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逃台湾时，因飞机超重卸下的石头大鼓，如今成镇国之宝

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和蒋经国在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登机，准备飞往台湾。

与他们一起转移的，还有大量文物和财宝。

由于文物数量众多，被先后分成三批运送，其中的第三批文物将由军舰“昆仑号”负责。

这些文物几乎每一件都是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亲自选定的，来源于北京故宫，可以说每一件都堪称稀世珍宝。

而在满舱的金银财宝中，却有十枚粗糙笨重的黑色石墩，状如大鼓，上面有些模糊不清的纹样，看起来十分不起眼。

1949年1月29日在“昆仑号”出发前，国民党方面为了轻装上阵，临时决定将船上这些鼓状大石留在下关以码头减轻船体载重。

之后，在我国文化部的努力下，这些遭遗弃的石鼓最终回归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成为了“中华第一古物”和“镇国之宝”。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当初要下令带走这几块貌不惊人的石墩？

这些貌不惊人的石墩又是为什么能成为镇国之宝？

这些石鼓到底来历如何，上面的文字到底是何含义？

我们来一一考据。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写过《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一诗，其中有“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二句。

杜甫此诗记录得正是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证明了在唐时，“陈仓石鼓”在文人雅士之中就已经拥有了极高的地位。

在未发现之前，石鼓一直散落在陈仓荒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无闻于世。

但早在初唐时期，“陈仓石鼓”就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了。

公元 627 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正式登基为帝，同时将年号改为贞观。

从此，经历了隋末的多年战乱，天下也开始了“贞观之治”这一段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也正是在这一年，有农人放牧时在位于唐朝国都长安 三百多里的荒山远郊——陈仓县岐山北坡发现了好几块奇怪的大石头。

这些石墩样式巨大，径过六尺，重过千斤，外形如鼓，圆而见方，上窄而下宽，中间微凸。

经过初步查勘，石鼓的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产出的青石 ，每一尊形制不规则但大致相近，共有整整十块 。

因其形状像鼓，这些石头自发现之日起，便被称为石鼓，同时约定俗成地冠之产出地名，称作“陈仓石鼓”。

这些石鼓虽然不能敲打传音，但一经出现便因为其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名扬古今。

它们不知在荒郊野地里躺了多少年，日晒雨淋，已经满目疮痍。当擦拭掉石头上的泥土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上面居然刻有文字。

每一面石鼓都有阴刻有文字，共有篆书文字650至700字。

石鼓的出土震惊当时的朝野，最先受到书家所瞩目。

许多权贵和书法家都十分推崇，当时的书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远赴陈仓，纷纷争睹为快并亲自临摹和做拓本。

经过研究石鼓上的文字，这十枚石鼓分别被取名：《吾车》、《汧 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和《吴人》。

每个石头上的字数都不相同，每个字约两寸见方，这些文字字体开放，圆润工整，既不像西周的金文那么恣意豪放，也不像秦朝小篆那样规范严谨。

唐朝的金石学家们查遍了当时所有的典籍和档案，但最终没有在历史中找到任何类似的文字。

在经过一番研究考据家们最后认定，石鼓上的字断代介于金文与小篆期间。

这些文字弥补了中华文字演进史上空白的资料，也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名称——“石鼓文”。

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在其著名的《书断》中称石鼓文为“颉之嗣，小篆之祖。”，奠定了其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不过，虽然在文人雅士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但石鼓被发现后依旧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十枚石鼓在荒野中一直遭受着风雨的侵蚀，静静等待了两百多年。

后来，在安史之乱爆发期间，进驻凤翔的唐肃宗李亨将石鼓从陈仓县岐山北坡迁离，转移到了凤翔县城以南的野外。

此举使得石鼓免受了战乱的毁坏，但却依旧置身荒野。

此后，有许多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些文化瑰宝的命运。

在806 年，著名文学家和诗人韩愈历经官场坎坷，最终获得了赦免右迁归京。

在和太常寺太祝张籍等一票文人的探讨之后，韩愈写下了著名的传世之作《石鼓歌》，一句“雨淋日灸野火燎”，写出了老先生对石鼓保存状况的担忧和珍视之情。

回到长安到任国子博士的韩愈，立即上书唐宪宗李纯，请求朝廷将石鼓从陕西凤翔运送到长安移入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来保存珍藏。

