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考古发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建院70周年 | 中原与周边——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建院70周年 | 中原与周边——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我要新鲜事2023-05-06 15:25:440阅

中原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又称中土、中州、华夏，考古学上的中原一般是指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横跨中国地形的第二、三阶梯，包括了黄土高原南部、华北平原以及黄河中下游平原的部分地区，区域内有黄河以及重要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等贯穿其间，交通方便，地貌类型以河谷平原和黄土台塬为主，土壤深厚，土质疏松，适宜于早期农业的开垦耕作。本区域大部分位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雨热同季，十分适宜于发展农业经济。中原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都城数量最多的地区，长期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研究的关键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形成、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从未间断，文化发展不论是高潮或低潮，始终与周边区域进行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取长补短、创新生长。

旧石器时代

人类起源阶段的人群迁徙与技术传统

河南境内旧石器遗址多分布在豫西、豫西南山地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涉及三门峡盆地、伊洛河流域、嵩山东麓、平顶山地区、南阳盆地等。大量不同工业类型和不同文化阶段遗址的发现，使该地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框架。

河南地区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2处，发现的人类化石有“栾川人”“淅川人”和 “南召人”，所处时代与“北京人”相当，同属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直立人范畴。文化面貌整体上与我国南方砾石工业有很多相似性，同时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等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小石片工业有一定相似性。由此可见，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在与南方砾石工业人群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保持着与我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人群的文化交流，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特色。

距今约12万—5万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许昌人”头骨距今10.5万—12.5万年，这一阶段的古人类化石，河南仅此一处。“许昌人”头骨上内尔迷路模式与许家窑人极其相似，有典型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人群基因交流，从石器工业类型也能看出，许昌人遗址与河北板井子、许家窑遗址之间虽有一定差异，但表现出较多的相似性，而与欧洲尼安德特人所创造的莫斯特文化相比，则表现出明显文化差异。

河南省主要旧石器遗址和地点分布示意图

从年代划分上，河南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许昌人遗址、汝州温泉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和淅川坑南遗址等。整体上看，河南地区这一阶段遗址的文化面貌仍保留有我国南方砾石工业的文化因素，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小石片工业所占比例增加，石器加工技术较早期也有所进步，同时，还出现了更为先进的阿舍利技术，许昌人遗址也出现了具备精准控制力的压制技术。由此可看出，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保持了自身文化特色，与同时期我国南北方人群保持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与西方保持一定的人群和文化交流。

汝州温泉遗址石器a小石片工业、b砾石工业

汝州温泉遗址阿舍利石器

距今5万—1.2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河南发现古人类化石的遗址有鲁山仙人洞遗址和栾川蝙蝠洞遗址，鲁山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3.2万年的古人类骨头断块，在现代人变异范围之内。这些古人类化石和牙齿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相似，而与直立人、古老型智人差异很大，同属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早期现代人范畴。

嵩山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群填补了中原地区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的空白，所反映出的石器工业具有较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从石料选择、加工技术及石器组合等文化性质可看出，与我国北方小石片石器工业面貌没有明显不同。

石叶工业和细石器工业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技术较为先进的石器工业类型。河南地区经正式考古发掘、有确切地层的石叶遗存仅有登封西施遗址，而西施遗址与河南周边的下川遗址、塔水河遗址等发现的石叶遗存相似，石叶技术并不十分成熟，都是非典型的石叶遗存，或暗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目前，河南发现的细石器遗存有许昌人遗址第⑤层、舞阳大岗遗址第④层、新密李家沟遗址第⑥层和裴李岗遗址旧石器文化层，所表现出的细石器文化面貌存在较大相似性。总体来看，河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地区其他细石器遗址的文化面貌具有高度一致性，表明本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可能来源于以下川、虎头粱等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典型细石器文化，并保持了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

李家沟、大岗、许昌人遗址细石器

裴李岗时代

“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分布于中原地区的核心考古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以豫中嵩山地区为中心，东到豫东的周口项城，西到三门峡，南抵信阳潢川，北至豫北安阳，分布范围十分广大。目前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160多处，重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唐户、郏县水泉、长葛石固、舞阳贾湖、安阳八里庄等。

