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湖南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

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势呈三面环山、朝北开口的马蹄形地貌，由平原、盆地、丘陵地、山地、河湖构成，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湖南历史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区域，为全国十个文物大省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考古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先后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华容七星墩遗址、澧县孙家岗遗址等考古发现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公布；泸溪下湾遗址、华容七星墩遗址等项目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益阳兔子山遗址、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澧县鸡叫城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发现”；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城头山遗址、里耶古城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新时代湖南考古工作回顾

旧石器时代

湖南新时代以来旧石器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湘南、赤山岛和湘西北的澧水流域，通过连续多年的调查和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本区域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廓清了远古人类在湖湘大地的生存演化历史。从考古地层学、年代学上，构建出“网纹红土—弱网纹红土—均质红土—黄土—黑褐色土”的旧石器埋藏地层和文化发展序列，首次提供了华南地区旧石器旷野遗址较为完整的地层标尺。晚更新世时期，特别是距今10～5万年关键阶段文化遗存的确切发现，为中国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区域个案性考古学实证和研究的新视角。

道县福岩洞遗址2011～2015年的连续发掘与研究，发现了丰富的动物骨骼化石和47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测定，人类化石的年代为距今8万～12万年，是迄今所知东亚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现代人。该项发现填补了以往缺乏的现代类型人类在东亚地区最早出现时间和地理分布的空白，对于探讨现代人在东亚地区出现及扩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学者在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沅江赤山岛旧石器遗址先后于2015年对沅江赤山岛进行了区域调查，发现10余处旧石器地点。2016年对枫树嘴、虎须山和杨腊丘等3处旧石器遗址进行发掘，出土近1000件石制品，遗址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首次在湖南确认阿舍利石器技术遗存的地层和时代，是长江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进展。

临澧伞顶盖遗址2017～2019年发掘出土石制品数千件，经光释光测年其年代约距今10~1.5万年，以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为主，是道水流域古人类的一处中心营地。遗址石器工业特征鲜明，以优质燧石原料为主，大型切割工具（阿舍利）技术体系和中小型石片石器工业并存，且后者发挥的作用明显更为突出。遗址时代处于现代人类出现的关键时期，文化发展总体表现为一种持续发展的模式，对探讨华南地区早期现代人类出现的时间、过程以及潜在影响等方面都有重要学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

湖南是长江中游新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区域。新时代以来，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以澧阳平原为中心的环洞庭地区，通过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聚焦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存的年代学研究、环境生业与稻作农业研究、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研究、精神文化研究等，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

澧县鸡叫城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揭示了鸡叫城从彭头山文化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连续演化过程；摸清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三重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的整体布局。

鸡叫城以F63为代表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存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中国考古百年首次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的空白；考古揭示出的多重环壕、水渠和稻田片区，海量稻谷糠壳和大型木构建筑的发现，为稻作农业视野下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鸡叫城聚落群依靠自给自足的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完整演进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全过程，对于认识长江流域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鸡叫城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华容七星墩遗址2018～2020年三个年度的主动性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七星墩遗址是一处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外圆内方”的双城圈的城址，城址周边分布有若干小型聚落，城址与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七星墩古国”。七星墩遗址是湖南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在长江中游地区属于首次发现。七星墩遗址自距今5000年开始修建，到距今4500年左右发展到鼎盛阶段，再到距今4000年左右外城城垣废弃，其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共沿用了约1000年，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容李家屋场遗址2016～2017年发现了包括大溪、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等多种文化遗存，揭露了一批包括灰坑、墓葬、烧土坑、居址、灰沟、壕沟及墙垣等重要遗迹。特别是揭示了一处完整墓地，清理墓葬百余座，出土随葬器物近千件。李家屋场遗址是首次在洞庭湖地区发现的一处具有军事据点性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该遗址的形成是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向南扩展的产物，并再次验证了这支文化在洞庭湖地区由东往西的渐进过程。

泸溪下湾遗址2017年发掘墓葬42座，坑状遗迹303个，另有少量灰沟、柱洞、烧结面等遗迹。遗址包含有新石器、商、汉、宋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于汤家岗文化和高庙下层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部分。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以及大量水、陆生动物遗存。本次发现的大型祭祀场所是高庙文化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祭祀场所。在陶器上首次发现“四鸟载日”、减地浅浮雕“神像”等图像以及“太阳”“神兽”“神鸟”“神像”等图像。揭示出来的高庙文化晚期遗存，具有浓厚的汤家岗文化因素，是厘清高庙文化与汤家岗文化关系的关键材料。

夏商周时期

新时代以来湖南夏商周时期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中原文化南下和湖南地区华夏化进程研究展开，通过一系列田野考古工作努力建立湖南地区夏商周时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探讨其华夏化的历程。

