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 | 交流发言·中华文明探源

2022年8月24日至26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南沙区人民政府支持的“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在广州召开。

25日下午交流发言第二阶段的主题为“中华文明探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主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等5位专家学者分别发言。

环境与中华文明起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莫多闻

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发展道路、文明特征、动力机制等都与自然环境存在密切关系：1.环境条件有利于种植农业兴起和快速发展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必然成为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主要地区。2.各地区环境差异和区域之间的巨大距离，是文明早期多地起源的主要环境因素。各地环境类似并都以种植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各地区之间相互邻接且通达便利、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对远隔等环境特征有利于强化各区域之间的联系。距今5000至4000年期间，中原以外地区都曾由于环境变化而先后出现文化衰落趋势，中原地区由于其独特环境优势而率先进入王国文明，历经夏商周的统一进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3.中国自然环境多样是文化持续发展的主要环境基础，地域广大而文明难以被替代，与其他文明的地理隔离而形成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原华夏文明在促进文化衰落地区复兴和维护文明统一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是构成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原因。4.地貌与水资源条件是都邑性古城选址的主要环境因素，区域环境变化导致的区域文化兴衰是都邑性聚落兴废的主要原因。5.水患灾害对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干旱气候事件对黄河上游和西辽河流域的影响较大。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年代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吴小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探源工程是分阶段实施的。从预研究阶段到一至五期，经历了科技部支持的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研究时段和地区也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扩展到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研究内容从文明的形态研究拓展到文明化过程、机制的探讨，关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基本态势和发展流变的时空框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多重证据链论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每个阶段的项目中都设立了年代研究课题，与年代研究相关的内容从中原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年代测定，扩展到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重要考古事件时间节点的精细年代测定、大型聚落遗址不同空间分布的精细年代架构确立等。以良渚和石峁两个大型的都邑性遗址为例，可以看到精细的绝对年代测定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遗址废弃堆积的形成过程、人工遗迹的建造过程，从而构建特定空间环境下古代人类活动沿时间轴线上的空间分布情况等等。只有在遗址堆积单位考古背景信息明确的前提下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年代数据，并由此进一步进行遗址内部空间行为的比较研究，跨遗址、跨区域乃至跨大陆之间的考古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有可靠的年代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话语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 李新伟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有独特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自然需要用自己的话语体系阐释。这样的话语体系“最中国”，也应该“最世界”，即要有世界文明的视角，要吸收已有的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关于文明的标准，柴尔德等西方学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社会发展的实质而非因地而异的“要素”，目前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中，生产发展、社会分化等基本内容，实际是世界性的，还需要以真正的中国因素去完善。“古国”是建立史前复杂社会与三代基本政治组织联系，厘清中国早期国家和王朝形成脉络的重要概念。西方关于“酋邦”认定、分类和“领导策略”的理论可以借鉴。“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为：1.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有自身发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区，均曾出现“古国”或早期国家，呈现“满天星斗”的局面；2.各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同时，因密切交流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3.由多元文化形成的共同体正是历史时期中国的雏形和基础，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先后形成“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区系类型”和“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式。西方关于“相互作用圈”和“世界体系”等理论可以借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陶寺遗址考古重要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何努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一座重要的都邑聚落，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至今已经进入到第五阶段。二十一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与收获。陶寺早期都城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由13万平方米宫城、近10万平方米的下层贵族居住区“下城”构成城址，初具都城功能。陶寺中期宫城继续使用，“下城”废弃，扩建出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形成典型的“双城制”。“八卦”宇宙观指导都城功能区划，进而将都城分为“人（君）、鬼神、工、农四大”板块，宫城、国库仓储区、王族墓地、天坛即观象台、地坛即泽中方丘、工官管理手工业区、普通居民区，构成最完备的都城功能要件。陶寺晚期百年时段内，陶寺遗址失去了都城地位。陶寺宫城建有礼仪性的双阙南东门、曲尺形拐角角门。宫城内发现了早期夯土建筑基址、凌阴建筑。宫城内最大的核心建筑IFJT3面积达6400平方米，始建于早期，扩建于中期，晚期曾经利用，中期时该台基上至少有前后两大殿堂建筑。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邦国，创建了最初“中国”的含义——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证据链绳表明，陶寺早中期都城是文献中尧舜之都。陶寺文化在制度文明方面的集成与创新，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陶寺文明模式当中的政治文明核心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和“大政”治国理政理念。经天纬地包括观象台、地平历、圭表测量、沙漏等技术以及地中、天下观与政治地理五方等观念。“大政”包括豮豕之牙上政与橐弓矢以伏天下次政文武之道。

为全面揭示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贡献安徽考古力量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叶润清

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以深入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等重大学术问题为总体要求，依托安徽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存和晚期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化石遗存，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新安江流域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及其所构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夏商周时期淮夷方国及吴、越、楚文化遗存等资源优势，紧紧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等重大课题聚焦的安徽重点项目，特别是不同时期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关键性大遗址，锲而不舍长期工作，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努力为揭示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贡献安徽考古力量。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谢雨檬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