唐户遗址发掘现场

裴李岗文化特征鲜明、发展程度较高，已经有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农业生产性别分工出现，聚落布局已经显现。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内装石子的龟甲均很可能为祭祀器具，加之丰富的祭祀坑，反映出浓厚的祭祀文化。贾湖骨笛多为七孔、制作精美，是中国发现最古老的乐器，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陶片上附着的沉淀物中含有酒类挥发后产生的酸，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米酒、葡萄酒相同；刻划符号提供了早期文字的线索。裴李岗文化所代表的文明成就是整个东亚文化发展的“高地”，因此这一时期被学术界称为“裴李岗时代”。

裴李岗文化时期周边地区分布着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等。磁山文化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口双耳壶、三足钵、深腹罐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且从早到晚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显示出磁山文化受到裴李岗文化的较大影响。老官台文化中圜底钵、三足钵、圈足钵等器物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原型，前者流行的一些葬俗也与后者基本相同。有理由相信老官台文化是裴李岗文化向西扩张、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后李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与裴李岗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在山东章丘小荆山、临淄后李等遗址中发现少量小口壶、长颈壶、侈口粗颈罐、乳足钵等器物，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型相似，应是受到后者的一定影响，表明两文化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李文化继承者的北辛文化中，石铲数量较多，有一定数量的乳钉纹装饰，钵及小口双耳壶、三足钵的形态特征与裴李岗文化颇为相似，鼎的出现亦应是受到后者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吸收继承了较多的裴李岗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可见裴李岗文化晚期阶段对东方海岱地区的大举迁徙和扩张，已改变当地文化的面貌和发展方向。

裴李岗遗址出土石磨盘和石磨棒

贾湖遗址 2013M75-3三足钵

贾湖遗址绿松石饰品

贾湖遗址象牙雕板

贾湖遗址骨笛

另外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安徽蚌埠双墩、江苏泗洪顺山集等遗址中能见到裴李岗文化因素陶器，反映出裴李岗文化因素已远播至长江中游、淮河中游等地区，与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双墩文化、顺山集文化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

裴李岗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同期诸考古学文化，尤其在其晚期阶段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强势扩张和迁徙，使得中原地区与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冀南地区、海岱地区第一次产生紧密联系，其文化因素甚至远播至长江中游、淮河中游等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对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诸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从而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仰韶文化时期

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

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余个省区，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同时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在所有史前文化中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双槐树等遗址的材料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经初步进入了文明社会。仰韶文化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初期和早期中原与周边地区存在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如下潘旺类型的陶釜在磁山文化中找不到源头，应来自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有学者指出北辛文化的西向扩张对下潘旺类型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半坡类型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对周边地区积极施加影响。豫西晋南地区的东庄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半坡类型的较大影响，同时对半坡类型亦反向输出文化影响，而东庄类型的鼎应是受到后岗类型的影响。后岗类型文化发展亦较强势，分布范围较之前的下潘旺类型明显扩大，除分布于豫北和冀南地区之外，其文化因素进入晋中北地区，并将该地区纳入其分布范围。同时后岗类型与东边海岱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河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亦能见到后岗类型文化因素。此外，豫西南地区八里岗类型与南部江汉地区之间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

仰韶中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周邻文化有着极其强烈的辐射与影响。大汶口早期文化中明确来自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形主要有敛口彩陶钵、卷沿曲腹彩陶（素面）盆、矮领折肩罐、束腰器座等。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彩陶艺术，主要是在此时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大溪文化北临仰韶文化，两种文化以汉江作为交流通道。由于两种文化发展水平都较高，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相互的，但整体上来看，仰韶中期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白衣彩陶和圆点勾叶纹、花瓣纹、鸟纹、垂帐纹、叶形纹、弧边三角纹彩陶纹饰，陶器中所见的双唇小口尖底瓶、缸、圜底釜、红顶钵等，应该都是仰韶文化南下的产物。

