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罗马时期东西方教会争夺教区管辖权的原因

#历史开讲#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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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五大教区中，只有罗马教会位于西方，它作为基督教的中心和拥有使徒传统，其本身的实力居于众教会之首。这也就决定了其主教在宗教问题上拥有绝对的权威。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马教皇会经常插手东部教会事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东部主教辖区的控制和管理权。

其余的四大教会均位于东方，在君士坦丁堡未成为帝国首都之前，它只是一个归属于色雷斯地区赫拉克里亚都主教管辖的小教区。

在东方众教会中，实力最强的要数亚历山大教会，它由10位大主教和100多位主教构成，足以说明其规模与实力，这也为后来谋求东方宗教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随亚历山大教会之后的是安提阿教会，整个教区包括了17个城市，共计138位主教。

虽教区实力很强，但由于教区内部各地的语言、习俗差距很大，很容易产生异端邪说。

不仅如此，它的教区界限并不固定，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在五大教区中，耶路撒冷教会主要包括了4个城市，51名主教，教区范围在所有教会中为最小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教会体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从4世纪开始，作为基督圣地的耶路撒冷教会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朝圣者，提高了该教区的威望和影响力。

但从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君士坦丁堡后，东西方教会实力对比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

君士坦丁堡在帝国重要性的提升使其教会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高。

它一跃成为仅次于罗马教会的第二大基督教会。至此，基督教世界五大教会并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五大教会分管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罗马教会主要管辖的是帝国的西部地区。

君士坦丁堡教会由30个主教辖区构成，它们主要是分布在欧洲的色雷斯、罗迪帕、下梅兹和塞菲亚、以及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克里米亚等地区。

亚历山大主教统领埃及和附近利比亚的部分地区；安提阿和耶路撒冷教会分别享有对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地区教会的领导权。

在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出现管辖地域和教会利益的纠纷，那么它们还能够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

但是一旦在这方面产生了某些利益上的对立，它们之间的的矛盾和冲突就会集中爆发。

举例来说，伊利里亚行省和意大利南部希腊化地区管辖权的归属问题，就是君士坦丁堡教会和罗马教会就教区管辖权争夺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在这一时期导致东西教会关系剑拔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利里亚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在日耳曼人大举南侵时，巴尔干半岛的实际控制状况为：巴尔干半岛的东部、中部和南部，包括希腊在内，归东帝国实际控制；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归西罗马帝国实际控制。

巴尔干半岛北部归谁管辖，东帝国和西帝国有争论。这也就意味着伊利里亚原本是隶属于罗马教会管辖的。

但在8世纪的圣像破坏运动中，教皇极力反对帝国皇帝有关破坏圣像的法令，对拜占庭当局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的不满。

作为对教皇的惩罚，他一方面没收了教皇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伊利里亚上所有的教会遗产，将其全部移交给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管辖，这样从经济上打击了教皇。

另一方面取他还消了教皇对某些主教的管辖权，如帖撒罗尼迦、叙古拉、雷焦、尼科波罗斯等，从宗教权力上约束来教皇。

他甚至不惜牺牲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的领土，只为巩固自己在意大利南部领土。

皇帝的这一做法为君士坦丁堡教会势力范围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它也成为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

面对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强势，教皇不但没有放弃对这些教区的管辖权，而且为了能够重新获得这些教区，一直在积极地与皇帝和牧首进行斡旋。

尤其到9世纪时，保加利亚人占据了古代伊利里亚的一部分。

虽然此时他们仍然是教徒，但皈依基督教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尼古拉一世在与皇帝的交涉中取得成功，那么他就能获得两方面的成功：一方面，保加利亚人皈依罗马教会，教皇成功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门户，从而间接地影响了拜占庭教会。

另一方面，罗马传教士将把保加利亚教会中那些活动扩展到整个法兰克帝国外围，甚至远至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南部和潘诺尼亚、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东部和东北部的法兰克人的传教士排挤出去，扩大罗马教会的规模和影响力。

无论哪一方面能够达成，对于罗马教会而言，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于是，时任教皇的尼古拉一世曾不止一次在给皇帝和牧首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希望皇帝能够将伊利里亚的管辖权、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遗产以及圣化锡拉库扎主教的权利归还给罗马。教皇自认为的完美计划，但却没有被东方皇帝和牧首接受。

双方本就因为教会首席地位和主教的教会最高领导权争执不断，在这一问题上更是互不相让。总之，在佛提乌上台之前，东西教会之间的教会利益之争从未停止。

无论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谁是众教会之首”的争夺，还是教皇与牧首之间“谁拥有教会最高领导权”的争取，或是某些争议教区的归属问题。

这些东西教会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的积怨，都成为佛提乌事件的爆发的重要催化剂。

从查士丁一世即位到查士丁尼时代结束，在这将近一个世纪（518-610年）的时期里，拜占庭帝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拉丁文化逐渐过渡到希腊文化。

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分裂前，东西两部分的文化就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西部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东部官方语言先是拉丁语，后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用，再后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

这样，到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帝国（395年）时，东部居民中大约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讲拉丁语，到620年时，拜占庭帝国中讲拉丁语的已不到十分之一。

准确地说，从希拉克略王朝开始，拜占庭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希腊化国家。

拉丁语既被民间遗忘，也被官方舍弃。客观地说，语言对于教会教义的发展、传播以及教会之间的交流又是至关重要的。

罗马教会同君士坦丁堡之间本就不和，语言障碍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有关教义的争论。

除了语言，拜占庭帝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同样受到希腊的影响。

东方教会的护教士往往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相联系，通过利用哲学中有意义和价值来解释教义，从而将教义上升为最高哲学思想，这种倾向也决定了日后东方教会逐渐向理性化方向发展。

不同于东方希腊教父提倡的理性思考，西部教会则把宗教和哲学完全对立起来，拉丁教父们坚信基督教的基础是神的启示，这种启示不可能被任何理性思考所代替。

在西部教士的观念里，基督教是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它的真理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来自神的启示，人的理性的适当位置是在启示之后。

因此神的启示才是高于一切的，故而希腊护教士认为理性是多余的。

而且此时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横行造成的“交通的困难，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与拉丁基督教大相径庭的宗教心态和教会组织。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越来越多地割断了东罗马帝国同西欧基督教团体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