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怀揣劣质药品向毛主席告状，主席下令严查，30万人受到处理

1952年春，在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时任参谋长的聂荣臻怀揣着一包药，怒气冲冲地找毛主席告状，

聂荣臻生气的说道：“我们进的一批药品质量有问题，前线的战士们使用后病情不但没有好，反倒加重了，因为发现不及时，现在不少战士因此牺牲！请主席严查！”

听到这个消息，主席震惊地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默默地看着聂荣臻带来的药品，

突然，他把全部药品摔在地上，悲痛的说道：

“前线的战士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而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良商人夺取了性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说完后，他罕见地拍着桌子大喊：“该杀！”

自此“五反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重点打击那些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运动涉及八九百万商人，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有30万商人采用了不法手段牟取暴利，更有甚者，在战争时期大发横财，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让人民恨的咬牙切齿！

早在150年前，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曾经说过：

“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血液和肮脏的东西！”“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世间的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犯下任何罪行，哪怕是被绞首的风险！”

这次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大发国难财的资本家-王康年的故事。

本文还要从立国之战-抗美援朝讲起，1950年美国把战火燃到了我国边界，新中国那时刚成立，元气还没有恢复，但国家领导人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派兵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毛主席也把自己的长子毛岸英送朝鲜参战。

全国人民捐献的物资也如雪花一样送到了前线，

有一些如常香玉、梅兰芳等名人散尽家财，为国家买飞机、买坦克，并长时间驻军表演慰问；工人们也提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保障前线的武器装备。

与人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战场的深入，一些不法商人以次充好，大发战场财，对志愿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王康年，192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自幼聪明好学，17岁时靠近上海电台当了播音员，年纪轻轻就端上了“铁饭碗”。

这个电台主要播放商业的内容，耳濡目染之下，他学到了不少“生意经”。

他敏锐的察觉到西药见效快，保存和携带都很方便，市场上供不应求，捯饬捯饬还是能发个小财。

但是他家里穷的是叮当响，没有原始资本该怎么干，思来想去，他选择一条不太主流的路-傍个有钱人家，就算倒插门女婿也行。

经过长时间的物色，他如愿和一个上海姑娘恋爱结婚了，这个姑娘的父亲是名巡捕，在附近也算是能“能说上话的人”。

在岳父的资助下，王康年果断从电台辞职，在西藏路开了个叫“大康行”的商店，卖些日用百货，货品虽利润不高，但走的就是薄利多销的路线，小生意也能够养家糊口。

但是王康年“吃锅望盆”，眼前的小利润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大胃口，恰逢当时日本处于失败前夕，加强了对上海的剥削控制，进口药品基本断档，因此本土西药销路大开，价格直线上涨，王康年进去投机倒把，捞上一把！

王康年先把百货商店搬到了北京路，商店名字也从“大康行”改为“大康西药行”，然后凭借岳父的人脉搞到了一些药品。

开业时王康年凭借自己当过播音员的“巧嘴”向大家说道：“我有关系，现在店铺商品充足，想买药的先交定金，到了规定日子，就可以领取药品！”

“我们这里还经营药品保管生意，谁家里有多余的药品都可以寄放在这里，到了兑换的日子直接过来领就可以，凡是在这里寄放过药的，可以享受优先购买权！”

当时正值乱世，普通民众都想囤积点药品以备不测，

一些“药油子”也趁机囤积居奇，经过一番“庞氏骗局”式的营销下，大康西药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库存的商品越开越少，店员们也十分担心，没货了怎么开张呢？

王康年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先从国外用低价买一批次药，然后和玉米粉掺在一起，当成阿司匹林等药品卖，

就这样，他蒙骗了很多人。等到大家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上门讨账之时，发现大康西药行早已资不抵债，面临倒闭的境地。