中原仰韶中期文化彩陶艺术对南方长江下游薛家岗、崧泽文化和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与影响。如见于上述地区的弧边三角纹、花瓣纹等彩陶纹样，应是受中原地区彩陶文化影响产生的。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某些陶器器型也能明显看到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

仰韶晚期文化内部分化逐渐加强，同时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强烈冲击。自这一时期开始，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大量文化因素出现在中原地区豫东、豫中等地区，郑州大河村、禹县谷水河、鄢陵故城等遗址中均能见到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物。甚至在豫西晋南地区的渑池仰韶村、古城东关等遗址中亦能见到大汶口文化因素陶器。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开始北渐，大量屈家岭文化因素出现在豫西南、豫南地区，并深入豫中地区，晋南地区的天马—曲村赵南遗址中亦有屈家岭文化陶器出土，应为屈家岭文化因素传播的最远边界。近年发掘的宜阳苏羊遗址发现有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陶器，是后者文化因素北渐并深入河洛地区核心区域的证明。

仰韶文化晚期周边地区大量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和汇聚，使得中原文化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对自身文化进行调整和重组，激发内在发展机制，为中原地区不间断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加新的动力。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西坡大型墓M8

西坡特大房址F105与F104

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文化

以中原为中心

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夏王朝建立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进入了龙山时代。现有材料表明：河南的龙山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即为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夏文化遗存，而河南的龙山文化晚期可能已是夏文化的早期遗存。

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明显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等同时期的遗存；晚段则指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等同时期文化的遗存。

龙山时代早期阶段是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复杂化在前期发展至巅峰时期后的调整阶段。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强势西进中原占据豫东地区，晚期向西可达沙颍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向北抵达南阳、信阳和驻马店一带，豫南地区被纳入了江汉文化系统的势力范围。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主要继承本地仰韶文化的基础上，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周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周边其他文化的因素。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此时的农业、畜养业获得了稳定的大发展，家养动物除了传统占主要地位的猪之外，牛、羊也进入了中原人群的生活。平粮台城址发现的车辙，说明在距今4200年前人们已经发明了新的运输工具，极大提升了运输的能力和效率。布局清晰、规划明确的城址和聚落说明统领“公共事务”权利的加强。叶县余庄遗址发现的大型墓填补了河南龙山时期无高等级墓葬的空白，这些高等级墓葬方向一致，布局合理，随葬陶礼器呈现出9、7、5件成组的特点，是最早以特定数量列器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象征的实例，具有显著的礼制特征。禹州瓦店遗址完整揭露出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大型夯土祭祀遗迹，被部分专家认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墠”；淮阳时庄遗址被确认是龙山末期至夏代早期的一处粮食仓城遗址。

平粮台城址全貌

淮阳时庄遗址遗迹分布图

禹州瓦店遗址祭祀区

禹州瓦店遗址出土陶特觚

王城岗大、小城址及壕沟分布图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城邦林立，有着同时期分布最集中的城址群。4.2ka气候干冷事件带来的环境变化，“弄巧成拙”地改善了中原地区粟、黍旱作农业的生产条件，同时也激发了中原人群务实求进、兼容并蓄、群体合力的坚韧生存潜力。不同等级的聚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反映出人口的激增。防御色彩浓厚的城墙和壕沟、大量出现的箭镞等武器均表明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分化加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早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裂变成更多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常态使得社会各种资源逐渐“集团化”，产生了一个个以大型聚落或城址为核心的区域性群体，正对应着中原龙山时代晚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每个“集团”中的核心城址汇聚了最为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政体精英”，拥有凌驾于普通人群之上的特权，引领着区域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不同“集团”之间的频繁交流和激烈竞争，使得中原龙山晚期文化群在消化内部矛盾的同时趋同性更强，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复合体。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中原地区是社会大变革和群雄并起阶段，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和发展，中原龙山时代在“邦国”的末期或许已经迈进了“成熟国家”的门槛。

