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龚楚，1990年致信中央：建座楼房安度晚年，结果如何

“阿伯，这个年纪还来旅行？”

1990年9月13日，海关工作人员认真查看着面前轮椅上老人的港澳同胞通行证。

“不是旅行，是回乡。”

这位90岁高龄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是龚楚。

这位老人曾参与井冈山斗争、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多次参与红军组建，曾一度与毛主席、朱德并称为“朱毛龚”。

既然在党内、军中占据如此高的地位，为何在建国后拿着港澳同胞通行证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入关？

龚楚90岁，拿着通行证入关，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他是“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曾是我党一名资深革命者。他1925年入党，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并在1928年，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的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龚楚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兼十师二十九团党代表，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

而“朱毛龚”的叫法开始在这一时期的革命种盛行。

当时，国共第一次内战，国民党频繁派兵“围剿”。

中共在城市的党组织屡遭破坏，龚楚奉命奔赴大城市长沙负责重建党组织，但是途中遭到国民党重创，在中共广东省委的帮助下，龚楚第二次被迫转移到香港。

直到1929年5月，他才回到内地再次参加革命。

在广西，他与邓小平、李明瑞、俞作柏等人组织了百色起义，这是他第一次与邓小平合作指挥战斗。

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成立了红七军，下辖3个纵队，张云逸担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担任参谋长。

之后，龚楚与邓小平等人一直在广西领导革命，到了1931年1月，组织考虑到龚楚曾在井冈山参加过“反围剿”以及制定过政治制度等工作，因此派他去广东乳源县梅花墟建立革命根据地，希望能与江西中央苏区连成一片。

一直盯着红七军的国民党粤军陈济堂，发现龚楚的部队在转移，他率部尾随其后。

龚楚并不知道，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不仅后有追兵，前面还有从湖南赶来的国民党湘军十九师的伏兵。

国民党的粤军、湘军联手，前后夹击，合力围剿红七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损失惨重，最后被迫进行转移。

龚楚因受伤被组织安排去上海治疗休养，8月，龚楚离沪，再次去香港。

在香港地下党的帮助下，龚楚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

1932年，龚楚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然后被开除党籍，在经历组织批评教育之后，最后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受训。

遭受如此对待被的龚楚，开始对革命前途不抱希望，甚至对革命道路也产生了怀疑，这也成为他日后叛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3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围剿”，因总参谋长刘伯承患有严重的贫血，需要去医院疗养，龚楚再次被重用，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等人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长征。

在长征之前，经过中央商议决定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主要目的是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

1935年初，国民党加快对中央苏区的“清剿”进度，试图打散我军各部，然后再一举击灭。

此时正在进行转移的中共中央，发来急电，要求在中央苏区作战的各部要改变组织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以此减少伤亡。

接到指示后，龚楚率部先后在赣粤以及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

中央原本对龚楚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保住中央苏区大本营，谁知，他直接叛变了。

在经历一次次“围剿”之后，国民党对红军的策略也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味地军事打击，而是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

所谓的“剿抚兼施”政策，就是军事与招抚并用。

国民党在“招抚”之时，除了采用金钱手段以外，还采用赏赐高官厚禄等方式，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变节投降。

那时的共产党和红军经历过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后，还能继续保持战斗，实属不易，而有些人的意志力却经不起考验了，很快被国民党分化了，龚楚就是其中一员。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的兵力从湖南郴州临武县赶赴郴县黄茅村。

那天晚上，他托辞身体不舒服，没有吃晚饭，直接睡了。到了三更半夜之时，龚楚趁机离开部队逃跑了，回到了家乡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

从1925年加入共产党，到1935年，整整十年的时间，这中间经历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红七军等多项在党和军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没人会想到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军事将领，会抛弃军队，连夜逃跑。

龚楚回乡不久，就找到了大革命时期，曾与他一起在乐昌工作过的张昭芹寻求一份差事。

张昭芹找到余汉谋，安排龚楚到粤军第一军担任剿共游击司令。很明显，余汉谋愿意接纳龚楚，就是因为他了解共产党，能更好的完成“剿共”任务。

龚楚接下了这个职位，开始把枪头转向曾经的同志和亲民战友。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粤军，伪装成红军的游击队，从广东仁化到达赣粤边的北山。在北山设下圈套，诱杀了北山游击队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史称“北山事件”。

