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晴：北大自季羡林之后的死语言学科传承

文研院让我来讲自己与北大的缘分，讲我所体会的北大的传承。我其实非常犹豫，因为我自己的故事没啥代表性，我纯粹是因为幸运而进入北大，并在北大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现在，我深感生命是有限的，希望完成的事情与真正能够完成的事情似乎不能匹配。

自身也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协调生活与学术研究，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毕竟在北大接受了最典型的经院教育，受到了系统的训练，尤其非常幸运的是，带领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所以，我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伟大，讲述我所领会的“传承”。

细细想来，在北大所受到的教育，似乎沿着两股脉络而注入，打造了我立世的观念，成就了我的学术。我与在座的老师不同，没有诸位老师的底气。我进入北大时，正是文革的中后期。纯粹在幸运之光的照耀下，我进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即现在外院德语系的前身。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向德语系的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能够进入德语专业，学习德语，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读到歌德die Faust，席勒的一系列Ballade，Thomas Mann的Buddenbrocks，Anna Seghers的das siebte Kreuz（第七座十字架）。大家会以为，进入德语专业，这些是必读的，没啥可炫耀的。但其实在那个年代，能够读到这些书，非常不容易。现在想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我们的老师可真够为难的。一方面是学生的基础特差，另一方面又不让老师传授知识，关于德国哲学、德国文学，一律不允许教。除此之外，教师辛苦自编教材、上课，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刚说到的那些书，北大图书馆都有，但不允许借阅。学生借阅必须有老师负责签条。而老师为学生签条，要冒风险。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老师做了很多的努力，对于有求知欲的学生，他们甘冒风险。

德语系范大灿老师曾多次为我签条，并因此受到批判，理由是支持学生走白专道路。我特别感激倪诚恩老师。大概很少有学生还记得倪老师，因为倪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很早就去世了。倪老师并不是教我们班的。但当他知道有学生愿意学习时，便伸出援手。倪老师常常自己用打字机敲打出德语文章，供学生阅读。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篇《一个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那是马克思17岁时写的作文，现在很著名，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那篇文章，是倪老师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打在稀薄的纸上。记得当时坐在未名湖畔读捧读这篇文章时，心潮澎湃。（特别是最后一句，17岁的马克思写道: unsere Asche wird benetzt von der glühenden Träne edler Menschen. 如果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立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那个没有书读的年代，甚至只好去读《资本论》。直接成效：我后来去德国留学。学生宿舍有学习经济理论历史的外国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必修课。欧美学生理解不了，我帮他们做作业，取得了高分。

虽然是那样的岁月，但在北大的学习仍然为我终身打下了基础。我说的基础，不仅仅是针对专业基础而言，而是指习惯的养成，比如自学能力。尤其培养了对德语哲学类著作的喜爱，以致于后来，虽然所从事的专业与德国文学、哲学无关，但还是喜欢读一些哲学类著作，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些书对于我，对于我如何生活，如何立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比如，我喜欢Erich Fromm，认真读过他的三本书，其中之一haben oder sein（《占有还是生存》），我认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尤其应推荐学生读这本书。还有die Kunst des Liebens（《爱的艺术》），从理论高度教会你如何爱自己的亲人，等等。说到哲学，人们往往以为是个大词，大概念。实际上人生活于世，总要有所依赖，所依赖的只能是你自己的处世哲学，所谓世界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前几句话非常形象，他嘱咐弟子说：

