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周恩来请一人去中南海赴宴，参会人员醒悟：怪不得胡宗南会败

1949年11月6日，北京的中南海勤政殿华灯初上。周恩来总理与几位前国民党高官在这里一起把酒言欢。

他们当中有“和平将军”张治中，也有促成北平和谈的傅作义。一群人坐在一起，觥筹交错之间好不快活。

突然，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快步走了进来。只见他缓缓地摘下礼帽，朝着众人微微鞠躬，然后说道：

“抱歉，诸公。今日有些私事，所以来晚了。”

周恩来一把拉住来人的手臂向大家介绍起来：“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党的...”

“总理，您不用介绍了，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傅作义打断了周总理，但是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刚刚周公的话，又立刻惊诧地问道：“您刚刚说，他也是共产党的人吗？”

周总理没有回答只是报以礼貌谦和的微笑。

“哎呀呀！难怪胡宗南把延安都打下来了，还是敌不过共产党呀！原来，我军当中遍地都是豪杰啊！”傅作义嘴里说着夸赞的话，脸上的表情依旧是万分诧异。

那么，这个令在场的国军将领大惊失色的“客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说解放军打败胡宗南，他功不可没呢？

他就是一位被我党安排在敌人内部的“潜伏英雄”熊向晖。我党以及我军内部的领导人们曾经评价熊向晖，说他一个人至少能顶得上几个师！

熊向晖原名叫熊汇荃。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的掖县的一个官僚家庭。熊向晖的家庭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属于妥妥的“老北洋上三旗”的水平。他的父亲是本地的县长，后来一路高升坐到了湖北省高级法庭庭长的位置上。所以，熊向晖家的八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而在所有的兄弟中，就数排名第五的熊向晖最有出息。

从小在浓厚文化氛围中成长的熊向晖立马就迎来了“鲤鱼跃龙门”的时刻。

1936年，年仅十七岁的熊向晖考上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后来的文史大家钱钟书、吴晗等人成为了校友。

因为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熊向晖父亲一高兴就把祖屋好好翻修了一遍，以此来彰显“子孙后代，光耀门楣”的骄傲。

然而，1936年可不是什么读书的好时候。

彼时的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是忙着和阎锡山、冯玉祥搞军阀混战，就是督促张学良的东北军加速进剿陕北的共产党政权。

1935年，日本人又在华北，依照东北的伪满洲国，如法炮制了一个“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搞得整个华北地区都民怨沸腾。

作为正值热血之年的大学生，熊向晖决心弃笔从戎、抗日救国。

1938年，熊向晖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为了该校的第十五期学生。

有趣的是，虽然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但是，因为这里的学生和教官或多或少都怀有一颗报国之心，所以，这里盛产信仰共产主义的“军事高手”。

比如，我军的高级将领林彪、陈赓、左权都是毕业于黄埔军校。

其实，早在熊向晖进入黄埔军校前，他就于1936年12月加入了共产党，并积极投身革命运动。

所以，等到熊向晖考上黄埔军校，他就已经成为了我党一名潜伏在黄埔军校里的国军“预备军官”。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熊向晖这么优秀的人当然也藏不住。他的才能很快就吸引到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西北王”，同样出身黄埔军校的胡宗南。

1938年，胡宗南来到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观看学生们的会操表演。他很快便相中了一个年轻人，胡宗南问这个年轻人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给我当机要秘书？”

这个年轻人便是熊向晖。他欲擒故纵地表示：“学生学艺不精，恐怕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请长官另请高明吧！”

没想到胡宗南还来了劲，他觉得这个小伙子不为名利所动，是一个人才。

于是，他又不厌其烦地跟熊向晖解释道：“你考入黄埔不也是为了参军报国吗？现在你能到我的身边工作，这不正是为了党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吗？”

最后，几番拉扯之下，熊向晖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按道理来说，接下来熊向晖就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我党获取大量敌人的重要情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给他传来了一封指令：不要轻举妄动，原地待命等待新的指示。

令熊向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等就等了足足五年。就这样，作为我党“高级特工”，熊向晖靠着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获得了胡宗南绝对的信任。胡宗南不仅开会要带着熊向晖，视察前线也要带着熊向晖。甚至连面见蒋介石也要带着熊向晖。

其实，我党这一招把熊向晖“冷藏”的做法十分明智。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你的敌人坚决地相信你是“自己人”。

1938年，熊向晖刚刚被胡宗南招到身边。虽然胡宗南对他格外欣赏，但是却谈不上完全信任。

所以，中央首先要做的就是帮熊向晖建立与胡宗南之间的信任。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和力量配合熊向晖，甚至有时候还故意放一些情报出去给熊向晖“邀功请赏”，以让胡宗南认为，小熊这个小伙子真是又能干又可靠啊。等到日后最关键的时候，再让熊向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彼时的国共两党表面上还是处于合作抗日的阶段。虽然两军之间总是会有摩擦和冲突，但是，抗战爆发后，我党和国民党枪口一致对外。后来，出于这种原因，熊向晖在敌后安静地潜伏了五年，成为了一个“闲散特工”。