但当时的唐朝朝廷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于是唐宪宗和朝中诸城并未采纳韩愈的建议，对石鼓进行收纳保护。

就这样又过了 12 年，当时的凤翔陇右节度使郑余庆任听说了这件旧事，他被韩愈所作《石鼓歌》的文采深深感动。

虽然他没有能力把石鼓运至太学保存，但尽力就近将它们移入凤翔孔庙存放保护，总算让石鼓有了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

这时已经是818年，距石鼓初次现世已过了近两百年时间了。

遗憾的是由于朝廷的不作为，十面石鼓中一尊名为“乍原”的石鼓在漫长的时间里已经不知所踪，一说是被无知乡民所毁坏了。

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后唐朝的统治根基逐渐被摧毁，战火也逐渐席卷关中大地乃至整个神州。

石鼓在凤翔孔庙安身不足一个世纪，五代之乱开始，此地也不免沦为了战场，石鼓在战火中先后散落民间，下落不明。

而消失多年的石鼓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已经是北宋时的仁宗时期了。

事情，还是由韩愈所写的《石鼓歌》而起。

相传有一天，宋仁宗读诗集的时候，正是读到了韩愈所写的《石鼓歌》，这位爱好诗文书法的皇帝自然对石鼓非常感兴趣，便立即下了旨意给官员去寻找遗失的石鼓。

由于石鼓上一次出现在凤翔，于是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池便接奉了仁宗的旨意。

最终，司马池在凤翔府学门口的廊屋下找到了这些遗失的石鼓，不过他找到的只有九面，那一尊名叫《乍原》的石鼓依旧不知去向。

在前些年某综艺节目中，杜撰了司马池为了追求圆满，仿制了一个“乍原”石鼓，献给皇帝来邀功，最终被识破而被治罪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并不符合历史史料。

司马池对石鼓搜集和保护是有很大功绩的，他的事迹在宋代就广为人知，曾被立碑赞颂。

而最终在1052年宋仁宗皇祐四年，当时的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家田舍中被找到了遗失的“乍原”石鼓。

可惜的是正如古时传闻所说，它已经被毁坏了，石鼓的上半部已经被人削去，下半部则被掏毁用作舂米臼。

鼓上的篆文也已经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中被磨损，仅剩下四行文字保留下来。

至此，十面石鼓终于得以完璧，依旧被妥善保存在凤翔孔庙内。

到了北宋末年，爱金石书画成痴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得知了石鼓的故事极其感兴趣。

他直接下令将石鼓移送到东京汴梁宫中，由自己亲自带领大臣临摹传拓，研究上面的文字，并且用黄金将上面的刻字填注起来，既是为了加以保护，又提高了石鼓的价值。

但这个行为也为石鼓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靖康之变的时候，金军攻破汴京，石鼓与徽钦二帝一同被运往金中都。

不了解中原文化的金人开始不懂石鼓为何物，随着石鼓被运到燕京，金人发现其没有太大价值就只是剔去了上面填注的黄金，并再次将它们弃置于荒野。

石鼓再一次被发现和保护，已经是元代了，时任元朝国子助教的官员虞集，将石鼓搜罗起来安置在大都的孔庙之中。

自此之后，从元代、明代，清朝至民国初期侵华战争的 600 多年，这十面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庙安放，受到历代帝王、官员、文人的保护、研究和瞻仰。

石鼓被称作“镇国之宝”，它们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可以说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随着1933年侵华战争的到来，石鼓和北京城内的文物再次迎来了坎坷的长途南迁之路。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北平随时会发生战争，于是故宫博物院准备将古都的文物南迁以避战乱。

石鼓随故宫第四批文物一同南迁，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工作。

故宫的专家为了使石鼓在长途迁徙中尽最大可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受到最少的损失，费尽了心力，想了无数办法。

最终的方案是：先用浸湿的高丽纸附在石鼓表面以保护刻字，再包上两层棉被用以缓冲，然后再用麻绳打成辫子将棉被缠紧，最后放入厚木箱中，箱内塞满稻草和棉花，并在箱外包上铁皮条加固。