在原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档案中，有一份对王康年的起诉状，

诉讼方是一个寄放药品的客户，名字叫做严广俊，诉讼金额高达2亿法币，诉讼费1300万余法币，起诉的时间为1949年5月3日（这个时间离上海被解放仅有20多天），

诉讼的要求为归还已存进消治龙药片、维他赐保命针等共计8.15万件药品或进行等额货币赔偿。

根据起诉状的内容，自1948年11月起，严广俊将各种西药陆续放在大康西药行，并取得了药行开具的存货栈单，

从1948年11月2日到1949年4月7日，严广俊先后存放了10次，每次开具的存货栈单里都详细记载了存放西药的品种、数量，与这次诉讼的要求一致，一点没多要。

药品虽是存放进去了，然而在1948年4月底，

大康西药行的代理律师告诉严广俊说药房已经倒闭了，寄存的物品无法取出了，其实就是王康年变相把货物私吞了。

严广俊多次想和王康年见面，讨要说法，但是王康年始终避而不见，藏匿了起来，当了“老赖”。

1948年4月27日上午，严广俊在上海老闸警察分局立案求助，但是警察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最终也没有逮捕到他，案件也因此停滞。

严广俊只能带着10张存货栈单以及老闸警局的证明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便有了这个诉状。

近几年，一个署名为“川人”写了一篇叫《卖假药给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在微博、微信等网络流传，

这篇文章说王康年被枪毙实属蓄意谋划之冤案，并认为王康年为人正派，注重诚信，是有好口碑的良商，那么请问这份在上海法院档案中保留了70余年的诉状该如何解释呢？

根据当时的《解放日报》记载，大康西药行在建国前就因投机失败倒闭，解放后负债经营，全靠国家的扶持，

综上观点，王康年在建国前的种种恶劣行径已经说明他是唯利是图、善于投机倒把的奸商。

三、劣行满满

递交诉状的时候正值我军解放上海前夕，法官无心审判，王康年暂时潇洒了一段时间。

1949年5月27日，我军和平解放上海，接管了行政部门，战后人民政府致力恢复经济，对工商业采用扶持的政策，而王康年和大康西药行就赶上了这波春风。

在工商部门和行业工会的调解下，王康年应归还给严广骏的药品转化为等额债务，药行背债经营。

这样宽大的政策让王康年十分高兴，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并参加了老闸区工商联，

与此同时，大康西药行经营十分不错，仅用不到3年的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350亿（旧币），归还债务后自己还有所结余。

其实药行的主要顾客就是机关、部队、政府医院等国营机构，大部分营业额都是从那里赚来的，说明人民政府对他十分关照。

手里有钱后，王康年不仅没有感恩，反而再次发挥了自己善于投机倒把的本性，他多次巴结奉承政府工作人员，通过行贿、嫖娼等方式腐蚀国家官员85人，直接行贿金额高达2亿（旧币）。

王康年还曾得意地说：“在上海，没有我平不了的事，我的药行就是官员干部的改造所，红的进入，白的出来。”贿赂官员已经是犯罪行为，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行为更加让人可恨。

1950年军区采购人员来买药时，王康年将过期变质很久的止咳糖浆卖给了解放军，后来被发现后，王康年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吃不死人！”

随后苏北军区采购人员买药时，他将自制的假酊剂卖给了解放军，其实这些药品是他用复方大黄酊剂掺大量的水做出来的。

1951年，王康年为了骗取贷款，把300公斤的海克山冒充等额消发灭定（价格差了4倍），并获得了1.5亿（旧币）贷款，这笔贷款延期了很久才还上。

1951年10月，军区医院来上海购买X光机，因国营医院没有卖，后经介绍，采购员来到了王康年这里。

王康年向采购员保证到：“可以从英国购买货品，预计5天内到”，并提供了样品。

当月17日，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采购方5天内就支付了2.5亿（旧币）货款，王康年一直不发货。

在军队的多次交涉下，4个月之后，货品才送到，其中有两台没有专用灯泡，无法使用，一直到王康年最后被捕也没有个说法。

后来医院经过调查，这批货物充其量价值1.8亿（旧币），也就是说王康年又来了个以次充好。

1951年11月，抗美援朝正值最困难之时，解放军来到上海采购物资，王康年在没有货物的情况下就揽下了生意，拿到了3亿（旧币）货款。

当时有几个店员提醒他部分特效消炎药店里没有，他说：“这个你们放心，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外药厂了，货物马上都到广州了！”

实际上，王康年把这个钱挪用在还旧账了，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当地的银行档案可以清楚地作证这点：