1943年的夏天，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在会上他给胡宗南下命令道：要趁着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以“闪击战”的方式快速突袭占领延安和陕北地区，一举摧毁中共的领导机关。

胡宗南接到了校长的命令，自然丝毫不敢怠慢。他立刻回到自己的行营里研究作战部署，而此时熊向晖就站在他的身旁。

得知胡宗南这是要对延安发动偷袭后，熊向晖觉得事关重大，他必须马上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延安的党中央。

于是，在重庆地下党员的配合之下，熊向晖将胡宗南的整个作战计划一字不落地递到了中央军委的案头。

这一回，整个延安都震惊了。

当时负责战术问题的叶剑英除了对熊向晖的“谍报能力”感到瞠目结舌之外，还因为兵力的原因十分头疼。

因为根据情报上的信息，胡宗南会在七月份调集十万大军进攻延安。而此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装几乎都在敌后执行抗日和反扫荡的任务。就算是立马给他们下命令，让他们回援延安，估计也来不及了。于是，忧心忡忡的叶剑英还是决定请示毛主席的指令。

对于当今的这个“困局”，毛主席则颇为淡定。

他认为熊向晖能够把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送出来而且没有暴露，这就说明胡宗南对他视若心腹，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他。

眼下，我们可以把这些计划全部刊登到《解放日报》上，并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国各界的人们大多还是反对内战的。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这样一来，压力就全部到了蒋介石和胡宗南那边。到时候，他们就算是再想发动内战，也几乎不可能了。

众人听完以后表示赞同，而后我党的各大媒体开始开展舆论攻势。胡宗南的手下居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军事行动的计划，还以为是我们党在故意搞摩擦。

结果一问上峰这才缓过神来：原来我们的内部有共产党的“奸细”！

胡宗南这边还没缓过神来，就被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打电话来臭骂了一顿。并且要求他立刻挖出潜藏在自己身边的“共谍情报人员”。

因为这件事，胡宗南大发雷霆。他让熊向晖向情报部门传达命令，一定要查出这个潜藏在自己身旁的共产党“奸细”。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情报部门把十万大军都查了个便，为了交差逮捕了不少昔日的同袍战友，可是依旧没有查到“奸细”的下落。

而熊向晖就像看“猴戏”一样全程目睹了这个过程。

1947年3月，胡宗南又准备进攻延安了。这一回他憋了一股劲，一定要洗刷上次的耻辱。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他特意让人召回了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继续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

熊向晖刚下飞机，胡宗南就亲自去机场迎接。并且，胡宗南再三拍着熊向晖的肩膀对他说：“有你在身边，我就最为放心了。”

等到自己拿到胡宗南全套的作战方案，熊向晖又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先一步将之送到了延安的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接到情报以后对熊向晖大加赞赏道：“这个熊向晖可真是了不起啊！关键时刻又是他挽救了党中央的命运呀！”

在随后的几年里，熊向晖继续潜伏在胡宗南的身边，为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提供了大量可靠精准的情报。帮助前线的解放军战士们连战连捷。

胡宗南虽然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据优势，但是依旧被我军耍得团团转。

其实，熊向晖的特工生涯远没有表面上那么“一帆风顺”。他在工作中有过两次险暴露的经历。其中的第一次，便是在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办公期间。

1946年的6月，美国政府的特使马歇尔结束了自己考察延安的旅程，准备返回南京去面见蒋介石。临走之前，周恩来表示自己想坐马歇尔将军的专机一起去南京。马歇尔也欣然答应。

上飞机以后，周恩来因为过度疲惫睡着了。结果，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一个由他随身保管的小本子遗落在来马歇尔将军的专机上。

这个本子上写着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而且在这一行地址的旁边还批注了一个“熊”字。

这个本子丢失了，等于是直接告诉了敌人熊向晖的潜伏人员身份。

因此，察觉到不对劲以后。周恩来立刻找来熊向晖，要求他去上海暂时避一避风头。

如果一个半月以后，地下党的同志们给他传去了秘密口令，那就说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一切如常，则证明熊向晖目前还是安全的。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马歇尔的手下捡到了他的这个随身笔记本，并交给了马歇尔本人。

这让马歇尔喜出望外，他觉得自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帮蒋介石一个“大忙”。于是，马歇尔二话不说就揣着这个小本子去了美龄宫找蒋介石。

可是当马歇尔隐晦地表示自己的手上有一个蒋介石肯定感兴趣的“重要情报”时，蒋介石的反应却极为冷淡。

蒋介石面色沉重地对马歇尔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什么情报，我们需要的是美国政府的战争援助。如果美国政府的情报工作做得那么好，那么珍珠港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蒋介石的这句话简直把马歇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就算是不需要自己手里的这份情报，那也不能这样羞辱美国政府吧！