你们应当以己为洲，以己为归依，勿以他人为归依。应当以法为洲，以法为归依，勿以他者为归依。

人活在世，必然面临诸多选择，哲学就在生活中。与哲学系中哲老师开玩笑辩论时，他们说，段晴你不懂哲学，我总是反驳说，别跟学德语的说哲学。我读过的哲学作品说出来能吓您一跳。读哲学著作，选择自己的世界观，可以帮助驾驭生活。说到传承的影响，其实即使没有学业上的师生关系，行走在北大也能沾染到大师的熏染。法语专业的前辈郭麟阁先生，那时经常在未名湖边旁若无人，边走边背诵法语文学作品。那时大家议论，学好外语，必须学习郭麟阁的精神。我至今还有朗诵外语的习惯。那时在北大学习，不仅仅收获学识的增长。大学，更是全面发展的时期。我在学习期间，参加了北大游泳队、田径队，虽然没为北大挣多少分吧，我倒是终身受益。这是一条脉络。另一条则是学术的传承。1978年，北大恢复招收研究生。那时报考北大德语专业研究生，严宝瑜老师曾经写了三封信，鼓励我考。面试时季羡林先生在场，从此有了投入季先生门下的缘分。

关于季羡林先生，各种人写，车载斗量，尤其在季先生去世后。季先生其实是个十分透明的人，他的所有心理活动、认知，都有文字表述。如果要了解季先生，直接读他自己的文字就好。虽然热闹，但真正知道季先生专业是做什么的，在这世上的人恐怕不多。季先生首先是在佛教梵语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早期的贡献，在吐火罗语的破译领域，做出了贡献。因为季先生的存在，北大梵巴专业从开始成立起，就已经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领域。这是因为，新疆出土的佛教梵语材料，在印度学领域大厦之旁，又开辟了印度学的新的天地。在新疆这些材料发现之前，印度学在欧洲已经进行了至少一百多年，目前人类对语言学的认知，对印欧语系的探索，都与印度学的建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19世纪之前，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印欧语系，而19世纪50年代，关于印欧语系的表述已经进入了英国的小学课本。新疆地区出土的梵语、以及其他胡语材料，令学界发现了印度俗语的存在，特别是佛教梵语。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Waldschmidt教授就是佛教梵语领域的以及中亚佛教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先生跟Sieg 学习了吐火罗语。这门语言，属于剑走偏锋类，是印欧语系的另一支，所以目前在欧洲仍然是研究的学科之一。 北大老一代学者非常有学术眼光，1978年北大恢复招收研究生。文革之后，百废待举。季先生做了很多事情，两件事情令我印象最深刻，一是让读《大唐西域记》。季先生后来亲自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再就是关注新疆出土的文献，关注西藏藏梵语贝叶经。在培养人才方面，季先生有战略家的布局，1980年，季先生30多年后重返德国访问，也把我带上，亲自为我争取到去德国留学的奖学金，我才有了去汉堡学习古代于阗语的机会。后来，他又利用自己在欧洲学界的知名度，为其他同学安排了赴德国留学的机会。

今天的重点，是讲传承。什么是传承？我一生，有幸在几位大师的门下读书。他们言传身教给我的传承，是开拓、发展、创新。 以季羡林先生为例。季先生教学生，最著名的类比，是学习游泳，把学生推下游泳池，有能力的，自然就会游了。所以在季先生门下，原来在德语学习期间养成的自学习惯，越发得到发展。自学的习惯，为我在德国留学，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做学术，季先生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有学术创新。他说，写文章，没有新的东西，不用写。学术文章，不能有废话。他总是讲自己写博士论文的例子，本来洋洋洒洒，写了文采飞扬的前言，被Waldschmidt教授前一个括弧，后一个括弧，全部删除。这些话，像紧箍咒，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至今开电脑，打算撰写学术论文时，季先生的话就出现浮现出来：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强写，别写废话。这些是做学术的基本原则。做大师的学生，如果你在他面前重复他人的论点，重复他说，会被认为没有培养前途。

