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为长征提供绝密地图，因工作特殊，2001年身份才被公开

2018年，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在北京去世，他是我国最后一位登记在册的红色特工姚子健。

姚子健1934年从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的印刷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的陆地测量总局，做着和地图有关的工作。

彼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处于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关键时期。姚子健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利用自己的这份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信息。

这些情报主要是与国民党的作战地图有关的，价值极高，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姚子健却一直都不知道，在从事情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的真实身份与中央特科有关。

直到2001年，此时姚子健已经是86岁的高龄。通过一次讲座，他才知道自己当年是属于中央特科的一份子。姚子健也因此成为了，中央特科的最后一位登记在册的红色特工。

中央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直到67年后，姚子健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年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姚子健的过去，了解一下中央特科这个机构，也看一下当年的情报人员是如何工作的，感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情报人员们的隐秘与伟大。

1927年4月，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由此破裂，国民大革命彻底宣告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各地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形势危急。

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南昌起义，开始独立创建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的同时，中共中央意识到隐蔽战线的重要性。于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特别行动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保卫机构，是为了更好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保卫共产党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中央特科后来也对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和长征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特科一共设置了三个不同的科室，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和保卫科。其中情报科主要负责在全国各地收集情报，建立属于我党自己的情报网。情报科的人员往往散布在全国各地，甚至需要深入敌人的内部来获取情报信息，危险系数很高，机密性的要求也很高。

因此，情报科的人员日常使用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即每条线上的情报人员只认识自己这条工作线的人，而且往往只与自己的上下级人员有联系，不能越级联络。

基于机密性和各方人员的安全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只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而不知道自己是实际上属于中央特科的。姚子健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1915年，姚子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年少时期，姚子健家里的条件不太好，但他对待学习非常认真，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当时国内的一些学校会给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学生不需要交学费和其他杂费。除此之外，学校还给学生免费发放衣服。这对于姚子健这样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1929年，年仅14岁的姚子健独自前往上海，考进一所大学的中学部。

在学校里，姚子健学习很努力，也经常会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受到新思想的影响，逐渐开始接触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内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但张学良在东北消极应对，放弃抵抗，日本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于是，各地的有志之士纷纷走上街头，发起游行和请愿活动，在人民群众间掀起抗日运动的热潮。

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之后，还在念中学的姚子健和同学，也积极参与各种请愿活动，为抗日运动出一份力。但不久后，上海的反动军警为了镇压抗日运动，要求解散上海的学校，老师们都停止了教学，学生们也被迫离开学校。一时之间，姚子健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于是，姚子健只能选择回到家乡，在小学里当老师。上课之余，姚子健经常读书、看报，时刻关注外界的形势变化。姚子健也会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常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今的境遇，是学校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

反复思考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源于社会制度的问题，源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认为：“只有社会制度变了，一切才会有出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姚子健在报纸上看到，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正在招生，而且学校不收学费。姚子健果断收拾行李，到南京参加招生考试，并顺利考进学校。不过，姚子健是在进入学校后，才知道这所学校是由国民党内部负责管理的，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培养人才。

中央陆军测量学校设置了不同的班级和专业，包括航测、制图和地形等几个不同的班。姚子健希望未来能够从事革命宣传事业，就选择在制图班就读印刷专业。

1934年，姚子健从学校毕业，由于成绩非常不错，他被分配到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工作，职位是技佐，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国民党政府印制地图。

在南京求学和工作期间，姚子健与同乡舒日信志趣相投，因而往来密切。舒日信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舒日信的介绍下，姚子健认识了鲁自诚。姚子健多次向鲁自诚表示自己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心，以及迫切希望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后来，经过鲁自诚的介绍，姚子健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为了能够接触到更为关键的情报信息，姚子健称自己眼睛出现了问题，希望能够换一项工作内容。于是，姚子健被调到了新的岗位，负责军用地图的保管和收发。

在这个岗位上，姚子健能够直接接触到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军用地图，和关于军队调动的公文，其保密级别能够达到机密和绝密的程度。

在战争年代，地图有多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姚子健接触的还是战场上使用的军用地图，保密级别非常高，和战事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姚子健提供的信息价值有多高，自然不用多说。

