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参加殿试,一天吃掉36个馒头,康熙得知大笑:他就是今科状元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桥段,在雍正皇帝登基后的第一场殿试上,考生王文昭因为书写速度较慢,眼见天色已晚,心中焦急万分。
正在处理政务的雍正见状,亲自为王文昭掌灯,并嘱托他不要着急。见当朝天子为自己掌灯,王文昭不由受宠若惊,激动之余潸然泪下。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经历了天子掌灯的王文昭步入大清官场后,成为了雍正集团内部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八王议政,胤禩率领党羽逼宫,百官噤声之时,王文昭率先站出来护皇帝于左右。
当然,史书里并没有雍正为王文昭掌灯的记载,但在满清一朝,还真有一位和王文昭一样的“拖延症”考生。
他自知书写速度迟缓,为防万一,他带了一个装着36个饽饽的口袋到金銮殿上,从早上一直写到夜晚四更鼓响,随身携带的36个饽饽也一扫而空。康熙皇帝在听闻此事后御笔一圈,将他定为了本次新科状元。
那么,一个携带36个馒头的贡士如何能登的了大雅之堂,甚至还被钦点为了状元呢?
李蟠乃江苏徐州人士,生于顺治12年五月二十九日(公元1655年),在他出生的时候,满清已经入主中原达11年之久。
女真人入关后,为了能稳固统治,表明政权的合法性,便吸收汉人士进入到官僚阶层中,他们奉行拿来主义,复科举取士,大体沿袭前明旧制。
顺治在位期间,推动汉化政策,对反清人士以怀柔为主,大力推广儒家经典,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潮,不少士子认为当今圣上虽为满人,但一心向汉,读孔孟之经典、奉圣人之道义,将其视为天命之所归,民族矛盾有所缓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蟠的父亲早早给儿子定下了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那就是封建王朝时代读书人的最终目标——入朝为官,天子门生,光宗耀祖。
在帮儿子定下了发展基调后,李父开始对李蟠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要想让自家小子有所建树,要先寻一个好学校,找一个好老师。
自两宋时起,私学开始盛行,不少科场失意的成名大儒,或是没能再进一步的老童生和老秀才,大都选择进入私学谋一份差事。
到了明清两朝,私学之风甚笃,不少私学师资力量雄厚,还参与编撰“课外辅导书”,一些私学创办者会找到已有功名的士子,请他们给“未来的科举考生”划重点,因此此类私学的学费极其高昂,普通农民家庭很难承担得起。
幸运的是,李家乃书香门第,李父本人也通晓经史子集,在当地也颇有名望,在父亲的经济支持下,李蟠得以进入当地最有名的私学之中,开启了自己的科举之路。
古人云,三十而立,在李蟠28岁那年,李蟠入泮为博士弟子,从此之后如鱼得水,在考场之上连战连捷。36岁那年,李蟠中举,完成了身份的蜕变,正式成为不当差,不纳粮,上堂不拜的“人上人”。
一般来说,举人就是一个普通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巅峰了,毕竟在乡绅主导的古代基层社会,举人的特权就是最大的财富,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前提之一。然而对于李蟠而言,举人只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起点,若要光宗耀祖,完成祖辈夙愿,还得继续考下去。
于是经过多年的苦读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李蟠通过了会试成为了贡士,紧接着就要准备参加科举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战——殿试。
满清一朝,殿试通常持续一整天,为避免考生因饥饿而发挥失常,满清当局十分“人性化”地制定了一项政策,特许考生可以携带食物入殿应试。
按照以往的经验,考生一般都会选择携带装满点心的食盒,既便捷也可充饥。
但李蟠貌若武人,食量极大,小巧精致的点心不够他塞牙缝的,于是他携带了一个装了36个饽饽的口袋,前往殿中应试。
“携饽进殿”可谓是中国科举史上的头一遭,侍卫们和同期的考生见状,不由哑然失笑,一些侍卫甚至担心李蟠在饽饽中有所夹带,于是随机掰开了几个细细查验,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只好让李蟠进入殿中。
李蟠虽然少时以文名闻乡里,在徐州当地属一流人物,但并非是下笔千言、文若泉涌的捷才,而是那种文思迟涩,擅长“慢工出细活”的主。
因此殿试之时,别人都已经交卷离场,殿中只有李蟠一人还在苦思冥想,卫士和考官连连催促他交卷,而李蟠急得眼泪直流,只能苦苦央求不要催逼于他,而考官瞥了一眼他的“大作”后,只见字迹工整,文中有可取之处,于是“法外开恩”,许他继续待在殿中答题。
李蟠见监考官帮自己背了书,干脆也就不客气了,这一写,就是写到了四更鼓响,同时也把自己带来的三十六个饽饽吃得一干二净,之后交卷拜谢了考官之后,李蟠便匆匆离开了考场。