龚楚为了假扮游击队，先后与山匪和国民党军“大战”几回，成功获得了当地人民和游击队的信任。

北山游击大队队长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曾担任过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当他听说自己的老首长龚楚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前去联系。

龚楚对何敏学派来的人讲，“我需要马上见到陈毅、项英。我有重要军情要向他们汇报。”

考虑到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何长林建议龚楚不要冒险前去，最好先写封信给项英和陈毅，让秘密交通员送去。

项英收到信后，非常开心，这是他自战略转移以来第一次与其他游击队取得联系。

反观陈毅，满脸愁容，拿着信，走来走去，没说一句话。

项英不理解陈毅为什么不高兴。陈毅不高兴的原因就在于，他非常了解龚楚。

“龚楚突然变得太谦虚了，还让你我前去‘加强领导’？”

项英以前没有跟龚楚打过交道，不知道龚楚是什么样的人。陈毅向他讲述他见过的龚楚。

龚楚仗着自己在党内的资格老，又打了几场打仗，在井冈山斗争的时候，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眼里勉强容得下毛、彭二人。”

之所以说“勉强”，那是因为龚楚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无人能比，他不得不服。至于彭德怀，龚楚以前也是不服的，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龚楚拒绝执行军令，“咱们的彭大将军二话没说，直接撤了他的职，他龚楚这才老实。”

项英听完这些话，陷入了沉思，龚楚如此自大的一个人，为何会写封很谦虚的信给他们呢？

陈毅给出一个建议：过段时间再去见龚楚。正是因为这条建议，陈毅、项英二人躲过一劫。

龚楚没有收到回信，十分着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首先利用北山周边的游击队对他的信任，迅速将游击队一网打尽。

接着，又以在龙狮石召开大会为由，把北山游击队骗到事先设好埋伏的包围圈里，胁迫那些人投降。

会议开始以后，龚楚撕下伪装的面具，大放厥词，说中央苏区垮了，革命根据地没了，红军完了，坚持和国民党抗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不如跟他一起投降。

贺敏学等几个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警惕性很高，因此，他们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枪里的子弹都是上膛的。

当他们发现龚楚已经叛变，当即开枪，其他的同志们也纷纷进入作战状态。

然而游击队员们反抗得太晚了，而且事发突然，根本没有给他们考虑作战计划的时间，因此整个游击队伤亡惨重，当场就有50多人牺牲，逃出来的不到十个人。

其中贺敏学身中三弹，在身上的子弹用完和负伤的情况下，选择直接从山上滚下来，躲过一劫。

北山事件发生后，龚楚并未就此收手。很快，他又带领粤军直奔陈毅、项英的驻地。

在尚未接近陈毅、项英驻地的时候，龚楚遇到了红军侦察兵吴少华等人。

吴少华是一个老党员，在党内的职位虽然没有龚楚高，但他很清楚龚楚是什么样的人。

前两天，龚楚写给陈毅、项英的信，他也听到了。

陈毅怀疑龚楚，吴少华也怀疑，所以他想试探一下龚楚。

他以陈毅有事外出来试探龚楚，却发现龚楚不对劲。

知道情况不妙的吴少华赶忙以炊事员急需粮食做饭，他要赶紧送回去为由，匆匆离开，抢先到达驻地，以鸣枪示警，项英、陈毅等人赶紧迅速转移，逃过一劫。

几天后，龚楚又率领国民党3个师的兵力，向游击区进攻，导致湘粤赣游击队再次遭遇重大损失，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牺牲，书记陈山和蔡会文因身受重伤被抓。

其中蔡会文因为拒不泄露情报，敌人将他的喉管割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龚楚在叛变后对我党造成的伤害远比国民党严重，因为他对我党领导的军队非常熟悉，而且他掌握了很多军事机密。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因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导致国民党高层并不信任曾当过共产党高级指挥员的龚楚。