如果有人来姚子健的部门取地图，需要提供相关部队的具体信息，姚子健就会悄悄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同时，对方取走哪些地图，他都会留下一份同样的资料，准备交给组织。

由于当时国民党内部在这方面的管理和制度都不太严格，只要小心行事，从一摞摞的地图中抽出一张留下来，也不会被发现。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姚子健都会带着一个小箱子，坐火车去一趟上海。他会把这一周的情报资料整理好，放在箱子的最里面，再放上一些衣服和书籍盖好。

次日早上，姚子健把箱子里的资料拿给与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完成资料的交接后，姚子健再坐火车原路返回，第二天继续上班。有时候，如果情况比较紧急，他就会使用暗号给舒日信写信，以此传递情报。

就这样，姚子健穿着国民党的军装，畅通无阻地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往来，为中央苏区输送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事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也相当于他在战场上带领着一支队伍和敌人战斗。

最初，姚子健是把情报交给他的上线联系人——舒日信和沈伊娜夫妇，再由他们移交给王学文。后来，舒日信和沈伊娜调往其他地方执行任务，姚子健的上线负责人就变成了“熊先生”。

1937年，日本在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姚子健跟着国民党中央测量总局撤离南京，前往武汉，后又撤到重庆。眼见抗日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国共合作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高潮，姚子健向熊先生申请，想到前线战场上继续抗日工作。

熊先生1938年向他表示，上面决定让他先到香港情报站去工作。接到消息后，他悄悄离开大陆，去香港报到，主要做情报整理的工作。自此，姚子健彻底摆脱了国民党政府。

年底，姚子健被派往延安。当时潘汉年是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他写了两张内容相同的小纸条，让姚子健带着。纸条上写的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

这两张纸条也可以说是姚子健去延安的通行证和工作证。到延安后，他把一张纸条交给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另一张交给了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林彪。姚子健也由此进入抗大学习，之后辗转全国各地从事革命工作。

不过，姚子健仍然不知道自己当年是在给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工作。直到2001年，他的儿子姚一群参加了沈安娜的一个讲座，才揭开了这段过往背后的秘密。

沈安娜是战时中共优秀的情报人员，曾经以速记员的身份，打入国民党的内部，多次参加国民党高层的重要会议，诸如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最高军事会议等，为共产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沈安娜也是沈伊娜的妹妹，这次讲座中，她讲了战争时期隐蔽战线上的一些往事，提到了沈伊娜、舒日信等人。姚一群想到自己的父亲也提起过这些名字，就推测这位老人可能也是父亲的战友，于是就安排了两位老人见面。

两位老人见面后，互相讲述了自己曾经的工作经历。沈安娜意识到，当年姚子健的工作是在“王世英—王学文—舒日信、沈伊娜”这条情报线上，而姚子健应该是属于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

沈安娜立即向国家上级部门汇报了姚子健的事情，姚子健的身份得到确认。也就是说，60多年后，姚子健才了解到自己过去的身份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特工。

兵荒马乱的年代，革命者不只活跃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战场上。在中央特科这条隐秘战线上，也有很多革命人士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国家、为党的事业做贡献。

在这个岗位上，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由于性质特殊，很多人甚至一生都不知道自己过去的身份，但他们不计较这些个人得失，只在乎革命事业与国家的发展。

姚子健晚年时，身体状况不如从前，对过去的很多事也都慢慢忘却，但他每天依然准时收看新闻节目，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台湾问题。

2018年，姚子健在北京离世，时年103岁，这也意味着中央特科的最后一位红色特工离开了这个世界，意味着那段峥嵘的革命岁月正在离我们远去。

姚子健老人，正是他们那一代革命人士的缩影。

年轻时，他们一腔热血为革命事业奋斗，即使身处隐蔽战线、默默无闻，也没有怨言，不会后悔，隐秘而伟大。进入暮年后，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他们也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心系国家发展。

参考文献

《中央特科百岁功臣去世 故事不逊于<风筝>的热血》 环球人物

《父亲姚子健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 姚雪明 张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