼药来缓解疼痛，但随着病情的恶化，止疼药也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此时朱良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工作，他为此特别苦恼，经常自责：“我是正职，因病不能多抓政治工作，会对整个军区造成不小的影响。”

最终思来想去，朱良才决定离开工作岗位，向中央发送了辞呈，希望能派一位年富力强，充满朝气的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

对于朱良才的辞职，很多人表示不解，纷纷劝他收回辞职报告，毕竟以他的身份，完全可以留职养病。

但朱良才认为，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并说北宋王朝之所以积贫积弱，就是因为官吏分家，官不做事而吏做事，我的身体我自己明白，一旦养病就很难回到工作岗位上，如果我站着政委的位置不放，岂不是就是北宋王朝的官，而那位接替的同志不就成了吏吗？

毛主席在得知朱良才辞职后，一开始也是不理解，命令聂帅探望后，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在后续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赞扬他思想开明，顾全大局，一心为党，号召大家向朱良才同志学习。

虽然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岗位，但朱良才仍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在离休的日子里，他不断学习精进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并开始着手撰写相关著作。

然而遗憾的是，以朱良才的身体状况，很难再写下一部厚厚的书籍了，作为朱德元帅的第一任秘书，又是军中赫赫有名的儒将。

朱良才一生却只公开发表过4篇文章，其中就有那篇《朱德的扁担》，文笔之细腻，情感之真挚，是现代短篇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一篇佳作，后作为优秀范文被收录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之中，被广为传颂。

1989年2月22日，朱良才因病逝世，享年89岁。聂帅在得知自己的老部下逝世后，不免心潮难平，潸然泪下，90岁的老帅为朱良才的妻子写去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

在信中，聂帅回忆了与朱良才一同工作的点点滴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朱良才是他身边的战友，好帮手。

如今斯人已逝，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更要化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继续为中华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纵观朱将军的一生，从来就没有小我二字，顾全大局是他一生的信条，是值得国家和人民永久怀念的王佐之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