1951年8月，王康年通过药品抵押的形式在银行办了5亿元贷款，

后来银行开箱查货时，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次药和过期的药，这些药品的价值完全不能覆盖贷款金额。

因此当地银行报警告他合同诈骗，并责令他限时归还，因此拿到解放军的货款后，他拆东墙，补西墙，还上了贷款。

1951年12月11日，交货的时间到了，店员发现药物仍缺少一大半，因此王康年故意压着不发货，在多次催促之下，王康年只好又重施故技，用假冒伪劣的药品来滥竽充数。

他还把已经生锈的医疗器械，无用的热水袋和玻璃片等都发往了前线，应付了事。

因为检查药品质量的人员早已被王康年贿赂了，所以这批“毒物”才能顺利送到前线。很快，我国不少志愿军战士就被王康年的这批“药品”毒害，因此就丢失了性命。

这些伟大的战士并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火下，而是死在黑心商人的手里。中央之后大怒，查到了这批药品来自上海，让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彻查此事。

当时药店一些店员已经就对王康年的行为十分不满，背地里说过：“解放军在前线打仗，他竟然给战士们卖假药，这不丧良心嘛！”

趁着这次检查，店员把他的卑劣行径一一揭发，同时银行也揭示了王康年的商业诈骗行为。

人证物证具在，公开机关立即对王康年进行了抓捕，经过审理，王康年所犯事实具体如下：

1、向志愿军干部行贿，蓄意骗取采购货款，并将货款挪用或做投机生意。

2、用劣质、过期的药物以次充好卖给军队，导致大量官兵死亡。

3、高价对外贩卖质量不达标、甚至损坏的医用器械。

4、对政府高官行贿，涉及85人，金额2亿余（旧币）。

5、延期交货，截止被逮捕日，仍有7亿余（旧币）货物没交付。

6、偷税漏税，累计盗取、欺诈国家财产26.1亿（旧币）。

四、执行枪决

1952年2月18日，《解放日报》公布了这个案子，全国哗然，对王康年讨伐的信封如不断寄到报社，无数人民要求必须对这样的黑心商人执行死刑，以慰问逝去战士们的英魂。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当天下午执行枪决，结果大快人心！

抗美援朝时期，王康年事件绝非个案：

上海两个叫做徐苗新和张新根的牛肉商贩，他们先以低价购买变质的肉，

把外面的腐肉刮掉，然后在药水中浸泡，再涂上牛血，再和好肉混在一起卖给解放军，一共获利达30亿（旧币）。

就这样，这些不能吃的牛肉送到了志愿军战士的手里，在那个年代，牛肉是十分珍贵的食物，很多人都舍不得吃。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他们视为珍宝的食物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武汉有一个不法棉商李寅廷，他将国家给的一万多斤好棉私吞，然后从破烂、垃圾堆、甚至死人的身上弄来烂棉花做成了12多万个急救包送到前线。

战士们用上这些被破伤风、化脓菌等病毒污染的医药包，伤口迅速恶化，最终残废甚至不治而亡。

山东盛昌蛋厂的厂长、经理安景元、刘云生，把7600多斤的坏鸡蛋做成了蛋粉卖给了志愿军。

北京一个叫石利如的粮店老板，他把200多斤的沙子掺在了腌菜里，然后卖给了志愿军。

杭州奸商唐梦伟，他给志愿军制造饼干时，故意把次面当好面使用，还用碱粉代替苏打粉。战士们吃了这个饼干，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南京一个汽车厂商叫朱立成，他从外地进来一些破烂零件，然后抹上油漆，就冒充新货，有的零件甚至都破了，

有人问他：“零件坏了，车还怎么走，朝鲜那么冷的天，耽误了军运、冻坏了战士怎么办？”

朱说：“管他嘞，不是本地用的就行！”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万恶的资本家用各种卑鄙手段大发不义之财。他们不想想，现在宽裕的经商环境不是无数战士用血和生命换来的吗？如果我们不去爱护这些可敬的战士，还有谁会爱护？

“五反运动”国家的商业环境肃然一清，还是毛主席英明，用正义捍卫了人民、战士和国家的利益。

参考资料：《360百科-王康年》、《360百科-五反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2月18日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