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如是说。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之一，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堪称“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两种属性并行不悖的时期。

这一阶段，天下诸侯群雄并起，王朝更迭繁复，大一统时局不再，战火频仍，黎庶流离，是最坏的时代，但此时民族融合促进了文化的碰撞交融，思想因无法统一而渐趋向多样化发展，时人意识思想出现空前活跃之景，又是最好的时代。

此时，文化思想繁荣如百卉千葩，佛教就是其中之一，而尼僧这一女性出家群体与世俗家庭的关系也显现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1.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繁荣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魏晋南北朝便是一个各方势力争相追逐权势名利的乱世，它上承四百年强汉，下启雄隋盛唐，其间纷争不息、战乱不止，是为一段漫长而分裂的时期。

不过，虽然彼时政治动荡、民生凋敝，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充满变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也迸发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其中不得不谈的便是佛教的发展。

佛教并非中国古代本土宗教，它起源于古印度，于两汉时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的发展主要是指其与中国本土的深化融合。

在这时，统治者多对佛教发展予以了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有利的措施以期推动佛教的本土化，例如，三国时期，西域康居国僧人康僧会就曾来到东吴弘扬佛法，孙权很信任尊敬他，为其建造佛塔和修筑佛寺。

两晋时期，颇受佛教徒爱戴的“神僧”佛图澄曾力劝后赵开国君主明帝石勒不要溺于杀戮，得到后者的重用。

当时，后赵国经佛图澄的推进，全国各州建佛寺多达893所。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痴迷佛法，甚至多次到寺院出家，其将领郭祖深曾直言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繁荣，佛教徒数量明显增多，兴建佛教建筑已然蔚成风气，因而寺院庙宇者林立，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的原因

这一时期，各种战争战役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艰难困苦。

在此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生发出了更多的想要逃离现实的想法，而佛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心灵的寄托，这种寄托在乱世里虽然不如战马铁蹄般强硬，也不若创立政权般恢弘，但自有一种于时人意识形态层面的宽慰和鼓舞作用。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分裂状态相对长久，原本的统治秩序分崩离析，旧有的政治基础也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士人的质疑。

而此时在文人中盛行玄学清谈之风，该哲学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中的一些著作和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一些佛学家就借势利用玄学家们追捧的老庄思想来阐释佛教教义。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与中原汉族统治者争夺领土控制权，在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这也是佛教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彼时，统治者夺得天下必要参与征伐，经过杀戮，于是很多统治者信仰佛教以求精神上的赎罪。尤其对于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言，佛教与中原本土传统的儒学、道学来源不同，更便于成为他们统治中原地区比较特殊的思想武器。

尼僧即尼姑，指的是信奉佛教的出家人中的女性群体，有沙弥尼、式叉尼、比丘尼等类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不断发展壮大，且愈加倾向于中国本土化、世俗化，带来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其中，尼僧与其世俗家庭的关系也有了相应的改变，与传统的佛教要求出家者远离世俗不同，此时期的尼僧与世俗家庭的联系反而较为密切，这正是魏晋南北朝佛教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体现。

1.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关系的表现

尼僧坚持为世俗家庭祈福。这一时期，虽然尼僧已为遁入空门之人，要避开尘世而追寻佛理，但其与世俗家庭之间亲情的纽带是不会被割断的，彼时，大多数出家后的尼僧依旧坚持为世俗家庭的亲人眷属祈福。

比如，北魏宣武帝时，尼僧法安就曾为其亡父造释迦像祈福，这一造像祈福行为不仅仅是为其父亲，还包括其“生缘眷属”，以及尘世中的“一切众生”。

西魏文帝时期，有尼僧道容撰写《大般涅槃经》为世俗家庭之人祈福，正是为“七世父母，先死后亡，现在家眷，四大胜常，所求如意”。

魏晋南北朝时为世俗家庭亲属家人造像祈福、撰经诵经祈福之尼僧不胜枚举，可见，当时出家尼僧普遍与世俗家庭联系密切，即使已经一心向佛，但与世俗家庭的亲情联系不仅没有割断，反而有愈加密切之势。

