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史岱文森在新尼德兰上任后与英国的边界谈判

凯夫特的印第安战争在殖民地留下颇为消极的影响，社会发展停滞，民生艰难。1647年，凯夫特被荷兰西印度公司召回，他的继任者则是在西印度公司其他领地具有丰富经验的军官：彼得·史岱文森。

1610年，史岱文森出生于荷兰弗里兰斯省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25岁时毕业于当地弗拉讷克大学，随后进入荷兰西印度公司。他最初的工作是驻守荷属巴西的一处货仓。1639年，史岱文森被派往加勒比海殖民地库拉索岛，被任命为这个小型殖民地的总督一职，并统领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事务。

对于史岱文森，格林博士评论道：“史岱文森在公司内部的快速晋升显示出他出色的军事和管理才能。实际上他在应对新尼德兰事务上也展现出很大的魄力和毅力。”1639年至1645年间，史岱文森率军队在博内尔岛、卡贝略港、圣马丁岛等地与西班牙船队展开激战，成功保卫了荷兰在加勒比海的重要港口和种植园。

然而，1643年，在一次围攻西班牙堡垒的行动中史岱文森右腿中弹，情况危急，医生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了截肢手术。经此一战，史岱文森虽然保下了性命，但是伤口难以愈合。鉴于热带气候不适合伤口愈合，医生建议他返回荷兰本土休养。同年，史岱文森返回荷兰养伤，并装上一个实木假肢。

休养期间史岱文森成功追求到一位布雷达牧师的女儿——朱迪·贝亚德。1646年，史岱文森与朱迪成婚。同年，西印度公司重新启用史岱文森，任命他为下一任新尼德兰总督，同时统领加勒比海事务。公司还授予他权力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在加勒比海地区任命一名副总督来协助管理殖民地事务。

史岱文森赴任新尼德兰总督的年代正值欧洲政治发生巨大转变的年代。其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正式承认了荷兰国家的独立地位，同时新教教会在欧洲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其二，英国内部推翻了绝对君主，开始共和制理念的实验，这使得英国的对外政策将对荷兰的海外殖民产生巨大的影响。

1646年圣诞节，史岱文森首先起航到达库拉索群岛，在那里完成了履职手续。次年，5月1日，史岱文森所乘坐的“艾米莉亚公主号”抵达新尼德兰殖民地，人们说这位新总督“像一只孔雀一样”傲视着新阿姆斯特丹。面对着印第安战争留下的破败景象，史岱文森首先在城市建设上下手，他认为良好的城市设施才能为未来城市的运转提供保障，才能以有序整洁的面貌吸引更多的移民。

史岱文森首先下令城市修建了第一个码头设施，规定各个街道都要严格规划、定期修缮。他主持修建了第一所拉丁文学校。在军事上，他开始严格执行军事训练制度，加强了堡垒的定期维护。同时，他开始着手新教堂的修建工作，自时代文森时代开始，市民生活中增添了许多围绕教会的宗教活动。

利用宗教场所及其他市民集会，史岱文森努力听取市民意见，由此产生的一个举措便是重新推举地方议会成员。1647年秋季，史岱文森决定成立一个9人委员会来参政议政，9名议员分别应来自商人、农民、市民个界别，每个界别各产生名议员。

他首先让人们推举出一个包含18人的《候选名单》，根据《候选名单》，史岱文森和其他当地官员商议选出9人当选本届议员。每年议员部分换选，换选议员依旧由新推举的《候选名单》中选出。在史岱文森治下的殖民地逐渐恢复了生机。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新尼德兰殖民地，尤其是新阿姆斯特丹市的人口不断增加。

1652年，新阿姆斯特丹获得自治市地位，市民选举出了较为民主的地方政府，地方司法系统不断完善。一幅绘制于1660年的城市规划图清晰地展示了新阿姆斯特丹市当年整齐的街道、优良的深水码头和严密的军事防御系统然而，史岱文森真正的挑战还在外部的威胁，包括处理好与英国殖民地和日益不满的印第安诸部的关系，他的确在这些问题上初步取得了突破，但却无法阻止时代的洪流

