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周恩来下令严查宣侠父下落，蒋介石：我杀的，他背叛了我

1938年7月底的一天，西安城内正笼罩在夏日的闷热中。即使夜幕已经降临，气温依然很高。

一名男子在夜色中独自骑车前行，周围的一切跟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悄悄临近。

当他像平日回家一样，拐进一条必须经过的偏僻小路时，突然从暗处窜出来几个黑影。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这帮人扑倒在地，随即被塞进了旁边停着的轿车里。在这茫茫夜色中，这帮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一大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办公室收到一个年轻人的消息：“昨天与我同住在平民坊5号的宣侠父将军一夜未归，至今没有见到人影。”

身为我军高参的宣侠父无故失踪，这事非同小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有片刻犹豫，立即向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去密电。电报很快被送到了周恩来手里。

读完电报后，周恩来瞬间脸色就沉了下来，面色凝重，立即向各部门下令严查此事。

宣侠父是谁？又为何会无故失踪呢？对于他的失踪，周恩来为何如此紧张？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宣侠父的传奇经历说起。

宣侠父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聪慧好学的特质。1916年，年仅17岁的宣侠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特种水产学校，学习的是渔捞科专业，并于四年之后以各科目总成绩第一名毕业。

由于成绩优异，他被当时的北洋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就读于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

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被深深地吸引了，以往根植在他内心深处的以实业救国的梦想被完全颠覆了。

至此他的心中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救亡图存的种子，并在之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此时的他坚信必须走革命道路，才能挽救这个病入膏肓的中国，就如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自此之后，他开始积极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

留学回国之后，宣侠父并没有像自己的很多同学那样，进入学了数年的水产行业，而是选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

大家怀揣着相同的革命理想，并决定将领导中国革命作为毕生事业。

宣侠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7月光荣入党。这更加坚定了他说的革命信念。

翌年，党组织委派宣侠父等人前往广州。这些热血青年均考入了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一期学员。

在这里他与徐向前等我党老一辈领导人成为同窗。在这些学员中，宣侠父的年纪最大。他文笔口才俱佳，加之生性幽默热情、言辞中肯，使他在这些学员中的威望很高。

开学两个月后，学校要成立国民党党支部。校一级和队一级的党部成员是经全体学员选举产生的；而分队党小组组长却并没有经过选举，而是由学校指定的，最后以校长蒋介石的名义对外公示。

虽然很多学员对此种做法颇有微词，但是碍于情面或慑于蒋校长的威严，并没有人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宣侠父此时却站了出来，他亲自写了一份报告呈给蒋介石：“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此种做法并不符合党章中相关规定，请收回此公示名单，然后按党章规定流程，由各党小组内成员选举产生本小组的小组长。”

蒋介石看了他的报告后，觉得刚刚入学的学员就胆敢如此公然挑战自己的权威，这让他觉得很没面子，顿时火冒三丈，立即命人将宣侠父找来，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如果你立马收回这份报告，我将既往不咎。”

但是，面对威严的蒋介石，宣侠父并没有退让，而是波澜不惊地说：“小组长并不是按照党章规定经选举产生的，这严重违背了我党一直宣扬的民主精神，应不应该就此提出意见，责任在我；至于校长接受不接受，权利在你这。”

听了宣侠父这番言论，蒋介石更生气了，他下令将宣侠父关进了禁闭室，让他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限他三天之内写好悔过书，否则必将予以严惩。

如果此时的宣侠父能够及时向蒋介石低头认错，或许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但是三天之后，当蒋介石再次将他叫到办公室时，他非但没有交出悔过书，而是理直气壮地说：“学生无过可悔！”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取出纸笔，写了一份手令：该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伸纪律，而整校风。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留有余地，那就是限期三日之内，如果三天之内他愿意悔过，仍然可以从轻处罚。

在此期间，包括总教官何应钦在内的军校所有教职人员，屡次向校长蒋介石求情，希望他能收回命令、从轻处罚，但是都被火怒气未消的蒋介石拒绝了。

无奈之下，大家又从广州找来了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希望他能够出面调解此事。

廖仲恺找来宣侠父，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说：“我去蒋校长那里，把你的报告拿回来，此事就算了结了，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有些委屈，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点委屈，对你来说也并非伤害。”

面对廖老的忠告，意气风发的宣侠父却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个人前途虽然事小，但是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最后，他还补充到：“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见宣侠父如此坚定不屈，廖仲恺连连叹息，感叹军校将失去如此一个好苗子。

三天之后，在真理面前丝毫不肯退让的宣侠父被开除学籍。

但是他是高昂着头走出校门的，作为黄埔一期众多学员中唯一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宣侠父并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是为了追求心中的真理。此时是1924年初秋。