总体上看，中原龙山晚期文化复合体在这一阶段不再像龙山时代早期那样固守本土，而是在一些方向上开始了向外的扩张过程。比如新生的造律台文化取代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尉迟寺类型，占据了豫东地区，使得这一区域重新回到了中原文化系统的势力范围，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涿鹿之战有关；王湾三期文化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在晚段强势南进，驱逐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伴随着“禹征三苗”的历史事件，将南阳、驻马店和信阳等区域再次统归中原。龙山时代早期东、南方向的攻守关系在此阶段实现反转，体现的正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文化蓬勃的发展力。

郾城郝家台遗址出土器物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内部交流频繁，并不断地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造律台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中出现的斜流袋足鬶、子母口陶器等明显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三里桥文化中出现的高体单耳鬲、双耳深腹罐、罐形斝等都是客省庄文化常见的器类。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动荡融合重组中强势迅猛崛起，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

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金字塔”式聚落结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邑，周边分布着东下冯、大师姑、东赵、望京楼、蒲城店、八里桥等拱卫都城的二级城邑，控制着其他中小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新发现多条道路，把遗址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突显宫殿区的核心地位，反映出社会阶层、等级划分非常严格、特别有序，另外，发现大量铜礼器、玉礼器、陶礼器，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范围也更广。江浙地区的马桥文化遗址内发现过三足皿、管流鬶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均发现了玉璋、玉圭、铜牌饰等器，应与二里头文化有密切关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象鼻盉”则可见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存和东南地区浙江、福建的遗址之中。在二里头文化向外输出的同时，周边地区也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双孔半月形石刀、弦纹或绳纹束颈盆等器物，则应是受到东南地区、海岱地区和豫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在中原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中，就输出比重而言，是以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就时间而言，则以二里头文化鼎盛的第二三期对周边的影响较大，第四期时则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就器物而言，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以爵、鬶、盉等酒器和璋、圭等玉礼器为主，日用器较少。可知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晚期遗存，通过陶、玉、铜等器所体现的礼仪制度对周边地区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也被带入到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反映了夏王朝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统治体系。

绿松石龙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

庙底沟彩陶曲腹盆

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夏文化诞生与发展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之一。夏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这样的传统也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始终。

商文化时期

青铜文明鼎盛阶段的文化格局

继夏而兴的商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背景下，经过文化格局的变动和政治构架的形成，奠定自己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中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城市的繁荣、文字的成熟和青铜铸造的发展等方面。

商代遗址数量众多，有学者可将商代聚落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全国性中心聚落、地区性中心聚落、大型村落和小村落。经过考古发现确认的商代城址数量较多，多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以中原地区分布为主。从早商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中商的洹北商城至晚商的安阳殷墟，商代的都城重心虽有所转移，但均位于河南范围内。周边的城址则有自身的职责和功用，整个有商一代，商王朝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将其他城址及邑聚团聚在周围，周边遗址如众星捧月般的守护商王朝的统治，为商代的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从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到中商时期小双桥遗址陶文的少量发现，到商代晚期安阳殷墟陶文、金文、玉石器文字和甲骨文的大量发现，甲骨文体系的成熟，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文字体系逐渐形成。吴城遗址、老牛坡遗址陶文的发现，体现出中原地区与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与交流。

郑州商城南顺城街出土铜方鼎（H1上：1）

小双桥商代青铜建筑饰件（89ZX采：01）

商王朝时期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极丰，铸铜作坊遗址或与铸铜有关的遗存亦比较多。尤其是在晚商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之外亦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有学者根据商代青铜器超出同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这一现象，提出中国青铜时代存在一个“礼器文化圈”。青铜礼器群在商文化周边地区的广泛发现，是周边地区族群上层认同中原华夏观念、接受中原礼器制度的重要反映。

商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其统治范围与其王权强弱联系密切。早商时期，商文化大致是以伊洛和郑州的二处商都为中心而逐步向外推进的，分布的范围不断扩大。二里岗下层阶段，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包括河南大部、晋南、陕西东部和湖北北部。二里岗上层文化阶段，商文化扩展至山东西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内蒙古南部、陕西中部和河北南部地区。与核心地区较远的周边区域，如内蒙古南部的朱开沟、陕西南部的城固、安徽的铜陵、湖南的澧水流域亦出现有少许的商文化器物、个别的墓葬和小型的聚落。

