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内战的发生，在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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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阶层，有时候阶级因素往往要大于性别因素的考虑。

内战之前特别是14-16世纪，贵族女性对政治施加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政治意识的觉醒，而是受阶级因素的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英国女性大规模政治意识的觉醒是在英国内战之后，因此就政治意识的觉醒而言，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英国中下层阶级妇女。

英国内战给妇女带来了解放，她们打破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认知，走出家庭，她们宣称女性也是国家的公民，有权利就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权利进行请愿抗议活动。

书报审查制度的崩溃为女性发表言论、出版小册子、书籍等活动提供了便利，强化了当时女性群体的影响力。

17世纪的英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英国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混乱和暴动，从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包括妇女的生活。

1640年专制政府的崩溃、1640至1642年国王与国会间长期的政治危机。

1642至1648年内战以及许多独立教派及激进政党的兴起，使得人们纷纷针对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纠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女性也参与其中。

正如帕特里夏•克劳福德和露易丝•施沃勒所说“大多数女性的公众身份都是在这个时代社会政治剧变的熔炉中形成的”。

妇女史研究知名学者杰奎琳•伊尔斯指出“关于时事的书籍在1640年后增多，妇女加入由国王和议会间引起的宗教和政治争论。”

内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间，在乡村、城镇及教区都有积极参与宗教和政治事务的女性，但由于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小范围内且没有大规模的联合，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英国内战爆发之后，这一军事政治活动影响了全国，“妇女自内战中得到了解放，无论是替代外出丈夫维护家庭的贵族妇女，还是中下层妇女，如请愿要求释放李尔本的伦敦妇女”。

内战为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契机，为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们创建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使妇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范围的限制，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

总的来说，这时期妇女参与政治宗教活动的广阔度和深远度有了很大扩展。首先，内战带来了贫穷与疾病，给全英国的男人和女人带来了严重的物质困难。

战争给英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家庭领域做经济贡献的女性尤其感受到了冲击与影响，粮食危机导致一些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

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家庭主妇的角色被妇女短暂地抛开了，在政治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她们勇敢地进行抗议活动捍卫家庭，这是中下层妇女参与政治事务的诱发因素。

其次，内战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的趋势，这种趋势对17世纪英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萨拉门德和帕特里夏认为，在近代早期，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长，因而寡妇的数量较高。

寡妇生活是妇女一生中社会和经济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但是如果寡妇能够养活自己，她们就能获得已婚妇女所没有的特权。

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有权利处理丈夫的遗产和结婚时被许诺的寡妇财产。

在内战期间，男性死亡率激增，据统计，在战争时期英国每3—4个男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战争年间共有84830名战士死亡。

沉重的死亡人数导致寡妇的数量增加，她们往往承担着在抚养年幼子女的同时设法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

此外，战争的背景也给了这些寡妇一种新的积极的权利意识，如要求补恤金的请愿。在内战时期的女性文本中，丈夫和父亲的形象是转瞬即逝的。

即使男性形象出现了，他们也是为合法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服务的，这种父权的缺失是在传统婚姻情节或变化的历史叙事的空隙中运作起来的。

女性对过去和未来的描述都依赖于父权的缺失，而父权的缺失又许可了她们权威的公共存在。

女性从战争中抹去或淡化传统父亲形象中获益，填补了父权的空白，并在个人和国家层面重塑了自己的角色。

再次，由于君主权威受到挑战，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的社会辩论。

都铎王朝时期将家庭定位为统治的基本单位，这种政治模式建立在妇女在家庭中屈从于男子的基础上，借此证明君主政治统治基础的正当性。

斯图亚特时期，这一基础变得理论化，这种政治理论将妇女拉进了政治组织的结构中，因为它承认了妇女在家庭中的次要地位证明了君主权威的正当性。

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宗教纠纷，为妇女反抗教会和国家的权威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而妇女对父权制的挑战基于内战。

因为如果一个暴虐的国王可以被废黜，那么一个暴虐的丈夫也可以被废黜，女性积极参与1640—50年代的政治和宗教争端，这为她们批判父权制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

妇女的公共身份在英国革命期间得到了蓬勃发展。

虽然女性仍处于次要地位，但也存在激进的、有思想、有头脑的女性，她们打破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认知，走出家庭，就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

17世纪中期，妇女请愿者直接向议会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债务减免到要求释放被囚禁的激进分子，一些请愿演变成了大规模动员和抗议活动。

有学者说道：“解放的妻子、反叛的女儿、女哲学家、女艺术家等开始反抗男人的权威——这种现象充斥了整个王政复辟时期”。

这些扩大的公共角色为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打开了道路，例如像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这样有抱负的保皇派代表她们丈夫向议会请愿。

但即使在内战时期，男性可以在军队或文官中晋升，晋升到军官、普通议员和国会议员等有权力的职位，女性却仍然被禁止担任国家职位，只能担任非官方的公共角色，如作家。

书报审查是当权者对危害统治以及不敬神言论或书籍采取的控制、镇压活动。印刷术传入英国后，印刷的书籍、小册子等成为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的对象。

保罗•爱德华•盖勒评论道：“在传媒技术和市场使盗版成为有利可图这个临界点到来时，法律的最初反应不是版权法，而是有国家强制力的垄断和审查制度。”

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诞生于都铎王朝时期，亨利八世的政治和宗教改革为审查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最终完善确立。

活字印刷术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亨利七世建立的自诺曼底征服以来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绝对主义君主政体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权力来源。

1529年，亨利八世发布第一个审查敕令：从即日起，任何人不能购买和销售违背天主教信仰、诽谤国王及其大臣的书籍，不能传播反对神圣教会的法令。

1530年发布了“为反击和抵制诅咒的路德教异端在国内散布”的相关敕令，另外还列出了14本属于该范畴的禁书，这个敕令被视为是亨利八世基于世俗王权的书报审查制度的开始。

1559年王室法令中的“关于反对异教徒和扰乱社会治安书籍”的条款，确立了之后80年书报审查制度的基本方向。

该条款规定：印刷一本新书籍须得获得国王、6个枢密院成员、宗教领域的权威、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校长这几者中两者的批准才能获得特许。

同时，为了阻止一些“异端，诽谤或不信奉国教者”的书、小册子、民谣的发表，成立了“高等宗教法庭”，上述书籍、小册子等发表必须要有该法庭3个成员的许可方能印刷。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书报审查制度最终确立。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采用的仍然是出版前审查的方式。詹姆斯一世时期，重申了1586年的书报审查法令。

查理一世时期，1637年颁布了星室法庭法令，该法令规定：“禁止生产和出售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异端的书籍等。所有要出版的书必须经过许可登记，才能出版，一些复印的书籍也必须再次接受审查，作者、印刷者和售书者的名字必须要印在所出版的书上等。”

该法令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对书报审查达到了至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