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时期，西部边疆政策的实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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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料中的案例为例，埃维里是萨珊军队的一位指挥官，他的军队一直进军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

后来，在一场失败的战场谈判之后埃维里一直秘密与拜占庭保持联系，并在拜占庭的支持下军事上日益强大，最终推翻了当时的国王，在掌权之后与帝国达成和平。

这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颠覆，是通过以技巧和机智进行的官方和私人谈判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非常有效的避免了进一步的战斗。

这种拜占庭式的方法：将贿赂包装在奉承中，当作拜占庭皇帝出于仁爱之心而赠予的不带任何交换目的的礼物，使被收买者更容易接受贿赂并采取相应行动。

然而，拜占庭还有另一种没有机会展示奉承的手段——暗杀。被收买的人通常不是敌国宫廷中得力的官员，而是皇帝内侍，目的是暗杀敌国的统治者。

他们对帝王的生活作息了如指掌，并且下手机会多。拜占庭对这一新战略的使用有着和其他国家一样的看法，直接使用武力消灭敌人不再是治国之道的第一工具，而是最后一种手段。

在追求任何伟大战略所要求的广泛而长期的政策中，并不排除利用特殊时机的具体行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良好的治国之道。

历史是在个人的活动过程中产生，而个别的统治者的某些个人行为甚至会决定整个世界的局势，暗杀帝国政治军事领袖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比两军交战要划算和有效率的多。

拜占庭战争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情报收集。先进的侦察党是每一个作战部队的一部分。

与后备队、特遣队和边防卫兵结合在一起负责提供大量关于敌人行动、入侵部队的规模和质量等重要信息。

另外，外交使节、游民和商人也是探取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有除了审问逃兵，有时还拷问起义者，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或旅行者的间谍也被雇来收集和传递重要信息。

此外，拜占庭也利用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穆斯林囚犯来获得情报。战俘是对双方来说都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拜占庭帝国对待他们往往采取更有长远建设性和人道的态度。

在一些记载的例子中，穆斯林囚犯如果娶了帝国士兵的遗孀，帝国就会给予他们土地，在监视期后作为正常纳税人定居和登记。

帝国利用这一手段招抚敌军俘虏，并获取他们有关自己原属国的相关信息。

毫无疑问，这些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差别很大，但它却是战争中的一个基本情报收集的途径，目的是为了保卫帝国，是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战役的关键是收集关于敌人军事行动的情报，因为这不仅是为了抵制敌人还与本国军事决策者的决策息息相关。

他们需要确切的信息，包括军队所要经过的道路或水路的状况，战马所能得到的水和饲料，以及河流过境点或各种通过山间的路况，以上这些决策者不得不重视。

指挥官特别重视侦察兵的工作和技能，派侦察员检查沿途的水资源是否充足，以及为那些行军士兵标出的可布置行军的营地。

必须在考虑水、掩护、防御工事和要塞等方面后加以仔细选择。如果情报是有效进攻行动的关键先决条件，那么推进突袭和降低敌人警惕也同样重要。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手段在情报收集和评估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拜占庭拥有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其基础是一个高效率、最重要的是高度集权的制度。

明智、有效和灵活的外交和政治战略，加上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以上这些是使帝国在长达六个世纪的不利战略形势下得以生存。

甚至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约翰二世时期拜占庭帝国经营西部边疆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

拜占庭帝国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之处，拥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要研究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首先要研究好帝国的军事外交史。

边疆治策在拜占庭历史上一直是重中之重，军事在国家中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

拜占庭皇帝很早开始就任命他们的亲属担任重要的军事职位，这么做也得益于拜占庭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和帝国有效的继承制度。

约翰以他接手时拜占庭疆界为线将边疆治策分为内外两部，在内部管理军队布防，军需供应，修筑防御工事等。

在外部实施外交手段，收集军事情报以及输出文化价值观等措施。

1143年，经约翰二世经营后的西部边疆在军事、文化、外交以及经济方面均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约翰二世西部边疆经略最显著的成效表现在迪拉姆斯、塞萨洛尼基和亚德里亚纳堡等西部城市的经济复兴和防御能力大大提高之上。

这几个大城市在约翰实施西部经略之前一直处于一种萎靡之态，饱受其他周边国家的骚扰和掠夺，社会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经济自然就无法正常发展。

