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临终前出现回光返照，求主治医生救他，死时一只眼睛未闭合

1967年10月16日晚上，已经油尽灯枯的溥仪竟然再次焕发出生机。

当好友范汉杰和李以劻出现在病房里的时候，多日未开口的溥仪还和他们说了话。

那晚，溥仪心情很好，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还念叨起了与他多日未见的“杰二弟”溥杰。

看着溥仪容光焕发的样子，李淑贤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她知道这是人去世前的回光返照之像。

其实，在这之前，医生已经针对溥仪的情况，给李淑贤打了“预防针”，她心里什么都明白。

果然，刚还在与老友说话的溥仪突然对着李淑贤喊道：“快，找孟大夫，快……”

接着，溥仪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因太过痛苦，他的表情也变得狰狞起来。

片刻功夫，溥仪被送进了抢救室，在一阵忙碌之后，医生宣布了溥仪的死亡，那时已经是17日凌晨2时30分了。

当溥仪的遗体出现在李淑贤的面前时，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溥仪的一只眼睛竟然还没有合上，嘴巴也张开着，仿佛还有千言万语要说。

那么，溥仪在临终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位经历传奇的末代皇帝又在牵挂着什么？

1964年夏天，溥仪就已经出现了病症，他总是尿血，但是到医院检查后，被告知是前列腺炎，溥仪也就没有特别在意。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溥仪的病还是没有丝毫好转，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给全国政协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帮溥仪安排治病。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溥仪在12月份开始入院治疗，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可是，溥仪实在是无法安心在医院静养，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坚持继续工作。

仅仅一年后，溥仪就因为劳累过度，导致病情复发，再次住进了医院。

周总理在了解到溥仪的病情后，刻意为他寻来泌尿科专家为其治疗。

经过一番仔细地检查，专家发现溥仪的膀胱上长了一个瘤，但是只有黄豆大小，可以祛除，周总理作出指示，要求医院一定要将溥仪的病治好。

可是，在不久之后的检查中，医生发现，溥仪的膀胱瘤增大了不少，只得采取“电灼”的方法治疗。

治疗很快就有了效果，溥仪那次在医院住了两周就出院了，出院后，溥仪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然而，没过多久，溥仪又开始出现尿血现象，还会头晕，疲倦，无奈之下，他又住进了协和医院。

经医生诊断，溥仪的肿瘤并没有祛除，而是已经转移到了左肾，为了防止肿瘤再转移，医生只能将溥仪的左肾和左输尿管切除，手术后，溥仪开始回家养病。

文革开始后，溥仪因为自己末代皇帝的身份被整日提心吊胆。

为了避免受到冲击，政协也停止了办公，溥仪的工作只能暂停。

在巨大的压力下，溥仪的病情开始加重，还得了尿毒症，到1967年5月时，他全身开始水肿，生活难以自理，甚至连走路都困难。

在溥仪入院期间，他的同事和朋友有的被抓了起来，有的被关押，溥仪为此很是忧虑，加上病痛的折磨，他肉眼可见地消瘦了，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九月份，溥仪被诊断为贫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尿毒症晚期，各种病症累加，他已经是药石无医。

可溥仪并不甘心在病床上等死，他的求生欲非常强，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做着抗争。

在病情加重之前，溥仪要求李淑贤给自己服用紫河车（即胎盘粉），还长期注射一种叫“赐保命”的药品，企图延长自己的寿命。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1967年10月16日晚上，溥仪在饮下一服药后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

在和范汉杰聊天的过程中，溥仪表示自己不想死，还想为国家多做点事。

在被送进抢救室的时候，溥仪还在哀求医生：“救救我，救救我，我还不想死，我还可以再为国家做点事情。”

在抢救的过程中，溥仪多次挣扎着睁开眼睛，还在喉咙里发出呜咽的声音，一直在垂死挣扎。

可生死是无法由自己决定的，在一番挣扎后，溥仪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末代皇帝就这样陨灭了。

直到被医生宣布死亡，溥仪的一只眼睛还未完全闭合，嘴巴也张开着，溥仪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对这世间还有无数的眷恋。

再回想起溥仪的一生，大家心中五味杂陈，从皇帝到普通公民，溥仪经历的不只是自己的人生，还是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1908年，傀儡皇帝光绪帝去世，可是他膝下没有子嗣，无人继承皇位。

于是手握大权的慈禧太后想起了光绪的弟弟载沣，让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了皇位。

登上皇位时，溥仪三岁不到，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享受着满朝文武的跪拜，年幼的溥仪只觉得新奇。

那时的溥仪根本不知道坐上这个位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想象不到这个位子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人生经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时的溥仪不到6岁，他根本没有做选择的权利，只能被迫退位。

至此，清朝灭亡，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结束，溥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他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

溥仪退位以后，全家移居到颐和园，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可是他已经成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的玩偶，身不由己，任人玩弄。

1917年，溥仪在“辫子军”的拥护下，再一次登上了皇位，企图复辟清王朝，可这场闹剧仅仅持续了十几天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溥仪一直在学习西方文化，眼界也开阔了不少。

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溥仪开始有了逃脱皇宫的想法，他主动剪去辫子，穿上西服。

但是，在溥仪的内心里，他还是把自己放在皇帝的位置上，还对复辟清王朝抱有幻想。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当初的皇室赶出了紫禁城，溥仪终于离开了囚禁自己的皇宫。

