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尼克松为何要与中国搞好关系？与中苏交战有关

自1958年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事件之后，中苏关系走过了极不寻常的十年。

到1969年，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在珍宝岛爆发。珍宝岛事件就像是一根导火线，线的尽头是苏联对中国的核威慑和中国对苏联的高度防范。

于是，导火线引爆了“炸药桶”，中苏之间的核战危机就在顷刻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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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破裂之后，两国的边界争议就随之爆发。中苏边界之争，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1964年，毛泽东在经历了与苏联数年的边界争议后，也曾“旧事重提”，历数对方侵占我大片国土之事实。

但是，毛泽东的本意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

然而苏联军方则以此为契机，向中苏边界调兵遣将，两国边界的紧张气氛骤然加深。

此时，两国的主要争议地点是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上，即珍宝岛和七里沁岛。

小规模的冲突发展到1969年3月2日，便演变为两国在珍宝岛上展开的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到了15日，更大规模的热战爆发，双方甚至都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在国内发动全国动员，展开舆论宣传，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准备大仗、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全国人民也群情激愤，有大量的军民参与到示威游行的队伍中。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在3月15日珍宝岛战斗结束之后，就明确表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

3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

基于这个判断，毛泽东主张在即将到来的中共九大报告里，不要将这次边界冲突讲得那么严重。

对于苏联来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似乎也出乎他们的意料。莫斯科的反华示威不断，克里姆林宫里的气氛也格外紧张。

他们有人担心后续会有更大规模的战争到来，有人则疯狂地叫嚣：“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

3月29日，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发表正式声明，称要用武力来对付中国的“挑衅”，但同时也暗示了事情有协商的余地。对于苏联的声明，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直到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的声明，但在声明里，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希望边界停火、恢复谈判。

7月，苏联主张两国总理会晤未果，于是开始准备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展开报复行动。

8月13日，苏联军队300余人在两架直升飞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等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圈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袭击，全歼我巡逻队。

苏联敢于越界展开所谓的“报复”行为，是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的准备了。苏联的报刊一面制造战争舆论，一面威胁性地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国的意见。同时，苏联的核战意图也被传达到东欧各国。

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在8月27日、28日，连续发布命令、文件，以周恩来为首，组成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并号召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战之需。

就在中国紧急“备战”的关键时刻，越南传来消息：胡志明去世！赴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中国，希望能在回国途中经过北京，两国领导人坐下来协商边境问题。

9月10日，中国政府表示赞同。但此时柯西金已经坐上了回国的飞机。经过一番周折，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这一次会晤，中苏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准备以政府换文的形式将会谈成果肯定下来。

但是，会谈结果呈报中央的时候，领导人之间表达了更深层次的忧虑。他们对苏联突然转变态度的意图感到怀疑，估计是他们有意施放烟雾弹。而苏联方面，对柯西金带回去的会晤报告也各有看法，于是换文的事情便不了了之了。

换文不成，中国的备战就要继续下去。9月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军备战工作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本来，按照9月11日两国总理的会谈内容，10月20日，两国将各派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但是此时，中国又收到苏联大举调兵蒙古的情报，因而怀疑他们将发动突然袭击。

国庆节之后，国内备战气息更浓。毛泽东认为中央党政军领导均集中于北京，十分危险，于是决定在中苏会谈之前，紧急疏散中央领导同志。

就在中苏激烈对峙之际，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没有闲着。美国在得到苏联准备对中国展开核战的通报之后，立即展开了研究。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和大规模核战将造成的后果考虑，美国国防会议决定：“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

为了有效阻止这场战争，美国决定了三个战略步骤，其中，有一条就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10月15日晚上，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了两条消息：一，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

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向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

随后，勃列日涅夫就从苏联驻美大使那里确认了消息的准确性，因而勃然大怒，叫到：“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然而，他又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继而分析局势道：“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

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正是在这一判断之下，中苏原定于10月20日的双边会谈才能顺利举行，而双方的紧张对峙局面也随之缓和。一触即发的中苏核战，终究消弭于无形。

中苏核战危机的解除，固然是像勃列日涅夫所说的那样，是我们的原子弹和坚定的抗战决心保卫了我们的和平。但这件事确也为七十年代另一件大事打开了一道口子：即中美关系的缓和。

1969年12月，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开始受命与美国外交人员进行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基辛格也对美国外交官下达了同样的指令。

1970年1月8日，中美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会谈中，中国代表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

参考文献

杨奎松：《曾一触即发的中苏核战》，《夕阳红》，2012年第6期

雨驿：《由珍宝岛引发的中苏核战危机》，《党员干部之友》，2009年第12期

杨学祥：《1969：中苏曾战在核战边缘》，《海事大观》，2006年第3期

洪星：《张成军.毛泽东与珍宝岛事件》，《湘潮(上半月)》，2017年第11期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