中商时期，商文化向外扩展的迅猛势头突然消失，除关中地区外基本不再扩大，这可能与王室衰微和“九室治乱”有关。二里冈文化白家庄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遗址出土的陶鬲、甗、尊、盆、罐等，形体增大，器壁一般较厚，绳纹普遍变粗。这种器体浑厚、独具时代特征的陶器风格，应是在白家庄期形成的，其核心区域就是小双桥，这些独特的文化风格然后由此地传播到其他地区。小双桥遗址具备都城的规模和内涵，文化要素以本地商文化因素为主，还存在东方岳石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南方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

晚商时期，文化的分布中心转移至豫北冀南或鲁西等地，与之相应的是商文化在晋西南、鄂东北地区亦出现了退缩或势力减弱的趋势。殷墟作为晚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考古学文化对周邻地区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对周邻地区甚至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殷墟文化中也有部分来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等地区的文化因素。

商王朝对西方的扩张主要目的是获取和运输资源。以陕西东龙山和老牛坡为代表的遗址显然与秦岭山区的铜矿及其他资源有关。晋南地区盐业生产在二里岗上层时期的衰落，可能与商王国成功地向东方扩张，在沿海地区控制了新的盐产和其他海洋资源有关。大辛庄类型的发展及对岳石文化的同化，可能反映了商人为得到沿海地区自然资源特别是海盐而对东部边疆的殖民活动。对南方的扩张主要目的是获取长江流域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发现有商人开发的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鲁西大辛庄和鲁西南的一些遗址均是设置在通往重要资源交通线路上的枢纽。东下冯商城靠近盐池、盘龙城商城邻近铜矿，府城商城、垣曲商城和新郑望京楼商城则分别位于通往北方、西北方和南方的交通要道上。

商代对周边地区的扩张、融合与交流，体现出商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周边地区亦对商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商文化和周边文化的交流方式多是战争背景下的资源掠取、商业贸易、进贡等，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如盐业、矿业、海资源等。物质需求和战争倾向的不同，决定了商代本地族群与周边外来族群文化交流方式的差异性，进一步反映出商文化内部文化面貌的多样性，社会文明化和复杂化程度较高。

周王朝时期

王权国家巩固阶段的文明形态

殷周鼎革，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时期。在周王朝的政治文明框架中，以“宗周-成周”为中心规划四方体系。何尊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天子居天下之中“成周”，依五服体系，由内而外分邦内、邦外、诸卫，最外围为蛮夷、戎狄，不同圈次因对周王室承担的义务不一样而与政治地位挂钩。

作为当时两大族群，周人在政治上强势、物质文化落后，而商人恰好与之相反，且殷周人数相差甚远。如何处理人口庞大的殷遗民，学习文化发达的殷文化，继承管理瞬间扩大的疆域，是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周人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制定礼乐规范，完成了天下归周、归心，整合了新建立的周王朝内部文化的统一性，以中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的核心地位在继承商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对待殷遗民，以周公为首的周人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削弱其力量。具体而言，大规模地迁徙至陕西宗周、洛阳成周，赐予各个诸侯国。西周早中期墓葬中，常见一类带腰坑、殉狗，随葬品有鬲簋豆罐等的墓葬，墓主多认为是殷遗民。西周晚期，以日铭族徽为代表的殷人铜器符号逐渐减少并消失，具有殷遗民墓葬特征的要素逐渐减少。而与此同时，代表着中原殷商先进生产力的青铜铸造业全盘为周人继承，不仅仅在周人都邑性质的丰镐、周原、成周一带落地生根，而且还以分封的形式，扩散到各个诸侯国，对非周王朝统治区的周边而言，也有机会全面了解青铜器制作过程及青铜器所蕴含的礼制文化。在接近中原文化圈的外围，如湖南望城高砂脊、广东博罗横岭山、成都彭州市竹瓦街、迁安小山东庄、福建浦城管九村、江苏与安徽一带，还发现有仿照中原兼土著特色青铜礼器，这表明其已掌握了一套制作青铜器的工艺，这些在文献中分属楚、巴蜀、吴越、诸夷。西周时期中原青铜文化圈在商代的基础上不但扩大了，而且发生了质的飞跃。部分部族在随后的发展中，或者改造，或者直接引进中原器物制度，在各自区域国家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为挑战中原王朝奠定了技术及政治基础。

