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如何争取犯过错误的同志？毛泽东的做法令人折服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在中共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党内担任的职务并不显著，并未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层。这个局面，一直到红军被迫长征的路上才有所改变。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成长为军事与政治上的领袖的呢？本期就跟您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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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广西的全州、兴安一带的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受重大损失，全军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到渡过湘江时只剩下三万人。

面对军事上的严重失利，毛泽东开始“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也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12月10日，红军占领了位于湖南西南部一座名为“通道”的小县城，在这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方针，但是，它是毛泽东自八七会议以来首次出席的中央会议，也可以说是自宁都会议以来他第一次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

那么，支持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都有谁呢？周恩来自不必多言，除此之外，1972年，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王）稼祥、洛甫（张闻天）的支持，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之间召开的。根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回忆，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了“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首要人选”。

杨尚昆回忆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

周恩来也说过：“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众所周知的是，遵义会议最终确定了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人”。而毛泽东也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托付的对于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如此，毛泽东也就正式参与到中共中央军事决策的工作中来了。但这其中，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力主让张闻天“做一个时期”？

这就要谈到张闻天的个人经历了。张闻天和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党早期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

进入苏区时，张闻天还积极参加了临时中央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但是，在后来，张闻天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并开始纠正这种错误。

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在总结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博古等人的军事教条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以过去支持过错误路线、后来醒悟过来的人来反对错误路线、执行正确路线，更有说服力，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可以少翻‘筋斗’”。

关于这点，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是有过共识的。包括张闻天自己也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为国为党，非为一己之私，这是遵义会议能够取得成功、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的关键所在。

虽然遵义会上上，毛泽东并未成为党和军事上的身份上的负责人，但是，作为新增补的政治局常委、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根据遵义会议“特别重视并强调新的中央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得重犯博古中央只靠个别人就擅自决定全党军事行动的错误的规定”，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央集体领导的一员。

反对一切“个人包办”的精神是很好的，张闻天作为“总负责人”也非常乐于接受这种集体商讨的领导氛围，即使“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

而“本应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并下最后决心的党内军事指挥上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一直与朱德在前方充当着前敌政治委员的角色，所有军事指挥方案都报请中央讨论”，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于1935年3月4日，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而使周恩来回到中央军委主持工作，并担负起军事指挥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使命来。

但是，对于这一任命，此前十分支持毛泽东的王稼先却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这有违遵义会议的决议，因而坚持要求集体决定军事行动。

对此，张闻天也无话可说，为了避免博古的“前车之鉴”，张闻天不得不继续频繁召开中央会议。很快，矛盾在毛泽东上任“前敌总指挥”的一周之后，就暴露了出来。

3月10日、11日，苟坝会议上，一二十位中央领导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驳回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进攻打鼓新场，并且“取消了毛的新职”。如此，毛泽东就又重新回到中央来。

很快，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在3月14日22时下达命令，准备于次日展开鲁班场之战。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八点，却迟迟无法结束。此时红军的伤亡已经很大，只能被迫撤出战场，并连夜转移。

赤水之东已经无法立足，军委及时下达了西渡赤水的命令。谁料，刚刚渡过赤水的红军被国名党军追上，河西亦无法立足。

生路何在呢？毛泽东建议，用小部队伪装诱敌向西，主力各部于21日夜全部回渡赤水，然后火速南下，抢渡乌江，以便跳出黔北各路敌军的合围。

毛泽东的这一方案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所接受，并且没有交付政治局会议讨论就付诸实施了。

战事到了这个地步，一贯主张按照遵义会议的原则，凡事集中商议的张闻天也逐渐意识到：“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了。

但是此前坚持主张开会决策的王稼祥的意见怎么办呢？张闻天夹在毛、王两人之间，很难调处。

“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这给了正处于为难之中的张闻天一个解决问题的良方，于是，张闻天当即表示“很赞成”。长征路上的“三人团”就这么成立了。

“三人团”成立之后，“王的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了”，毛泽东也认为“三人团一段，稼祥的工作比较好”。

毛泽东与王稼祥两人态度的同时变化，足以说明通过组建三人团的方式，双方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解决，军事领导工作就可以更好地开展了。

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专门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立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军事上的领导人。但是，这一事实的身份上的确认还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并通告了全军。周恩来则于8月6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任命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事实上离开了中央军事负责岗位。

但是，此任命之后，周恩来即因病而无法工作。同时，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又围绕南下北上的方针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必须要有人接手周恩来的职位。

于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没有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参加的情况下，于19日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决定以毛代周负责党的军事工作。

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认常委新的分工，毛泽东仍旧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事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

会议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在组织形式上也得到了确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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