监考官将考卷带到了南书房,康熙皇帝要亲自“检阅”这批学子的成果。在看到李蟠的考卷时,康熙帝顿时眼前一亮,这位考生不仅文章星斗,对政事的理解也非同寻常。
当时的满清王朝虽然名为盛世,但在太平的背后隐藏着数股暗流。
军事方面,虽然噶尔丹败亡,但准噶尔部实力犹存,对皇廷仍是一大威胁,在帝国内政方面,黄河水患不减,河南一带屡屡遭灾,中原粮仓一度成为人间炼狱,而在吏治方面,由于康熙奉行宽仁治国,枉法之徒和贪腐官员很难得到应有的处理。
外敌、水患和吏治腐败是清王朝身上的三处蚁穴,稍有不慎将动摇满清王朝的根基,康熙帝毕生都在处理这三个蚁穴,而李蟠的考卷则给了康熙解开这三个问题的新思路。
首先是西北战事,李蟠认为朝廷不妨仿两汉古制,在准噶尔部一带设立大清版本的“西域都护”,将该区域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中。
对于黄河水患,李蟠认为水患治理不能一蹴而就,现阶段要做的是要培养能吏,建立针对水患的预警机制,迁走洪灾多发区附近的百姓,并多挖壕沟方便泄洪,将损失降到最低,如若等到洪灾爆发时再赈灾,不仅劳民伤财,还徒增国库的财政压力。
而在吏治方面,李蟠则主张改革监察机制,提高监察御史的出访频率和对地方官的监督力度。
在康熙帝眼里,李蟠的政治理念过于理想化,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但对于李蟠这样一心只读圣贤书,很少接触到人间疾苦的“贡士”而言,能对政治有这样的理解实属不易,只要能在工作岗位上磨砺一番,假以时日必能成长为一位能臣。
一旁的考官见康熙帝在李蟠的考卷上停留良久,心下便知此考生的试卷非比寻常,于是便向前对圣上讲出前一天考试时李蟠的“骚操作”。
康熙帝听罢不由抚掌大笑,认为他乃“苦心求学”之人,靠后天努力挤进了这个被天赋占领的制高点,可谓是天下第一人。于是康熙龙颜大悦,御笔一圈,钦点李蟠为殿试第一名。
就这样,李蟠靠着36个饽饽成功进入到帝国的核心层,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一职,成为天子门生,实现了自己“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既已当官,那为民请命就是自己的使命!
就在42岁的李蟠踌躇满志的时候,机会很快就到来了!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钦定李蟠为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和李蟠同一科取士的探花姜宸英为副考官。
其实由前科鼎甲主持顺天乡试是满清政府惯例,但也足见皇帝对李蟠的器重。可李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再普通”不过的乡试竟然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顺天府就是京师,京师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矛盾集中之地。天子脚下,京官难当,而考官最难。好在主考和副主考是前科状元和探花,一位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一位老骥伏枥,德高望重。两人受圣上恩宠,立志图报,然而没想到却直接捅了马蜂窝。
同年八月,顺天府乡试开考,共分三场,并于九月五日放榜,然而在乡榜放出的那一刻,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原来在乡榜上高中的学子,大多是大臣子弟,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这让不少平民出身的落第士子心内不满,认为李蟠和姜宸英收受了朝中大臣的贿赂,在乡试徇私舞弊,是为国家之贼。
落第士子们为了发泄不满,开始散发传单,编写歌谣,说什么“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意思是说姜宸英作为德高望重的公义人士,竟然不出面主持正义,反而和收受贿赂的李蟠一起在乡试中徇私舞弊。
更有甚者,说李蟠认了宫里的一个太监为干爹,在此次科考中收了一万多两贿银,赚了个盆满钵满。
于是在一干讨伐李蟠的“檄文”中,有一篇无名氏所著的《士子揭世文》横空出世。这篇文章堪比当年陈琳骂曹操,骆宾王骂武则天,极尽讽刺之事,将李蟠本人贬低得一文不值,炮制大量的无良谣言,甚至辱骂了他已故的父母以及还未接到京师居住的妻儿。
在好事者的推波助澜下,这篇文章被印了上千份,在京城张贴、散发,一时间整个顺天府乌烟瘴气,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在讨论这场所谓的“舞弊”案。
而“顺天乡试舞弊案”很快就传到了康熙帝的耳朵里。起初皇帝打算冷处理,试图用时间冲淡这场风波,毕竟当时主考官是前科进士,又是状元和探花,无论人品还是学识在朝中都有目共睹,就算给他们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在天子脚下犯下这样的“欺君”大罪。