在与周边文化互动与碰撞过程中，来自异域的物质、文化要素也逐渐进入中原世界，丰富和强化了周人构建各项秩序的物质内容。南方文化因素方面，西周早中期，周人持续对来自南方的原始瓷及硬纹陶输入，作为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镈钟是南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产物，西周中期之后中原流行的镈钟是受南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并迅速成为礼乐文化重要内容。周人从北方文化因素引入了包括銮铃、马首挂件车马件；北方文化因素包括环首、兽首在内的各类刀，长銎戈、钺、管銎斧、短剑、有銎长体刀，也纳入周人兵器谱中；来自经西北传过来的权杖头依旧保持着其身份地位象征；也包括了蛋形瓮，鍑等日用器物。

周幽王时期，犬戎攻陷周都，周平王被迫放弃丰镐迁都成周。这是西周中晚期周边部族对中原文化造成的极大震动，夷夏之辨愈显突出。东迁后的周王室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对各个诸侯国的约束力急剧下降。中原文化内各诸侯国独立性加强，形成中原文化圈下的亚文化，彼此展开了对内与对外的全面竞争，政治上先后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文化上礼崩乐坏、诸子百家。中原诸国、中原与周边诸国之间的捭阖纵横，中国历史进入了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吴越、荆楚、戎狄等周边民族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或者独立的政权，发动对中原诸国的攻伐，争夺霸权，兼并领土，问鼎中原以窥探神器。

中原文化对吴文化影响深远，以春秋时期大型墓葬为例，早中期流行随葬原始青瓷，但至晚期受中原礼制文化影响，开始普遍的随葬青铜礼乐器、兵器、车马器和生产工具，且多成套出现。同时，吴文化也在东周时期对中原施加影响，吴越地区刻纹薄胎工艺类铜器、吴越风格的戈、剑等，广泛发现于中原各国。考古资料显示，早期楚文化发生、发展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过凤楼类型中常见关中周地类型器物。文献载武王克商，楚曾参与，昭王挞伐荆楚，身殒汉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之际，楚文化已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至春秋中晚期，发展成为汉江大国，沿着汉水流域、方城通道、淮水流域，兼并中原文化圈的曾、申、息等国，一路北上，争霸中原，饮马黄河。战国时期，西灭巴、东灭越，与韩、魏、秦、齐中原诸国捭阖纵横。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楚文化中的青铜器日渐显示出与中原不一样的风格，独成一派，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青铜器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独特的面貌。至战国中晚期，河南黄河以南大部分领土为楚文化分布区，竖穴土坑墓中已有斜坡墓道的设置，采用木板分割椁室，漆木器增多，龙虎足方壶、浴缶等楚系墓葬出现于中原文化区。

淅川徐家岭九号墓铜神兽（M9：47）

中原地区除了考古所见北方民族器物之外，不少戎狄族群也内迁至中原腹地，河北行唐故郡、伊川徐阳陆浑戎贵族墓、山西北白鹅墓地、韩城梁带村刘家洼芮国家族墓地，临猗程村墓地均可见到戎狄文化遗存，特别是位于东周王畿附近的徐阳陆浑戎贵族墓地，表明华夏族与戎狄已深度融合，仅从某些器物显示出为戎狄风格，整体葬俗已采用中原文化，体现了东周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地纳入中原文化圈的历史进程，是以华夏族为基础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前夜。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繁荣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历史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帝国时代集中表现为都城成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帝王陵墓则成为历代王朝“国家文化”在地下世界的缩影，“陵墓若都邑”“事死如事生”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秦国祚短暂，中原各地在受秦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面貌仍保留了自身浓厚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区秦墓葬俗呈现多样性特点。豫西三门峡地区因临近秦文化核心区，表现出与关中较强的一致性。如三门峡秦墓多为洞室墓，使用屈肢葬，随葬蒜头壶等陶器。洛阳、郑州与新乡为中心的三晋两周文化区所发现的秦墓多出现洞室墓墓葬形制，屈肢葬葬式，随葬罐、釜、盆、甑以及蒜头壶等日用陶器。在南阳、驻马店为代表的豫南地区，由于临近楚文化中心，秦墓在文化特点上又表现出较多的楚文化特点。突出表现为墓坑填土使用五花土与白膏泥，墓中设置有边厢，墓葬中出现一定数量的高足楚式鼎以及楚式平底盒。