澧县孙家岗遗址是一处以肖家屋脊文化堆积为主体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遗址，包括墓地和环壕聚落两大部分。自2016年以来先后发掘出300余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座瓮棺墓，以及以F13大型连间式建筑遗迹为代表的33座房址类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玉器为主，150余件玉器中以各种动物形象造型玉器及神面牌饰最具特色，代表着中国史前制玉工艺的又一个高峰。孙家岗遗址是首次在洞庭湖地区完整揭示出的一处夏代早期的聚落公共墓地，填补了洞庭湖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考古学文化上的空白，也是迄今为止已揭示出的规模最大的一处肖家屋脊文化墓地，且结构完整，布局清晰，为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石门宝塔遗址2017～2019年发掘出商至宋元时期的各类遗迹623处，其中灰坑559个，另有墓葬、灰沟、房址、陶窑等，出土大量陶器、石器，少量青瓷器、青铜器。这些遗存的时代分属商代、东周、汉晋、宋元四个时期，其中以商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宝塔遗址是首次在湖南完整地揭露出一处小型商代村落遗址（二里岗下层至殷墟二期），是继皂市遗址之后对澧水流域又一处商代遗址的大面积揭露。遗址发掘出十分丰富的宝塔文化遗存，有重要的年代学研究价值。获得了大量碳化植物种子，为认识澧水流域商代农业及生计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宁乡新屋湾与钟家湾遗址为炭河里城址外围的同时期聚落，2016年新屋湾、钟家湾遗址发掘灰坑、灰沟、陶窑、柱洞等众多遗迹，出土大批陶器、石器、铜器、炉壁等遗物。钟家湾遗址出土遗存年代以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为主体，新屋湾遗址则主要集中于西周中期。这两处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完善了炭河里文化的年代序列，对于解决炭河里城址的年代问题也提供了重要参照标尺。这两个遗址是城址外围的两处普通聚落点，分布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作坊，丰富了对炭河里遗址聚落布局的认识。总之，两处遗址的发掘对于完善炭河里文化的分期、年代序列和文化内涵，探索炭河里遗址的性质和推进湖南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战国秦汉六朝时期

战国秦汉六朝时期的遗存是湖南发现最多的遗存，新时代湖南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下以古城址为中心，囊括古墓葬、古窑址，开展考古发现与研究，探讨楚文化的南渐、中央王朝对湖南的治理、以雪峰山为分野的湖南东西历史文化区的形成。

岳阳罗城遗址2015年发现其城垣应修筑于战国时期，并在其东南角发现一座建于六朝时期的小城。2020年发掘了一批可能与制陶、制石等手工业活动相关的取土坑、陶窑、水井和建筑等遗迹以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一大批春秋中晚期的陶器、石器等遗物。2021年发掘1处大型黄土台基，以及灰坑、水井等23处，并对大城南城墙及内侧壕沟进行了解剖。罗城遗址是目前国内实证罗国史迹的唯一一处遗址。该遗址发现湖南最早一批典型楚文化遗存，是楚文化大规模进入湖南的最早一处地点。战国时期的罗城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罗县，其作为城址使用的时代可从秦汉延续至六朝时期。罗城遗址的发展历程是湖南华夏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对研究楚文化的南渐、江南的开发、湖南的早期历史以及湖湘文化的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城遗址出土陶器

益阳兔子山遗址2013年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其中11口古井出土简牍，总数15230余枚。简牍年代有战国楚、秦、两汉、三国吴，历时约五百年，是益阳县衙署公文档案。通过此次发掘可以明确兔子山所在铁铺岭遗址是楚、秦、两汉、三国吴各朝益阳县衙署所在地，简牍内容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既可编缀益阳的远古历史，也可据之研究各朝郡（国）、县、乡、里（亭）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了解基层社会的运作和普通吏员、百姓的生活情况。

益阳兔子山遗址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蓝山五里坪古墓群是一处以汉晋时期墓葬为主的大型古墓葬群，2011～2022年共发掘战国至宋元时期墓葬550座，发现有东汉、隋唐纪年砖墓38座，出土各类文物标本共3000余件。五里坪墓群是湘南地区通过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墓群年代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重要价值。墓葬时代特征明显，墓葬分期及框架清晰，尤其是发现的纪年砖室墓，为湖南乃至岭南地区少见，为周边同时期墓葬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标尺。墓葬文化区域特征明显，为深入认识湘南地区华夏化进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2017年发掘了45座东周至汉六朝时期的墓葬，其中东汉至三国时期墓葬33座。这批墓葬区域性特征明显，为研究湘江中游地区汉至六朝墓葬的年代分期及葬制葬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发现各类窑址22座，分别为烧制墓砖的马蹄形窑和烧制印纹硬陶及青瓷的龙窑。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是湘江中游首次发现，改变了以往的认识，填补了湘江流域早期青瓷窑炉形态的空白；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年代前后衔接，窑炉演变序列清晰完整，首次揭示了湘江流域从印纹硬陶到印纹硬陶与青瓷混烧的过程，初步勾勒出湘江中游青瓷起源的脉络，为长江中游汉晋时期印纹硬陶和早期青瓷的窑业技术体系以及从陶向瓷的过渡提供了新的材料。