再加上事情发酵至今,各种传言虽甚嚣尘上,但却无一人报官,更没有谁能出面拿出像样的证据,而所有的传单和文章都是针对个人的言语辱骂,充其量只是落第士子发泄不满的方式而已,假以时日就能安定下来。
就这样,在皇帝的冷处理下,这场“舞弊案”的热度慢慢褪去,就在李蟠认为自己躲过一劫的时候,一位“大v”的登场改变了这场“闹剧”的走势。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国子监博士、著名剧作家、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以“顺天府乡试舞弊案”为原型,创作了一出“针砭时弊”的戏剧——《通天榜传奇》,此剧一出,原本热度渐消的顺天舞弊案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好事者传播流言蜚语,推波助澜,将李蟠收受贿赂一事描绘得有板有眼,令李蟠等人有口难辩。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冷处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此案”若不能妥善解决,无疑将动摇满清国本,寒了天下学子之心。此时对于康熙而言,李蟠等人有没有冤屈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要如何安抚这群“文化恐怖分子”的心。
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十一月,康熙帝命令刑部收监李蟠和姜宸英,并在顺天府张贴皇榜,宣布对中举的士子们进行复试,复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绝对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李蟠被收监的消息传出后,顺天府学子们欢呼雀跃,连连高呼皇上圣明,并期待那些靠“行贿”中举的学子在圣上亲出的考题中丑态百出。
然而极其讽刺的是,在第一次乡试中过关的士子,竟然在复试中没有一个“落榜”的,也就是说这些考生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真实才学考取的功名,而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都是一群酒囊饭袋,靠行贿和裙带窃取的功名。
事已至此,真相大白,但顺天府士子仍心存不忿。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真相堵不住他们的风言风语,为了维持帝国稳定和天下学子的基本盘,康熙帝不得不对李蟠做出处理,将李蟠流放沈阳尚阳堡三年,对于探花姜宸英,康熙则下令将他释放。
然而此时姜宸英已经年过七旬,又遭无妄之灾,性命已如风中残烛,康熙皇帝的敕令还未送到诏狱,姜宸英就在悲愤中死掉了,一代古文领袖就这样成了一场闹剧的牺牲品,令康熙皇帝嗟叹不已。
而在关外的三年,也让李蟠看清了大清官场的本质,他实在想不到自己一个兢兢业业的实干家,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这所谓的太平盛世看来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罢了!看清这些后,李蟠终于明白了功名利禄皆浮云,人生在世,管他滔天巨浪,但求不愧于心。
就这样,在对官场失望之极的李蟠在东北挨过了三年。三年的流放生涯虽然让他成了罪人,但其身上的功名还在,回到家乡的李蟠依然能享受该有的待遇!
只是此时的李蟠以无意仕途,只是专心著书,而其所作书籍也被时人视作珍宝。后来康熙南巡之时,还曾想再度起用李蟠,但李蟠早已对满清官场失去了兴趣,终生再未登入朝堂,成为了历史长河之中的一粒尘埃。
一届状元公落此下场,不得不让人倍感唏嘘!
其实自科举制度诞生以来,舞弊现象就从未杜绝,历朝统治者都明白科举制度事关国本,因此对舞弊之事极为重视,一旦有舞弊现象出现,一般都会兴起大狱。
但科举除了选官外,也是皇帝笼络天下学子之心,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为了不让朝廷与天下学子走向对立,康熙皇帝只能选择牺牲李蟠,而这实际上是皇帝为了维护皇权尊严,平息社会舆论所作出的折中举措。
但对于李蟠而言,从苦学之士到饽饽状元,从朝中大员到阶下囚徒,李蟠的一生是可悲的,但也是幸运的,以他苦心做事的品格,不适合趟官场的浑水,潜心著书才是属于他的归宿。
而那个“毁掉”他一生前途的顺天舞弊案则是一个由诽谤而生的假案,至于诽谤者,写出《通天榜传奇》的孔尚任被罢官,但因孔子世孙的身份让他免于牢狱之灾,而那封沸沸扬扬的《世子揭世文》是一个无头传单,无法深究其源。
终康熙一朝,大部分人仍将李蟠视为只懂得无耻敛财的小人,直到在他去世的八十年后才被两江总督蒋攸铦正名。
在今天,不少“文史砖家”对此事不予深究,仍然给李蟠打上了才疏学浅,品行低下的标签,还让他背负着顺天府舞弊案的黑锅,希望本文能给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原饽饽状元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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