事实证明，这样的万全准备并不是杞人忧天，在石鼓南迁的途中，曾两次遇险。

在重庆酉阳，承运石鼓车辆为了赶时间，曾经不慎翻入山涧之中。

而万幸的是，石鼓在车坠入山涧悬崖之前已经翻落在路上，没有受到一丝损伤。

又一次在重庆江津，车队为了赶时间选择夜路，出了意外不慎将装有石鼓的货车撞到了路边的树上。

这一次虽然车翻了，但石鼓却安然无恙。

两次化险为夷，其实都得益于这些文物保护界的先辈们付出的艰辛努力。

此后十余年间，石鼓赴上海、转南京，抵重庆，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控制存放。

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档案文化院将存放于各处的文物集中到重庆。

在之后的一年中，国民政府又将包括石鼓在内 7000 余箱文物全部转移到重庆，之后，南迁文物又从重庆陆续运回了南京。

1947 年文物到达南京下关，为避战火，石鼓离开南京整十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安全返回。

1949年由于国民党在内战战场节节失利，蒋介石及其势力在国内逐渐土崩瓦解。

12月13日，蒋介石和蒋经国在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往台湾，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外逃计划。

随后转移的是蒋介石遗留大陆的武装力量，护送着他之前搜罗到的大量文物和财宝，一同转移去了台湾。

由于文物数量众多，被先后分三批运送，其中的第三批文物将由军舰“昆仑号”运送至台湾，其中就有这十枚珍贵的石鼓。

1949年1月在“昆仑号”出发前，国民党方面为了轻装上阵，临时决定将船上这些鼓状大石留在下关以码头减轻船体载重。

终于在 1950 年，石鼓在经历了南迁、西迁、东返、北归之后，回归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此，国宝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展示和研究。

石鼓在考古学、文学史、文字发展史、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地学问“石鼓学”。

石鼓自唐代出土后，虽然推崇研玩者甚多，但关于石鼓的很多问题仍悬而未决：石鼓产生的具体年代一直众说纷纭，至马衡时，石鼓为晚周秦刻石基本论定，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公认。

本来石鼓上的大篆文字就非常难以辨识，而因为千年来在荒野风吹日晒，又经过数代人锤印拓制带来的损耗，石鼓的排序问题很难考据。

正因为石鼓谜团重重才魅力重重，才能自立门户成为一门学问。

除了具有传奇的身世之外，石鼓还承载着太多值得探寻的秘密。

关于石鼓的制成年代，学界一般承认金石考古学家马衡的秦穆公说以及唐兰先生的秦献公说。

在近代，石鼓的历史溯源认定为自春秋时期的秦国，已经基本确定没有很大的争议了。

而关于石鼓的文字内容，每面石鼓刻四言诗一首，它的遣词用韵、风格情调与《诗经》有些相近又独具特点。

经过专家解读一些石鼓上的文字，可以解读出一部分记述的内容，是秦国国君迎接周天子的使者，并与其一同出游、狩猎的情景。

这为研究秦国的政治、外交、祭祀等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历代文人专家研究石鼓的文字，就要借助早期的原石拓本。

留存于世的众多拓本中，以北宋的“ 先 锋 本”“ 中权 本” 和“ 后劲本”最为珍 贵。“先 锋本”存 字 480 个，是存世最早的拓本；“中权本”存字465 个；“ 后劲 本” 存 字 491 个， 是存字最多的拓本。

这三个拓本，藏于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

如今，故宫博物院还存有孙克宏旧藏的明代拓本和乾隆时期御制的清代拓本，也都有极高的价值。

石鼓还为后人带来了很多衍生的遗产，自唐至清的近 1300年间，有无数文人学者为石鼓题诗作赋，现存较为著名的尚有20 多首，如唐代的韩愈、杜甫，宋代的苏轼、苏辙，元、明的张养浩、李东阳，等等，清代更有康熙、乾隆二帝为石鼓题赞。

总之，自从十面刻有“天书”的石头横空出世以来，在中华大地的坊间、学界乃至政坛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引发了之后持续 14 个世纪之久的学术争论，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十面石鼓，富含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等多重价值，石鼓文又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所以康有为将它们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它们正在位于故宫博物院宁寿全宫的石鼓馆中展出，静候世人瞻仰、欣赏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