离开黄埔军校后，宣侠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

此时的李大钊则已从苏联返京，继续回到他熟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场上，并于年末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党委，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加强党对革命的领导。

宣侠父1925年夏天受组织派遣北上到李大钊北方区党委处工作。

在此他被李大钊等人忘我且充满激情的精神所深深影响了。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将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恰在此时，刚刚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在北京联合政府拥有一席之地的冯玉祥，向李大钊提出要求，希望他能派一些擅长搞宣传工作的的人，到他领导的国民军中给广大基层官兵做思想政治工作。

李大钊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趁机在国民军中下层官兵中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教育工作。

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口才极佳的宣侠父，此时的宣侠父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

很快，他宣侠父与冯玉祥及其他很多上层军官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与此同时，他开始广泛学习苏联红军在政治宣传工作方面的经验。仔细研究之后，他开始试图以开办图书馆、训练班等多种手段，对广大军官及士兵开展启蒙教育，大力宣扬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这支旧军队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转变为一支以国民革命为目标的新军队。

他工作热情充沛且对诸事颇有见地，令吉鸿昌、梁冠英等一众青年军官颇为敬佩。

他还在军中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性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并为后来刘伯坚等人在西北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冯玉祥对他极强的工作能力和超凡的人格魅力印象极为深刻，因此宣侠父在冯玉祥处备受推崇。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宣侠父等人的极力劝说之下，冯玉祥同意改旗易帜，参加国民革命。

并于第二年5月，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而深受冯玉祥器重的宣侠父，此时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

此前，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气愤的宣侠父执笔写下：右派诸人亦可怜，反俄反共自嚣然，如斯也作胜利梦，历史倒翻一万年。

1927年6月，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会面之后，政治立场发生转变，随后在军队中展开“清党”行动。宣侠父对此感到十分失望和痛心，但是以他的能力并不足以改变当时的现状。

他与一百多名干部一起在开封被隔离“审查”。最终在7月一个闷热的夜晚，他与其他三十多名共产党员一起被押上一辆闷罐子车，列车一路向南行驶到河南边界才停下，然后他们被告知：“你们被驱逐了。”

在全国革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于1928年8月受组织委派回到家乡浙江诸暨，主要开展地下斗争。

因为革命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仅仅半年之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于是宣侠父不得不转移到武汉开展工作。

自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宣侠父开始思考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利用紧张的工作间隙，开始搞文学创作。

他先后著作了《西北远征记》和《入伍前后》两部小说，记录了自己在西北军中的那段经历，将自己的文学才华展露无遗。

他于1931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5路军总参议，并通过其影响力为刚刚成立一年的“左联”筹集了大量经费，并秘密加入了“左联”，并创刊了《文学导报》、《北斗》等杂志，刊发了许多爱国作家的作品。

眼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践踏了中国东北全境及华北大部，宣侠父来到平津等地、四处奔走呼号，促成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的联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华北地区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战斗。

即使在同盟军失败之后，宣侠父也并没有被打倒。他通过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抗日运动，并为武装抗日积极奔走筹备，并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人利用旧部得到关系，在国民党高层中开展统战工作。他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将这些情况秘密报告给了蒋介石。

随后吉鸿昌将军不幸被害，从此蒋介石对这个屡次与自己作对的宣侠父怀恨在心。

之后，宣侠父被调往更加危险的白区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申报》记者，主要工作的为中央特科搜集情报，并进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宣传统战工作。

桂系军阀于1936年发动“六一事变”，公开反对蒋介石、支持抗日。而这一次宣侠父再一次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亲自去到南宁，公然支持李宗仁和白崇禧。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安乃至陕西全境的控制，将自己的绝对亲信蒋鼎文调任西安行营主任，并要求被誉为国民党“四大金刚”的胡宗南部进驻陕西。

宣侠父于1937年春被调到西安，主要是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之所以周恩来要钦点宣侠父来协助自己，主要是因为胡宗南与宣侠父关系亲密，两人既是浙江老乡，又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而且胡宗南还是在宣侠父的劝说之下才去报考了黄埔军校，胡宗南对于这位“大哥哥”的才气很是佩服。

除此之外，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很多幕僚都是宣侠父的同乡，平日里这些人对他仰慕有加。基于以上原因，宣侠父是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完成统战工作的不二人选。

周恩来在见到宣侠父时，曾高兴地说：“黄埔军校一别十多年，我们是殊途同归，革命的洪流又把我们涌到一起来了。你来得正好，西安的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

