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会堂国宴，宴厅天花板上藏着50名消防员，这是为何？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标志性建筑为国庆献礼。国庆前夕，历时十个月的紧张施工，人民大会堂正式落成。

党中央决定以人民大会堂作为主会场举行国庆十周年招待会。

1959年9月30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友好国家政要及国内各行各业代表共4647人，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

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里可谓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宴会厅里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参加宴会的所有人在推杯换盏间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十分骄傲。

然而，参加宴会的各国政要及各位代表们却不知道，此时他们头顶的天花板上居然藏着50个“神秘人”。在整个宴会席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趴在天花板上，个个神情紧张，警惕地盯着四周。

这些人为何会藏身于天花板上？他们又在紧张地防备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人民大会堂紧张的建设过程讲起。

原来，在晚宴当天中午，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沈勃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马上去一趟。

虽然对方没有说什么事，但是通过电话沈勃能隐约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市委书记办公室。

刚一进门，他就发现屋内除了市委书记刘仁，还有三个陌生的面孔。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刘书记就向他介绍了在场的三位陌生人，说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

听到这里沈勃心里咯噔一下，市委书记如此紧急地召见他，还有公安局的同志在场，这到发生了什么大事？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刘书记接下来的话还是让他瞬间懵了。刘仁看着眼前的沈勃，严肃地说：“怎么，人民大会堂不安全？”

看着一脸疑惑的沈勃，身旁的公安局同志连忙解释说：“不是人民大会堂‘不安全’，是宴会厅不安全。”

听到这里，沈勃才明白过来。

如今各大城市里，高楼林立，用不了几天，一座高楼就可拔地而起。但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国的的工业基础及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1950年我国的年钢产量仅有61万吨，只有目前产量的百分之一左右，虽然到1958年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时，年钢产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吨，但对于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建设事业来说，仍然捉襟见肘。

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人民大会堂顶棚不得不选择木龙骨架，也就是说整个人民大会堂穹顶是由不计其数的木龙骨搭建支撑的。这些木龙骨纵横交错相互咬合，共同支撑着顶部重量。

而公安局同志口中所说的不安全就是因为这些木龙骨导致的。当时顶棚上分布着很多电线，这很容易出现意外情况。万一电路发生短路，产生火星，很容易引燃干燥的木龙骨，从而发生火灾。

此外，宴会大厅7000平米的地面全部铺设了木质地板，一旦发生火灾，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关系着所有赴宴人员的安全，沈勃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但此时离既定的国庆十周年招待会时间已经剩下不到7个小时了，国家领导人、各国政要贵宾及社会各界代表均已来到北京。

“如果因为宴会厅不安全，那么晚上的宴会怎么办呢？”沈勃紧张地问刘书记。

刘仁表示只能请示周总理，然后另作安排。

沈勃心想：此时另作安排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因为请柬早已发到各位赴宴人员的手中，此时大家都等待着这场盛宴呢，这地方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况且要重新准备能够同时容纳五千人的宴会，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

再者说，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以举国之力修建起来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亮相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必定造成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

思考片刻之后，沈勃当即表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宴会是安全的。”听了沈勃的保证，刘仁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但此时的沈勃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虽然他相信人民大会堂的建造质量，但是安全隐患的排除仍然至关重要。

从市委办公室一出来，他就立即联系了当时参与修建人民大会堂的老工人，和负责日常维修的人民大会堂机电科电工，带着他们钻进了顶棚，仔细排查。

虽然工作量巨大，时间紧迫，但是沈勃等人还是耐心地将顶棚逐一检查了一遍。但是这样做依然无法完全消除顶棚的消防安全隐患。

其实消除火灾危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在顶棚上准备足够的水源，一旦发生火灾，立即拿水扑灭。

但是外在条件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因为里面实在空间狭小，无法放置较多的水源。为了保证宴会能够顺利安全地进行，沈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在宴会期间，安排五十名老工人手持防火棉被隐藏在顶棚上的各个角落，时刻准备在火灾发生第一时间实现人工灭火。

但是，这样做仍然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就是必须保证这50人的身份绝对可靠。否则的话就是引狼入室，很容易对在场的贵宾产生人身威胁。

国家安全部门经过严格审核最终选出了50名工人，待在顶棚上待命。而沈勃自己则待在宴会厅的角落，始终关注着整个宴会大厅里的动向。

整个晚宴过程，沈勃时刻神经紧绷，而有一个人或许和他深有同感，那就是此次国庆招待会的设计者郑连福。

郑连福出生于1918年，小时候只上过三天私塾。1935年，年仅17岁的他进入北京饭店工作，主要从事一些打杂的活。在此期间，勤奋好学的他不仅自学了五国语言的常用语，还积累了丰富的宴会设计知识。

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郑连福就是设计者之一。后来他还参与了北京饭店宴会程序的制定工作，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餐西吃法，掀开了新中国宴会史上新的一页。

自新中国成立后，他已经相继接待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位元首和政府首脑。

但这次的国庆十周年招待晚宴却着实让他倍感压力。首先这是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首次承办大型宴会，以往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国宴并没有多少参考的经验。

而且，此次宴会要招待的客人有五千人左右，按每张桌子十人计算，大约需要500张桌子，如何摆放这500张桌子成为郑连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郑连福和他的同事们扯着皮尺，一遍遍地丈量着场地，然后根据餐桌的实际大小设计摆放位置。他甚至还画了一张宴会大厅的平面图，用棋子在上面试着摆放。

