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首次见斯大林，就抱怨自己长期受到了排挤，他怨气从何而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第一次见到多年的“老朋友”斯大林。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见到斯大林之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样的：“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到底是怎样的冷遇排挤，才让毛泽东抱怨至此？本期就跟您一起聊一聊一代伟人当年遭受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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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的创建者之一，毛泽东很早就在党内担负起了重要的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但是，时隔不久，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让毛泽东的这个“最高”化为了虚名。

1932年，本来坚持仿照苏联革命模式，率先夺取大城市政权的主张推行不下去了。

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在上海等地的中共组织统一搬到苏区去。这批长期活跃在大城市、从苏联留学归来、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联系的“领导”们，一来到苏区，马上就和毛泽东发生了矛盾。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些人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批“钦差大臣”往往自视甚高，自以为得到苏联的经验和莫斯科的支持，而看不上毛泽东那套“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

但是由于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地位，要想改变毛泽东为根据地原定的路线，就只有“缴”了毛泽东的权。

1932年秋，围绕着如何应对蒋介石的大规模围剿，“苏联派”与毛泽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中央局的多数人提议取消了毛泽东的军权。

失去军权之后，博古等人还准备利用六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的机会，取消毛泽东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

终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博古阴谋得逞，毛泽东被免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只剩下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

毛泽东既已无实权，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就无人纠正，最终将中国革命送入“左倾”错误道路。

毛泽东对个人无辜被整、对中国革命走入错误路线，深感痛心。在毛泽东看来，这批人大多数是从苏联回来的，他们是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钦差大臣”，这笔帐，自然要记在莫斯科的头上。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最大损害，就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而这一路线也可以说是斯大林路线，因为王明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而东方部听斯大林的。

即使在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共产国际事务的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发生于1937年到1938年的右倾错误也是斯大林的问题，批评说：“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

毛泽东在战略、政策层面与莫斯科方面产生根本的分歧，是在四十年代。

联合蒋介石，是共产国际愿意看到的。毛泽东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曾明确提出“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

1938年，为了表示中共的诚意，由毛泽东提议、经季米特洛夫批准，命令周恩来同蒋介石洽谈恢复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或组织民族革命联盟，同时保证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

中共的提议、特别是保证，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和积极响应。但是，具体细节尚未敲定，蒋介石却因为日本进攻的放松和中共力量的不断壮大，而拒绝了中共本来的提议，转而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要求共产党人放弃党籍，加入国民党。此一要求自然不能为中共答应。

蒋介石“合并”阴谋不成，便开始转向“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并成立了防共委员会。

针对蒋介石有意制造的国共对立，毛泽东判断他是想要仿照不久前英法德慕尼黑协定，制造“东方慕尼黑会议”，以牺牲部分利益为交换来实现对日妥协。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一直以来视为和平和联络力量的英法等国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英法是“最危险的敌人”。

基于斯大林的这个判断，共产国际于5月30日向中共发来电报，称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敏锐判断和共产国际的提醒，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适时地调整了政策，要求对蒋介石“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拥护”，因为国民党具有“动摇性”，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固然可以参加革命，但是“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

对待蒋介石这种摇摆不定的人，就要坚持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晋西事变以后，根据和平处理晋西事变的经验，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蒋介石自然被毛泽东划入“顽固势力”之内，他明确表示：“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

事实也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蒋介石对中共开始步步紧逼。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10月10日，又以“何白皓电”的形式，向中共发出了最后通牒。何白皓电之后，毛泽东就对蒋介石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局势将急转直下”，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会成为中国的“贝当”，并与日本联合剿共。

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毛泽东认为要考虑最后决裂的可能，做好事前的部署工作。但是，以彼时中共的力量，要与国民党对抗，就十分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援。

11月3日，毛泽东做好了战略部署。4日，毛泽东将昨日部署电告共产国际，并提醒到：“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

斯大林始终不相信中共的革命力量，认为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将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季米特洛夫也认为“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加之根据周恩来发来的“蒋本人受英美影响大过德日”的情报，毛泽东几经考量之下，对此前的政策进行了修改。

“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的态度，力求缓和。

然而，毛泽东的退让并没有改变局势的发展，皖南事变还是爆发了。

毛泽东得知皖南之事后，极为恼怒，他通过周恩来质问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这样的责问似乎也在传达着毛泽东认为中共对皖南事变全无预备，其中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问题。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本准备在政治与军事上全面反攻。但是，毛泽东也自知，军事反攻难度很大，而且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是，“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

毛泽东最终也未能说服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中共，他更不愿看到抗日战线由此破坏，于是，皖南事变的最终解决还是依靠政治上的反攻。

虽然说皖南事变以政治手段解决，但是，毛泽东明确指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判断与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始终有很大分歧，季米特洛夫甚至在经过斯大林同意之后，给毛泽东发来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苏联和美国一样，想要通过控制蒋介石政府来实现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从抗战伊始，斯大林始终从不相信中共有实力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在抗战结束之后，斯大林立即给毛泽东发电报，不许他“革命”。特别是，当苏联从蒋介石政府那里获得了外蒙独立、大连港等利益之后，更加不愿意看到因蒋介石政府可能的倒台而引起的对苏联利益的损害。

自三十年代末，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斯大林对苏联利益的考虑。

如此，毛泽东的种种选择，不免受到斯大林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的制约，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在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就说出那样的一句话了......

参考文献：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10.

王晓兰：《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首次会晤》，《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

李海文：《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微妙关系》，《党史文汇》，1994年第6期

吴炜：《共产国际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理论学刊》，2020年第3期

王新生：《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