而他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什么朋友，没能成功融入到任何一个派系里，再加上，蒋介石重用的军人基本上都是“黄埔系”，因此，直到1942年，龚楚才在第四战区谋得了一个少将参谋长的职位。

抗战胜利后，龚楚返回老家广东省，担任参议会议员，这个职位并没有什么实权，他为此非常不满，自己身为军人打了很多胜战，却只得到了一个虚名。

虽然心有不满，但面对现实他也没办法，只能慢慢熬，到了1949年5月，龚楚升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内部已经涣散了，蒋介石的大部队能逃的已经逃了，他能得到这个职位，只不过是国民党要他“送死”的。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军广东，龚楚急忙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

曾和龚楚一起参加过百色起义的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

龚楚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只好下山向曾经的部下林彪缴械投诚。

不久，叶剑英派已经投诚的龚楚，前往海南劝降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

因为两人都是乐昌人，所以叶剑英觉得此行有很大把握成功。

谁知，龚楚嘴上答应劝降，背地里在由香港转机去海南的时候，直接留在香港了。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共产党会清算他曾经杀害了不少红军战士。

龚楚带着一家人逃到香港后，居住在国民党专门安置在港的国民党官员地方——位于新界的侨园，直至后来国民党收回侨园，他不得不租房住。

龚楚在香港生活得并不富裕，他只分到了50亩地。一家老小，人口众多，为了维持生计，把分到的门店租出去收租，还做起了养猪、种植等事情，但即使这样，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

龚楚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因此他开始写字卖字，一幅字最高能卖出上万元。

国民党虽然退守台湾了，蒋介石并没有死心，始终想着“如何反攻大陆”，因此，他在1950年，派专机接龚楚去台湾。

蒋介石希望他能搬到台湾去，任命他为中将高参，负责组织“反共救国军”。

龚楚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

与龚楚同住在香港侨园里的都是过去国民的官员，大家有共同的记忆，好多人想回内地，但是却又都不敢迈出那一步。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龚庆韶回到内地，在广东省惠阳县（现在是惠州市惠阳区）的秋长公社办了一家毛衣厂，成为第一个在惠阳投资的外商。

龚楚见到侄孙回大陆办厂，生意做得非常好，于是动了回乡的念头。

作为“红军第一叛将”，龚楚被好多共产党人所不齿，因此龚楚虽然很想回乡，但是一直犹豫不决。

直至到了198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

公告中明确了：对去台人员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决定不再追诉。

公告虽好，但是并不符合龚楚，这条公告只针对“去台人员”。

次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发布公告，将这条规定的适用性扩大，不再仅限于“去台人员”。

按照公告条例规定，龚楚如果选择回到大陆去，将不会面临清算。

于是龚楚向统战部门写信，表达了回乡的愿望，并希望政府部门能帮忙建造一座两层楼房，设施稍微现代化些。

1990年，经过各方努力，房子按照他的要求建好了。同年9月13日晚，龚楚夫妇从深圳坐车到韶关，老家政府部门还摆了接风宴。

龚楚拿出三封信，委托在场的工作人员代为寄发。

据龚家后人讲，三封信分别是写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信的内容大致相同，首先是像以前在共产党内共事的同志表示感谢。

其次，陈述自己的现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故乡定居，安度晚年，敬请首长经常给予赐教。

大约一个月后，龚楚收到邓小平同志的来电，欢迎他去北京，在人大或者政协任职。

此时已经90岁的龚楚，却表示：“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还一身病，我哪里都不去了，我回来就是安度晚年的。”

五年后，龚楚在老家去世，享年95岁。

龚楚能回到家乡安享晚年，纯粹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宽容大度。他始终不交代自己叛逃国民党后的那些经历，但不代表着就能掩盖事实。

他一生多次叛变共产党，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来回选择，始终着眼于做出最佳利益选择，实际上，一辈子都在历史洪流中随波逐流，也因此导致了他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好。

那些被他残害的共产党员、红军，都在证明一件事，龚楚的的确确是“红军第一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