秦汉时期是帝国时代的初创阶段，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东汉洛阳城继承了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的多宫制布局，宫殿遗址主要为南宫与北宫，二宫城均基本居都城东西之中，形成都城的“坐北朝南”方向。此外还继承了西汉长安城12座城门、“一门三道”制度、遵循“面朝后市”之制，如南宫东北部有太仓、武库，西北部设大市称金市。东汉洛阳城内和四郊也建有整套的礼制建筑，“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和社稷。东汉洛阳城开启的都城布局形制在魏晋洛阳城得以确立并发展，对后代都城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洛阳城改变了汉长安城多宫城的“二元政治”布局，帝陵合葬制度也由西汉帝陵的帝后同茔不同穴变为帝后同穴合葬，此后历代王朝帝陵承袭此制；明帝开创上陵之礼，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也导致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奠定了此后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与明清王朝的陵寝制度。同时中原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洛阳成为政治文化经济意义上的天下之中。从考古发现看，汉代的冶铁遗址以中原最为集中，属于当时的南阳郡和河南郡均发现了超大规模的汉代冶铁遗址，并有“河一”“河三”“阳一”等铁官铭，为铁官作坊编号。“河内工官”铭的铁器在云南、广西、福建等边远地带均有发现，足见中原地区冶铁技术和铁器对周边的影响。东汉建都洛阳城，使其更是成为东方世界经济中心，成为丝绸之路新起点，中原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具有典型特征的铜镜、铜钱在中亚、日本、蒙古等地均有出土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唐之间的过渡时期。其间分裂和战乱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民族迁徙，古代少数民族内迁中原，还有西域人士通过丝绸之路内迁归附中原。汉族传统文化与内迁的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使中华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全面融合新阶段。纵观自三国时期邺北城、经北魏洛阳城到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城市布局的创新发展和演变，逐步开启了具有宫城、皇城、郭城的里坊制度都城布局。总体表现为都城内宫殿所占比例的缩减，单一宫城的出现且坐落于都城北部居中的重要位置，宫殿呈现“建中立极”特点，中轴对称布局以凸显皇权威严；里坊在都城内所占比例增加，开创了封闭式里坊制度，对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市”在“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适应军事需要，“三台”“金墉城”等城防设施趋于完备。这一时期葬俗发生重大变化。曹魏时期帝王力主薄葬，西晋时期从主节葬到厚葬之风逐渐抬头，出现墓道加长、墓内放置墓志、随葬陶俑的新变化。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形成了新葬俗。集中表现为墓道设置天井，墓壁绘制壁画；随葬陶俑增多，墓志盛行，石棺、石椁流行，如安阳固岸墓地东魏墓出土围屏石榻等。同时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艺术繁荣发展。总体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在中原地区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外文化频繁互动，进而迎来了较之汉文明更为辉煌的唐文明。

汉魏洛阳城宫城十号建筑遗址发掘区全景（北-南）

隋唐宋时期是我国专制帝制时代发展的又一高峰。隋唐洛阳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设置有南市、西市、北市“三市”和里坊区，是中国古代封闭式都城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为中国中古时代及其以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巩义北宋皇陵采用“五音姓利”与以往帝陵的堪舆形成鲜明对比。洛阳龙门石窟这一“国家工程”反映了中原王朝统治者有容乃大的情怀。北宋东京城，开放式的街巷彻底代替了封闭式的里坊制度，使社会商品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对辽中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布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宋代物质文化代表物——瓷器，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原地区即占其三，充分说明当时中原造瓷业的兴盛并对全国其他地区所起到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