离开皇宫后，溥仪虽然没有了家，但是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很潇洒。

溥仪变卖了皇宫里的很多珍奇宝物，从北京辗转到了天津，每日出入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

作为末代皇帝，溥仪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自从他被赶出皇宫后，日本人就盯上了他。

在天津的时候，日本人给溥仪提供了很多帮助，还暗示溥仪，日本会帮他完成复辟清王朝的梦想。

于是，溥仪和日本人越走越近，他不顾皇室宗亲和满清遗老的劝阻，不顾国民政府的警告，还是选择亲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溥仪一度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凭借清王室在东北的号召力，和日本人的帮助，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

可是在日本人眼里，溥仪就是一枚棋子，日本人企图通过溥仪控制东北，甚至控制全中国。

1945年8月，苏联带着一百多万部队挺近东北，眼看日本的败局已定，溥仪在13日晚上就准备带着自己的家人出逃。

两天后，正在逃亡路上的溥仪得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他或许是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直接哭了出来。

17日，伪满洲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伪满洲政权彻底结束，溥仪的“皇帝梦”也破碎了。

为了保命，溥仪企图逃到日本去，可是还没等他离开中国，就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关押到苏联的拘留所。

后来，日本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时候，溥仪作为证人出席，在法庭上指认了日本的罪行。

五年后，溥仪被引渡回国，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

自此，溥仪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

初到战犯管理所时，溥仪还端着“皇帝”的架子，衣食起居都由和自己同住一室的亲戚照顾。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为他换了房间，没有了别人的照顾，溥仪终于肯放低姿态，亲自动手照顾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就连日常的穿衣和洗漱，溥仪都做不来，经常手忙脚乱，时间长了才稍微好一点。

在劳动的时候，溥仪更是一窍不通，经常拖团队后腿，被管理人员批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溥仪的心理由刚开始的怨恨政府，慢慢转变成了怨恨让自己和中国人民都深受其害的封建制度。

后来，在溥仪的努力下，他渐渐学会了种菜，养鸡，砍柴，洗衣服等一系列日常劳动。

学到生活技能后，有着医学知识的溥仪还加入到了管理所的医务组，为生病的战犯量血压，做治疗，他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战犯的尊重。

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不仅学会了生活，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刚到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溥仪理直气壮地说：“我只是在日本人的逼迫下，做了他们的傀儡，东北的灾难不是我造成的，而是日本人造成的。”

在经过开导后，溥仪才认识到自己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时，签发的很多条例使东北人深受其害。

溥仪由此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减轻处罚，他一直在隐瞒自己的罪行，并没有老实交代。

即使被逼到无法逃避的时候，溥仪也是只交代几条不痛不痒的罪状。

为了击破溥仪的心理防线，管理所让他参加日本战犯学习会。

会上，日本战犯供述了日本人在东北犯下的累累罪行，溥仪听到后开始心怀愧疚。

在看到东北人民的控诉检举资料后，溥仪内心的不安开始加剧，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例让溥仪的良心受到了折磨。

后来，随着溥仪家族的人开始不断揭发他的罪行，溥仪深知自己的罪行瞒不住了，他也不想再瞒下去了。

于是，溥仪开始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桩桩件件他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即使交代的时候有遗漏，事后想起来，他也会重新提交补充材料。

管理所的领导曾说过，溥仪提交的补充材料比认罪材料还要多。

那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溥仪并没有好好认罪，思想转变以后就一直补充自己的罪行。

直到临近释放的时候，溥仪还时不时地会提交补充材料，想起来什么写什么，毫无隐瞒。

1955年，溥仪承认了《侦讯爱新觉罗·溥仪的总结意见书》里面罗列的关于自己的五条罪状，并表示总结意见书完全正确，他应该承担全部的罪恶责任。

第二年，溥仪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现场。

这一次，溥仪不再像十年前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一样，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而是充分揭露了日本的侵略罪行，证词很有说服力。

政府对溥仪的改造可谓相当成功，原国民政府军统上校关梦龄曾说过：“能把一个皇帝改造到这种程度，真是共产党改造人类、改造战犯的卓著成绩。”

1959年12月8日，溥仪被赦免，走出战犯管理所，在离开战犯管理所之前，溥仪曾下保证：“我会永远跟着我的母亲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直到脉搏停止……”

走出战犯管理所后，溥仪到北京办理了落户手续，在正式成为北京市公民的那一刻，溥仪激动地语无伦次，在他看来，这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

后来，周总理接见了溥仪，并为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做一名园艺师。

没过多久，溥仪和其他几位首批特赦人员又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溥仪正式成为一名文史专员，他很是激动。

溥仪在政协工作得十分认真，工作积极性很高，临近年关之际，同事们都回家了，溥仪还坚守在岗位上。

在做文史专员的一段时间，溥仪还整理出版了《我的前半生》一书，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溥仪不仅在工作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收获了爱情，1962年，溥仪在人民出版社一名编辑的介绍下认识了护士李淑贤，并与她结为夫妻，一直相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溥仪是不幸的，作为时代下的悲剧人物，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前半生，只能被时代的潮流簇拥着走向错误的道路。

同时，溥仪又是幸运的，他作为一个末代皇帝，最终得到了善终，并在后半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去世时，溥仪未合上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都是对这个尘世的留恋，对自己不能再为国家做事的不甘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