因为他经常穿着一身奶油色的西装，那时候办事处的同事很少有穿西服的。初到西安办事处时，很多同事都将宣侠父视为“怪人”。

其实，这是因为工作需要。为了开展统战工作，宣侠父经常要出入国民党高层重要场所，只有注重社交礼仪，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

此时，旧日同窗好友齐聚西安，胡宗南与宣侠父来往甚密。期间，胡宗南曾多次拉拢宣侠父，希望他能投靠蒋介石。

但是面对同窗的好意，他断然严词拒绝：“我大概没这个福分，要我当国民党的官，去做不利共产党的事，我可做不来。其实，只要不附任何条件，我干什么都乐意，当战士拿枪杆子上前方打仗都可以！”

因为在这十几年里，蒋介石的种种表现，已经将他的独裁野心暴露无遗。

随后，胡宗南邀请宣侠父到他驻扎徐州的部队整顿风气、提振士气，并趁机再次策反对方。他承诺可以向蒋介石举荐，让其出任国民党军高官。

面对高官厚禄，宣侠父不为所动，并反问胡宗南道：“领兵当官干什么？要为民众、为民族、为国家，蒋先生为什么？国难当头，一再地退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想的是自己的委员长位子，跟这样的人能长久吗？”

宣侠父1937年底在致电周恩来时表示：胡宗南等人有团结抗战派之企图。他的意思是在他的努力之下，胡宗南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其实，一直以来，蒋鼎文都对宣侠父在国民党高层中的统战工作极为关注，并为此感到深深地不安。

他曾对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说：“宣侠父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在特务的秘密监视之下，蒋介石对宣侠父在西安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在获悉胡宗南的动向之后，蒋介石深知是宣侠父从中策动，于是起了杀心，他命令军统“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1938年7月31日下午，宣侠父应好友之邀前往西安革命公园，为在此举办的篮球赛担任裁判。

傍晚时分篮球赛结束之后，宣侠父独自一人骑车离开了公园，他要赶回家中，因为他在出门前曾告诉妻子晚饭备好他爱吃的红烧肉，可是妻子却一直没有等到他回家。

得知宣侠父失踪之后，西安办事处的同事们立即四下寻找、派人打听，均无结果，宣侠父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几天之后，我党潜伏在国民党西安警察局地下工作者师应三，向组织秘密透露：宣侠父很可能是被特务秘密暗杀了。

得知此事的周恩来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他追查宣侠父的下落。蒋介石却一再推脱，周恩来又两次致电。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对周恩来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其实，在宣侠父失踪前，我党在西安的情报人员就已经觉察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一些异常举动。所以，上级决定让林伯渠和宣侠父暂时撤离到延安躲避可能到来的风险。

在他失踪的前一天，本来他和林伯渠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延安，并把行李打包好放在了汽车上。

但是就在最后时刻，他改变了注意，决定留下来应付西安的复杂局势，没想到仅仅一天之后就惨遭毒手。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多年之后组织才确认了宣侠父已经遇害了，并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但是由于国民党对此事一直三缄其口，宣侠父被害过程一直不为人知。

直到1951年，一个被捕的前国民党特务为了立功赎罪，交代了与宣侠父失踪案有关的事情。

据他供述这位八路军高参是被佟荣功带人暗杀的。

经过几年的侦查追捕，这位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终于落网。已经是中国政府高级干部的宣侠父遗孀金婉琳，1963年来到北京战犯管理所。

这里关押着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担任要职的张严佛，她想要解开亡夫宣侠父的失踪之谜。

原来，宣侠父在离开西安革命公园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应蒋鼎文之邀，去了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不远的宰门公馆，与他商谈“要事”。

其实所谓“要事”，不过是蒋鼎文想再次拉拢宣侠父投靠蒋介石。

凌晨时分，赴约后的宣侠父独自骑车回家。而此时接到上峰命令的徐一觉，带领一众特务早已埋伏在其必经之路上。

在宣侠父骑车经过时，这些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其扑倒在地，随后架到路边的车上。不堪其辱的宣侠父对这些歹人破口大骂，随即被心狠手辣的特务捂住口鼻后用绳子勒死了。

之后，这些特务将宣侠父的尸体抛弃在西安城东南角的一口枯井中。后来，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多次向蒋鼎文要人。为了不生事端，他命人将宣侠父的尸体运到别的地方掩埋了。

几天后，张严佛收到了特务徐一觉的电报，内容为：“奉行营蒋主任转奉蒋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

至此，沉寂了25年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但是遗憾的是，宣侠父的尸体却一直未被找到。

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国军民迎来战胜日本侵略者曙光之时，这位才华横溢、踌躇满志的我军高参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却遭到了自己曾经的蒋校长的毒手，实在令人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