但是无论是实地测算还是用棋子试摆，他都发现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根本放不下500张桌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集思广益，同事们也提出了众多方案，但是这些方案都因为各种原因被否决了。

因为虽然整个宴会大厅有7000平米之大，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但是必须刨去主席台、主宾席、乐队位置、服务通道和消防通道等面积。

挪动桌子不行，因为这500张桌子是一盘棋，即使挪动其中一张也会牵连到主桌的位置变动，但是如果主桌位置不在中央了，那还能称之为主桌吗？

将安全通道和服务通道的宽度减小也不行，因为对这些有关部门有严格的要求，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改。

就在郑连福为此事感到焦头烂额时，他收到了一个消息：由于参会人员发生变动，宴会大厅内只需要摆放472张桌子，这让郑连福和同事们顿时感觉到如释重负。

因为如果只需摆放472张桌子，那他们就可以设计出一个既不拥挤又不失礼节的方案了。

主宾席依旧保留11张桌子，每桌30人；主宾席附近的170张桌子每桌10人；并将所有472张桌子分为十个区，然后把7个空桌分散在各个区内。

好不容易解决了472张桌子的摆放问题，但他们面临的问题依旧很多。

参加此次宴会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四千多人，但是此时人民大会堂只有29名厨师和200余名服务员。这些服务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他们没有参与过如此大型的宴会。

为了保证国庆十周年招待会顺利进行，主管部门将北京市内各大饭店最著名的主厨和服务员都召集于此，然后进行统一培训，培训过程极为严格而艰苦。

因为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此次国庆十周年招待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外交舞台，每一个细节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含义。

比如，上菜要从客人的左边上，而上酒则要从客人的右边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上菜还是上酒都不得碰到客人，更不能洒客人一身。

所以，服务员必须时刻细心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上菜之前必须要跟客人打招呼，并且要准确地小声报出菜名。

就连筷子离桌边有多远，杯盘之间的距离都有相应的规定。

当时人民大会堂很多外交礼仪和服务规范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点下建立的。因为周恩来早在二十年代就曾到欧洲游历，足迹遍布欧洲各国，自然很了解西方的社交礼节。

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人民大会堂接待工作的细致要求。在有女士的情况下，无论倒水、倒酒还是上菜都遵循女士优先的规则，而且要先内后外。

当时，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在周恩来的鼓励和要求下，他们开始恶补外交礼节知识，了解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努力地为贵宾们服务好。

除了在服务和接待礼节上不能失礼外，郑连福面临的一个更重要问题是参加宴会的4647人吃什么，他根据以往设计国宴的经验，将此次宴会的菜单分为冷菜、热菜、水果和点心。

为了办好这场宴会，郑连福费尽了心思。因为参加此次国宴的宾客中有很多是各国政要，所以领导讲话及祝酒的时间会比较长，为了不让饭菜在此过程中变得口味不佳而失礼，他决定此次宴会菜肴以冷菜为主。

制定菜单是整个国宴的前提，菜单是根据外宾的生活习惯制定的，但也充分考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在几经商讨和修改后，郑连福将菜单呈给了周恩来，让他审定。

由于此次宴会的菜肴主要以冷菜为主，当时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各项设施并不完备，所以这些菜肴都是先在北京饭店等地进行粗加工，做成半成品。

然后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厨房进行细加工，主要工作就是切片和装盘。

按照当时制定的菜单，如果不算水果和点心的话，每张桌子应该上冷菜、热菜共15道，472桌就有7080道菜，应该如何将这些菜有条不紊地端到餐桌上是郑连福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尽管已经针对服务员进行了细致的训练，但是现在要做的是让服务近五千人的一千多名服务员协同完成服务工作。

他考虑到在这么大的会场内，光靠喊肯定不行，如果使用扩音器来统一指挥，或许能够使大家步调一致，但是喧嚣的指挥必定会使整个会场的氛围变得极为聒噪，势必影响现场的气氛。

郑连福绞尽脑汁思考解决方法。一天，他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在回家的路上，大街上闪烁变换的红绿灯给了他灵感。在此启发之下，郑连福在厨房和宴会大厅东西两侧出入口均安装了红黄绿三色指示灯。

这样就保证了厨房里的厨师及宴会大厅的所有服务人员，都能看到指示灯的指令。

宴会开始后，郑连福就站在主席台的西侧，时刻观察现场情况，然后通过指示灯给出相应的指令，所有的服务人员就根据指令行动。

黄灯亮，所有人做准备；绿灯亮，上菜；红灯亮，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

这个红绿黄灯的指挥方法非常有效，在整个宴会过程中，始终进行地井井有条，而站立在主席台西侧的郑连福就像是一个精神抖擞的交通警察一般，对现场所有人员进行统一指挥和调度。

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平静，实际上内心非常紧张，即便如此，他还是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地观望着四周的情况，真正做到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生怕出一点岔子。

两个小时后，国庆十周年招待会结束了，沈勃和郑连福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整个宴会过程气氛热烈，这次国宴举办得非常成功，不但让外国友人体会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及国家领导人对此次活动的重视。

而在这些成功的背后，也离不开无数个像沈勃和郑连福一样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