我在汉堡的导师，Emmerick教授，英国剑桥三一学院first class，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没有在北大打下的自学基础，我恐怕不能适应他的教学方式。像我导师那样的天才，他们不能理解正常人的学习速度。比如学习语言，他亲自教的语言：奥赛地语、于阗语、阿维斯塔文献，还有摩尼教波斯语、基督教粟特语。比如奥赛地，俄语字母。上课之前，我的同学Almuth Degener 帮我复印了一本语法书，并给了阅读材料。第一堂课就是读一篇故事，我只读了一句话。于阗语课，上来读原材料。遇到尚未解决的语句，他们停下来开始运用各种语言发展的规律，试图解决问题。常常是一个学期课下来，可以诞生至少两篇论文吧。季先生以及Emmerick教授等，都是非常直爽的人，他们知道时间的宝贵，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没时间绕圈子。尤其是Emmerick教授，非常骄傲，发现有人思维跟不上，会认为你不可造就，不屑一顾。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解决不了问题，怎么能算作学术？真正让Emmerick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是在我解决了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立刻邀请帮助我撰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他的系列词汇研究当中。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后来，我真正解决了于阗语的一系列问题，纠正了他的以及前辈学者的一系列错误，并有了新的发现，从而理解了，什么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向上攀登，学术就是这样传承的。不论是否愿意，我也已经进入老年的行列。我羡慕年轻人，他们可以走遍全世界，去求学。读书、学习，人生最大的享乐。而我已经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我已经不能仅仅是继承，还要传。

记得2006年6月，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新疆出土的残破文书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了季先生。从季先生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充分的信任，以及肩上的责任。他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在北大工作，是季先生的弟子，这就意味着传承责任的重大。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王邦维教授，我多年的同事。王老师曾有很多机会，出人头地。一直是王老师掌舵，把握住方向，没有让梵巴专业偏离学术的轨道。

我们专业是个小专业，全国目前只有北大设立了梵巴专业。但是，我们的专业领域实际非常宽泛。我们有明确的传承意识，并依据学科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制定教学计划，比如我们坚持多语种教学。选择梵巴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梵语、巴利语，以研究佛教为方向的还要学习藏语。为此，特别引进了梵藏皆通的人才萨尔吉博士，弥补了北大藏语教学、藏文佛典研究的空白。除此之外，开拓性地开设了中亚古代语言，如佉卢文/犍陀罗语、于阗语，以及其他古代伊朗语。坚持多语种教学，是必须的。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大数据的时代，对人类文明的认知已经开启大历史的时代，如果还只是掌握一种语言，已经不能帮助解决深入的问题，不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不能把握更多的发展机遇。举例说明：新疆洛浦博物馆的古代氍毹上，出现三个婆罗谜字符，这是我破解的。这是希腊词hades与于阗语化的梵语词组合的复合词，指希腊神话的冥间，从而发现了更多人类迁徙的秘密。如果没有多种文明、多种语言的训练背景，这是无法破解的。

基础教学方面，坚持多语言。除此之外，专业的教师各有研究的侧重点。以下简单介绍我专业重点关注领域，来说明传承： 一、新疆出土的胡语文献、西藏的梵文贝叶经。这是季先生生前叮嘱持续关注的领域。新疆出土胡语文献，目前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新疆丝路南道非汉语文书释读”，通过这个课题，首次在北大开设了佉卢文世俗文书释读，以及于阗语的课程。季先生当年叮嘱让掌握和开设的新疆古代语言，除了吐火罗语，基本上可以开设，带领学生进行研读。西藏贝叶经研究，已经有两部博士论文以此为基础材料。叶少勇的博士论文，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评价。 二、巴利语译经项目。虽然是南传佛教的文献，即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佛教，但其实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传承内容，首先是原始佛教思想，更与印度西北部、中亚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传统印度学。比如高鸿老师重点关注的印度哲学、印度古典语言学等。这是我们有待于加强的方向。

纵览走过的传承之路，我希望特别强调两点：一、季先生说，没有新东西，不用写。Emmerick认为，没有新的发现，就不是学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应是北大人的基本素质。二、中国人向外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必须坚持多语种教学。新的学术人才，应是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