约翰二世即位之后，为加强帝国西部门户的自卫能力，在大城市和重要交通枢纽地区广设军队、建筑防御工事、实施经济倾斜政策。

通过以上手段使西部边疆线上重要城镇在短期内蓬勃发展，自身防御能力大为提高，有效的稳定了西部边疆线的局势，为约翰专心处理帝国其他战争问题提供了保障。

7世纪军区的建立使军区将军能够控制该地区的军队，相对独立地控制该地区的军事、财政和司法权力，结果导致军区将军经常率领自己的部队发动叛乱。

而且军区制度的实施，给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使得帝国境内存在分裂隐患。那些没有军队但有权有势的人。

例如，大的地产所有者，也可以通过购买农民的份地，逐渐聚集追随者和下属，能够很容易地组织和武装一支由他们自己下属组成的力量来反抗中央政府。

到了11世纪随着军区制的衰落，军事贵族实力下降，无力与国家相抗衡，这就使其领导下的叛乱大为减少。

根据安娜·科穆宁，约翰·西纳姆斯和尼基塔·霍尼贾迪斯的说法，这一时期只有两名叛乱分子，而且也从未出现像科穆宁王朝以前那样叛军带领军队攻打到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这一变化应归因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约翰二世建立的科穆宁系统，即把帝国的所有重要军事职位赋予他的密友们，约翰二世通过任命他的亲信为重要的治安官。

保证了对当地文职人员和军队的控制，使科穆宁家族对帝国的管控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军事贵族，这样后者就不敢轻易反抗，即使偶尔发生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

史料记载，拜占庭的陆军和海军都在约翰二世控制之下，如果有人偷懒或有异心，监察官就会立即向约翰二世报告，由约翰做出相应的惩罚。

例如，兰道夫写信给皇帝说他的兄弟艾萨克·康托斯特菲纳斯玩忽职守。皇帝知道后责令他们积极改正。曼努埃尔后来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政策。

此外，科穆宁制度中还规定授予皇帝的亲属“普罗尼亚”地产，来进一步加强皇帝对统治家族的有效控制。被授予“普罗尼亚”地产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要以履行某些职责为代价。

比如说据守要塞，为驻兵提供军需物资，出辖区内壮丁服士兵役等，不仅包括步兵役还包括一定数量的骑兵役，按照规定以土地面积为标准提供相应的士兵人数。

“它使士兵们的军需供应在不需要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建立在坚实的财政基础上，并只对皇帝负责。”这一政策为帝国提供了重兵，免去了政府巨额军事费用的支出。

而且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能力。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决定了对整个国家的有效管理。

通过这项制度的实施约翰稳固了中央集权，并且让军事贵族们能够因其出身或婚姻关系而拥有帝国少量的统治权，将最初的王位竞选者变成皇帝的合作者。

约翰二世花了很多钱在陆军，海军，外交，礼仪，宫殿建筑，科穆宁家族，他的大臣和他自己的爱好之上。

此外，对意大利的补贴和战败所花费的钱，也是相当大的开支，是帝国的经济损失。但是从总体来看，约翰二世把他的大部分钱花在了他雄心勃勃对外扩张上。

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这在精神层面无可指责。再者约翰二世的外交政策和他在扩张领土方面的成功抵消了以上这些财政支出的问题。

约翰二世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以及后来对东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最高产的农田的控制，包括进入该地区的整个贸易体系，这些军事征服都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另外，他与匈牙利的战争使拜占庭帝国有效的控制了达尔马提亚海的沿海地区，包括富饶的锡尔米乌姆农业区，以及从匈牙利到黑海的多瑙河贸易路线。

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还给他带来了大量的奴隶和牲畜。帝国仍在沿用普罗尼亚制度，约翰二世不仅把土地给了贵族，而且还把土地赠与给了军官，来代替他们的固定工资。

普罗尼亚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对居住在普罗尼亚土地上的人有征税权的许可，被授予地产的人具有与收税人同等的地位，领主可以保留他们征收的部分税收。

约翰二世还经常将普罗尼亚土地授予外国人，例如门德斯谷战役，海里昂战役和莱莫战役中的突厥人俘虏，他们被安置在塞萨洛尼基周围地区。

普罗尼亚不仅为士兵提供工资，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武器。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12世纪末。约翰二世时期是帝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抵御外侵能力大大加强。

事实上，12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比500年前波斯入侵赫拉克利乌斯时更为繁荣。偏远地区新建筑和新教堂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帝国在这一时期的普遍富裕。

约翰二世统治下帝国的商业贸易也蓬勃发展，当时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君士坦丁堡拥有50万至100万的人口，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君士坦丁堡商人，再加上通过君士坦丁堡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使这座城市更加国际化。