最后，这次会见果然不欢而散，而那个小本子，马歇尔也一直没有拿出来。

马歇尔觉得，自己给蒋介石交“情报”本来就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一种恩赐。现在倒好像要“巴结”老蒋似的。

思来想去，马歇尔决定闭嘴。转身去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找时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对策。

好巧不巧的是，司徒雷登决定带马歇尔去南京中央剧院看一出叫《群英会》的京剧。这个京剧中国人都很熟悉，它讲的就是《三国演义》当中蒋干盗书的故事。

京剧里的蒋干盗走了周瑜的所谓“密信”交给曹操。导致曹操疑心上涌，立刻下令杀死了负责训练曹军水师的张允、蔡瑁两个水军都督。最后，曹操不得不任用于禁等陆军将领操练水军，结果，曹操赤壁一战精锐尽丧，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征服江南的土地。

马歇尔看戏看得入了迷，仔细一想，自己不就是那个“蒋干”吗？

周恩来作为一个干了二十多年情报工作的“内行人”，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将随身带着的本子丢在自己的专机上呢？这不是明摆着是一个圈套，等着自己往里跳吗？

于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深深地折服。

他们一致决定，不把小本子的事情告诉蒋介石，以免闹出“蒋干盗书”的笑话。

而此时，身在上海的熊向晖也阴差阳错地逃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1947年九月，我党在华北地区的情报网络遭到了敌特组织的严重破坏。好几十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

这些人里就有长期负责与熊向晖接头联络的我党情报人员王石坚。包括先前那两份“拯救延安”的情报都是经由王石坚的手交给中央的。

在军统特务的大肆搜捕之下，熊向晖的身份也暴露了出来。

但是，此时的熊向晖已经和胡宗南申请去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去了。等到军统特务们找上门时，他们才发现熊向晖压根就不在家。

无奈之下，军统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胡宗南。

看到十足的证据，胡宗南气得直跺脚。他大骂熊向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自己当初对他那么器重，又带着他打延安，又保荐他去美国深造，他却背叛了自己。

不过，碍于情面，胡宗南还是告诉军统方面不得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更不能够告诉蒋介石，否则自己不光会被诸位国民党同僚们嘲笑，甚至还会因此丢掉西北地区的行政大权和军事指挥权。

所以，即便是熊向晖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属于“绝密”。大多数国民党军官压根就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几乎同一时间，熊向晖也回到了祖国。

这一次，他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身份遮遮掩掩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949年1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几位以前的国民党高官，还特意将熊向晖也请了过来，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可以说，作为一名潜伏在敌后的“红色特工”，熊向晖发挥的作用无异于正面战场上的一颗“原子弹”。

然而，一代谍王此时正值壮年。就在几个月以前，熊向晖刚刚过完了他三十岁的生日。如此盛年，怎么能不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在国共两党两军中，熊向晖的才华都是令大家有目共睹的。

周恩来觉得，像熊向晖这样精通外语、又有过留洋经历，且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去做外交工作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正值壮年的熊向晖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

1962年，熊向晖国家被任命为驻英国外交办事处常任代办。1972年又担任了中国驻墨西哥大使。

在外交场合当中，熊向晖以其个人英俊的外表和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各国外交使节与领导人的一致赞赏。

甚至周恩来总理在出席重大的外事活动时，总是不忘叫上熊向晖一起去。可见熊向晖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做得同样出色。

1978年以后，年近花甲的熊向晖又开始负责针对台湾地区的统战工作。

在熊向晖的领导下，祖国大陆的对台部门不断与蒋经国执政下的台湾地区政府展开积极沟通，最后促成了“台湾老兵回乡探亲”的历史性时刻。

晚年的熊向晖因为疾病缠身一度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他这才被中央要求从一线岗位上退了下来。

但熊向晖依旧十分固执地表示：就算是让我退休了，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参与祖国的建设与发展。

无奈之下，中央只好再次聘请熊向晖担任中央部委的顾问委员会成员。白发苍苍的熊向晖这才得以完成自己心中的想法。

作为一个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老共产党员”，熊向晖又一路见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等重大事件，他感到十分欣慰。

2005年9月9日，在刚刚见证完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庆典之后，熊向晖也在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

熊向晖的遗体上被盖上了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我国和我党对于这位在敌后战场兢兢业业奋战了十二年的“红色谍王”给予的最高褒奖。

熊向晖次几在危难时刻挽救党中央的行为，让他与大革命时期出生入死的我党情报员钱壮飞同志齐名。

而钱壮飞等人被称为我党的“龙潭三杰”，熊向晖等人则被称为“后龙潭三杰”。

这一前一后，既是传承和延续，也是一种“华丽的交接”。

熊向晖只是我党千千万万地下工作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他的故事曾经也是这片土地上一群人的故事。他们以“向死而生”的勇气与毅力为他们背后的祖国争取到了一个独立与和平的未来。

他们用炽热的理想，在华夏大地上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他们被称为“浪漫主义者”，也被称为“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