在北美殖民地的争夺中，荷兰人的主要竞争者无疑是新英格兰移民。虽然法国人在皮毛贸易上十分活跃，但法国人的殖民地与新尼德兰没有接壤，因此双方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互动。

然而，新尼德兰殖民地南邻康涅狄格州，北接马萨诸塞州，即处于新英格兰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这也为英荷殖民地的矛盾埋下了伏笔。1638年，威廉·凯福特接任新尼德兰总督，他敏锐地察觉到英格兰殖民者已经开始向新尼德兰的领地内移居，尤其在康涅狄格河流域。

次年，英国人彻底摧毁了荷兰人的重要贸易伙伴佩科特人的村落，进一步深入新尼德兰腹地凯福特意识到了英荷殖民地划界谈判的紧迫性，于是派遣弗里斯前往新英格兰重镇哈特福德谈判。谈判并不顺利，新英格兰殖民政府并不打算进行任何退让。值得注意的是，弗里斯返回曼哈顿的途中，他惊奇地发现在福莱士河与格林威治城之间的大片领土已经被新英格兰移民占领。

1647年，史岱文森接任新尼德兰总督，此时由于先前新尼德兰政府的不作为，新英格兰移民已经大举迁入新尼德兰领地，占据了许多战略要地。相较于前任总督，军人出身的史岱文森显然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并且他意识到了边界问题的巨大潜在危机。因此，他上任后不久便开始寻找边界谈判的时机。

同年春季，一艘名为“圣·班尼荷号”的荷兰商船准备在北美卸货，遵照西印度公司的垄断条例，新尼德兰官员有权检查货物并收取一定的行政费用。当船只到达纽黑文港口，史岱文森顺势派出一位政府代表霍夫特·阿尔岑检查该船只的入港文件并收取行政费。“圣·班尼荷号”的船长同意随后前往新阿姆斯特丹港交付管理费。

但是，几日后史岱文森听说“圣·班尼荷号”并没有北上新阿姆斯特丹的打算，而是准备调转向南前往弗吉尼亚装载烟叶。经过权衡，史岱文森决定将“圣·班尼荷号”强制带回新阿姆斯特丹。当时恰逢纽黑文政府向新尼德兰订购一艘名为“索尔号“”的帆船，帆船的一切文书均已准备就绪，只剩下最终的交割程序。

于是，史岱文森派出一支武装部队以交付“索尔号”的名义驶入纽黑文，入港后武装部队登上“圣·班尼荷号”，并将其强制带回新阿姆斯特丹港。这一事件招致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政府的强烈抗议，特别是纽黑文政府指责史岱文森侵害了其司法管辖权。史岱文森仅仅宣称他在履行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义务，避免提及具体的边界问题。

自此，英荷边界争议逐步明朗化，双方决定在当年以会议形式来进一步磋商边界问题。然而，在1648年春季到1650年9月之间，双方屡次制定谈判会议日程，书信往来频繁，但都未能如期举行会晤。

此外，1649年春季，一位新英格兰的温和派官员、边界谈判会议的主要牵头人、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温斯洛普不幸病逝，这一事件或许也阻碍了边界谈判的进程。

1650年9月，最终史岱文森与北美殖民地邦联政府代表在哈特福德会晤。英方代表们劝诫史岱文森应该充分考虑现实状况，不要采取武力行动回应边界问题。鉴于新英格兰各殖民地逐步走向联合的潮流，史岱文森只能努力避免与新英格兰殖民者发生武装冲突，他决定做出让步以换取新尼德兰的长期发展。

双方最终签订了《哈特福德条约》（1650），条约规定了新尼德兰东部边界为牡蛎湾西部，边界线也将长岛一分为二；北部边界止于长岛以北20英里。但是，这份条约尚未对西部和南部的边界进行详细划定，也没能阻止北美殖民地的英荷关系再次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