唐宋元明清时期

新时代湖南唐宋元明清时期考古工作主要围绕陶瓷考古、土司考古、矿冶考古等进行，成果丰硕。

长沙铜官窑遗址2015～2017、2020年先后对丰垸、石渚片区和胡家垅进行了发掘，有挖泥洞、灰坑、灰沟、柱洞、瓷器堆积、作坊等各类遗迹，出土大量瓷器和窑具标本，以唐五代窑业遗存为主。发掘成果表明，丰垸区域并不是功能单纯的生活区，其北部临近窑炉烧制区的部分还承担了制瓷作坊的功能。唐五代的石渚、陈家坪周边窑场是长沙铜官窑外销瓷的重要产区。石渚还存在早于中晚唐时期的瓷窑，极可能是长沙铜官窑的首兴之地，这为探明长沙窑与岳州窑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

益阳羊舞岭古窑址群的瓦渣仑窑址2013～2014年发掘揭露出南宋晚期、元代早期、元代中晚期等不同时期的龙窑和作坊遗迹，出土瓷器标本及窑具数万件。清晰地反映了羊舞岭窑从南宋晚期始烧青白瓷到元代转而仿烧龙泉窑青瓷的阶段性变化。大量制瓷遗迹、木构遗存为了解宋元之际制瓷工艺流程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两座龙窑及大量的青白瓷器、窑业工具为认识羊舞岭窑与景德镇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勾勒出了湖南青白瓷的大致烧制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了景德镇窑业工匠入湘的时间和路线。

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湖广地区土司体系中的最高职级机构——宣慰司的治所遗址，通过历年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城址各个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宫殿区与衙署区处于城址的中心，其周围分布有街道区、宗教区、土司墓葬区、墅苑区等功能区。遗址完整地反映了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土司及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填补了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

2015年7月，以永顺老司城为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现了湖南省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2016年发掘区域成“品”字形分布三个功能区，即一个焙烧区和两个冶炼区。发现清代中晚期以炼锌为主兼有炼铅、炼银的多金属冶炼遗迹，出土了一系列较完整的冶炼工具及部分生活遗物。桐木岭遗址是中国目前保存状况最好、遗迹结构功能最清楚的古代冶炼遗址之一。焙烧炉、精炼灶和矿砂、风箱等冶炼遗迹、遗物，填补了我国古代炼锌考古发现的多项空白，对复原古代炼锌术将起到关键作用。以炼锌为主兼炼铅、银等多金属的冶炼工艺流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凸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援外考古

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古城，是孟加拉国三代王朝的都城所在，也是藏传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的出生地。2014年至2019年，中孟联合考古队对古城内的纳提什瓦（Nateshwar）遗址进行了连续四次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该遗址是一处从大乘寺院向金刚乘建筑过渡的实例，对于南亚佛教考古具有标杆性的意义。这项发掘作为孟加拉国前沿科研成果，已经写入新版的《孟加拉国史》（第1卷）。中英文版的考古报告《纳提什瓦》已于2019年出版。本项目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国外考古发现奖。2019年，在文化和旅游部支持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中，这个项目是唯一列入的考古项目。这项考古发掘还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中孟双方正在筹备纳提什瓦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这将成为中孟友谊的里程碑。

新时代湖南考古工作方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湖南实际，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努力开创新时代湖南考古工作新局面，加快实现湖南向“考古强省”的转变。

一是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重点开展鸡叫城遗址、七星墩、卢保山、孙家岗、罗城、索县城、渡头古城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廓清公元前3700年至公元前221年长江中游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及发展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聚落社会与文明进程的研究，全面评估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

二是推进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项目，重点开展李家岗、狼牙洞、十里岗、彭头山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探索长江中游地区稻作农业起源及早期农业社会形成过程。

三是推进东亚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项目，重点开展湖南晚更新世旧石器遗址群、史前洞穴遗址的调查、发掘与整理，进一步探讨早期现代人在湖南地区的出现、扩散及其生存适应行为。

四是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以长沙窑研究中心为主要依托，积极深入研究长沙铜官窑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五是推进中外联合考古行动，积极走出去，继续开展中孟、中越考古项目。

六是加大重要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力度，尽快整理出版鸡叫城、七星墩、孙家岗、下湾、李家屋场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

执笔：何赞 高成林

编辑 | 张 怡 实习编辑 | 李 丹

复审 | 郭晓蓉

监制 | 李 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