尼僧参与世俗家庭相关事务。佛教认为因缘聚灭皆是虚妄，皆是“空”，世间万物总是变化“无常”的，因而倡导其信徒应当出世脱俗，一心向佛，寻求“极乐世界”。

在此种前提下，似乎尼僧就应当断绝与世俗的一切联系，真正的超脱俗世，但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们是被允许参与世俗家庭相关事务的。

这一时期，很多尼僧出家后，还是会经常回到家中照顾家人亲属。刘宋时，有一比丘尼名慧木，其入佛出家后依旧在侍奉家中垂垂老矣的母亲。

东晋时，尼僧昙备侍奉母亲可谓恭敬孝顺，使得其宗族皆称耀之。南齐时，比丘尼僧猛在父亲去世后为其父守孝三年方才出家，且在其母生病后“舍东宅为寺”，躬身奉养照顾母亲。

同时，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还可以发现此时尼僧也有权利参与其世俗家庭中财产的分配，可见世俗家庭并未将其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是依旧将已经出家的尼僧视作家庭成员。

尼僧可以“出家不离家”。依照佛家对信徒的规定，一旦进入空门应该于寺庙中生活修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出家出世，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不然。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尼僧群体选择了与世俗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进入寺院清修苦行，这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的世俗化发展趋势。

北齐时，曾辅佐高欢建立北齐的大臣高隆之，其姐姐在丈夫逝世后出家为尼僧，他在家中对姐姐坚持“事之如母”，即当做母亲一般尽心奉养，可见，高隆之的姐姐也是选择了居住在世俗家庭中。

《魏书》中亦有关于尼僧出家不离家的相应记载，裴植的母亲出家成为比丘尼，进入嵩山修行，但她并没有选择继续待在嵩山上的寺院中，而是“积岁乃还家”，多年后回到世俗家庭中生活。

2.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关系的影响因素

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一度主导着整个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几乎为各代帝王君主所奉为圭臬。

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乱世，与那些奉行儒学思想并一以贯之来治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同，各种思想在此时汇入统治阶级和世俗民间，不同的教派学派百舸争流，颇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之状，但其时儒学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弭。

在佛教这一外来思想流派、道教这一本土宗教的双重夹击下，儒学的统治基础和一家独大的地位或许是受到不小程度的削弱。

但儒学的影响早已在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成为中华古代文化土壤中最为深厚的根基，这不是其他的百家思想朝夕间便可以轻易动摇的。

在儒家教义中，“孝”“悌”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前者是指孝顺父母长辈，后者是指敬爱兄长，这二者皆是儒家理论中核心思想的组成部分。

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尼僧选择出家不离家、在家照顾父母、参与家庭事务、为父母亲眷祈福等行为，都是对儒家思想传承的结果。

这也是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最为深厚的思想沃土——儒家思想融合后的体现，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表征。

佛教本身的特性。

佛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又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厚德载物，有容乃大”。

由此可见，佛教虽然是出世的宗教，但并不是要求为人处事以冷漠之态。

佛教主张“慈悲”，认为“诸恶莫作”，倡导“众善奉行”，总的来说，佛教是一个具有一定利他性和普济性的教派。

因而在佛教的核心思想和特性影响下，出家的尼僧们也秉持着心怀慈悲的理念，对世间众人皆怀悲悯之意，这其中当然包括她们的世俗家庭。

既然对世俗家庭心有悲悯，那便不能冷冰冰地决然与亲人割断联系，也不能轻易罔顾血缘之系和亲情之爱，所以尼僧们在出家后依然关心关照世俗家庭中的亲眷，为其造像祈福、参与家庭相关事务。

佛教源起外域，于汉朝传入中华大地后，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离乱之世繁荣发展，并逐渐本土化和世俗化，影响着包括儒家、道家等学派在内的传统思想。

尼僧作为信仰佛教的女性群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和其世俗家庭保持密切联系，为世俗家庭的家人亲属祈福、参与到家庭实际事务之中，甚至可以出家不离家。这一现象正是佛教在此时期本土化、世俗化发展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