另外，威尼斯人，热那亚和其他商人开辟了爱琴海的港口贸易，通过十字军东征和埃及法蒂玛向西方运送货物，并通过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人进行贸易。

刺激了马其顿和希腊岛屿地区城镇的市场需求，为这些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创造了新的财富。

约翰二世在接任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但以上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科穆宁皇帝在确保“拜占庭和平”方面的成功，在约翰的领导之下科穆宁王朝的复兴达到了新的高峰。

约翰二世从他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手中接过的拜占庭帝国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优越的军事力量，占领大地产的军事贵族迅速崛起使封建化进一步加深。

帝国原有的小规模农民经济日益衰落，随着农民的崩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军事阶层和军区制度、国内财政收入和军事资源都面临着枯竭的困境。

宫廷四周的诺曼人、塞尔柱土耳其人、和乌戈尔人继续从三个方向侵占帝国的领土，战争和动乱困扰着拜占庭王室和贵族。

在11世纪后半叶，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明显下降，但在约翰二世的努力下，帝国的外交状况逐渐好转，控制十字军的能力逐渐提高。

约翰二世在帝国西部运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就是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结盟。这是一个十分聪明而且有必要的政治军事措施，一举多得。

可以制衡意大利南部诺曼人，减轻其对拜占庭帝国巴尔干边疆所造成的威胁。

诺曼人的强大是从来自西西里的罗杰二世登基之后才开始的，之前拜占庭对这个民族存在的威胁一直不太重视。

1136年，约翰二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泰尔三世结成同盟，后者在入侵诺曼人领土之后向南一路征服直至巴里。

为了报答洛泰尔三世，约翰二世送给神圣罗马帝国一份大礼，其中包括符合拜占庭一向送礼作风的巨额黄金。

另外，联姻也被应用在这场国家争端之中，由于教皇英诺森二世在意大利的领地受到了罗杰二世所支持的对立教宗阿那克莱图斯二世的威胁，所以他也加入了约翰与洛泰尔的联盟。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泰尔三世的继任者康拉德三世请求与约翰二世最小的儿子曼努埃尔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联姻。约翰同意之后，康拉德三世妻子的妹妹嫁给了拜占庭的曼努埃尔。

当时，诺曼人皇帝罗杰二世也希望能与约翰二世的儿子联姻，企图以这种方式缓解是双方的关系，争取喘息时间，但遭到拒绝。

在匈牙利，约翰二世采取的外交手段虽然没有取得十分巨大的成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牙利对拜占庭敌视的状况，打击了它的嚣张气焰。

暂时稳住了两国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约翰二世时期，匈牙利国王的弟弟篡权失败之后，逃到拜占庭并受到约翰的礼遇和优待。

约翰希望以此来将触角延伸至匈牙利王室内部，增强帝国对其的控制。匈牙利国王在危险面前选择与塞尔维亚结盟，然而，忌惮于帝国的实力并没有轻举妄动。

位于古代黎凡特地区的十字军国家只有在拜占庭武力威胁下才会承认帝国对安条克的合法控制权。

拜占庭与十字军国家的外交高峰出现在1137年，这一年黎波里的亲王埃德萨伯爵宣布臣服于拜占庭帝国国王约翰二世。

事实上，这些十字军国家与帝国的关系并不友好，一旦帝国失势或者他们自己实力强大，这种表面上的温顺乖巧即刻分崩离析。

从约翰命令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接待他在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这一行为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约翰急于宣布自己对宗教国家的领导权，不论以武力还是和平施压的方式。

许多拜占庭人害怕东征的十字军，因为这些不守规矩的十字军在拜占庭领土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盗窃。

为此，拜占庭只有派军队紧跟十字军，从他们进入帝国西部边疆时就监视他们的行动。此外，约翰二世在君士坦丁堡附近集结部队以防止任何国家入侵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预防东征的十字军是必要的，但以上政策的实施，很难避免西方人和拜占庭人在途中产生冲突和摩擦，最后几乎导致了约翰二世和他“客人”之间的武力冲突。

显然，不信任和相互需要使拜占庭和十字军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双方似乎都犯了错误。首先，约翰二世对十字军采取了他的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所没有采取的预防措施。

他命令军队加强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并重建城墙以确保安全；他还强迫两位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国家的国王康拉德和路易七世签署安全保证书，保证不进犯帝国领土。

对于十字军领导人来说，拜占庭人显然应该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心存感激，而非以这种方式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