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传不习乎——读《历史·文博学思录》感言

曾参一句“传不习乎”影响了千百代读书人，但是正如“诗无达诂”一样，圣人的话也总是引起众说纷纭的解释。读了前学先生《历史·文博学思录》，脑际萦绕着“惦记”这个词，或者时髦一点、雅一点叫作“沉浸”吧。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秦汉史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格外重视。这一点，不仅仅在大陆史学界如此，在港台地区也是如此，甚至在国外比如日本和韩国也有专门的研究秦汉史的学术机构，且都有可以称道的学术成果。所以，关于秦汉史的研究就有“熟地”和“题无剩义”之说。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其难度可想而知。

前学是幸运的。他考取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秦汉史大家林剑鸣先生，以秦汉史为研究方向攻读硕士学位。这使他抢得了先机、获得了高的起点。

《历史·文博学思录》

作者：谭前学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定价：118元

收入本书第一编的文章主要是前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一段时间内的学术成果。单从文章的题目而言，似乎集中于秦的法制史和法律的研究。实质却是以法制的角度探索秦代的政治制度的演变以及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试论秦统一前后的法制建设方针》一文，以《商君书》等历史文献资料及云梦出土秦简大量记载为依据，指出从商鞅变法直到统一全国前，“秦国的封建法律虽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由商鞅变法所确立的以国家为本位，利用法律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制建设方针却一直没有改变”。而统一之后，“秦法已经完全变成了秦王朝最高统治者维护其绝对权威的一种暴力工具”。而正是这种以维护极端君权为重点的法制建设方针，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

《试论秦统一前后的法制建设方针》可以说是本书第一编相关文章的总纲，该文与《试论秦始皇的法外擅权》《商鞅“燔诗书”辨析》《秦始皇为何不焚“卜筮”之书》《云梦秦简为何没有思想言论罪》《秦代思想言论罪考述》等文章互为表里，既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总结，也可以说后者是在前者指导下的成果。学术阐述的内在逻辑极强，因而结论令人信服。例如对商鞅没有“燔诗书”和秦始皇不焚“卜筮”之书的考述、对云梦秦简没有思想言论罪和秦统一之后思想言论罪之繁苛的论述，学术观点前后一致，逻辑严密。没有严格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力无以致之。

就职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之后，前学的学术研究没有沿着秦汉史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却一头扎进了文物研究之中。本书第二编“文物研究欣赏”的文章，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一是数量大，收入该编的文章几占全书的一半。二是涉及面广，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宏富，尤以唐墓壁画、唐代金银器、历代陶俑和商周青铜器最具特色。前学有关文物的研究文章就涉足唐墓壁画、唐代金银器、历代陶俑三个方面。前学谦虚地将这一类文章总名为“研究欣赏”，以示和纯学术型研究的区别。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此类研究正是博物馆学术研究与纯学术研究机构的区别所在，是博物馆实现其功能必不可少的手段。

本书第三编的6篇文章名曰“文博工作杂谈”，听起来属于工作层面的讨论，实际上也属于苏东海先生所称“普及性研究”的范畴。就内容而言，对从文物陈列到追索流失国外的文物，从民国的文物保护到台湾文化机构的义工制度，文章数量不多，涉及范畴不少。所论对博物馆业务多有裨益。当然也有一些文章似乎言未尽意。以《文物能说话吗——兼论说明文字在文物陈列中的作用》一文为例，该文从文博界“让文物说话”这句几乎可以称之为口头禅的提法说起，得出“只有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下，文物才能说话，而且，它们要说什么话，也必须受到陈列主题的限制。否则，就将严重影响陈列主题的展示和陈列最终目的的实现”的结论。另外文章强调了文字说明在陈列中的重要作用。这都是非常妥当的。然而文章提出了“以实物为核心的展览”和“以概念为核心的展览”两个概念后，却没有进行进一步阐发，以至于读者无法在这两类展览与文物能不能说话之间建立起联系。另外，对文物能不能说话这一语境中，观众因素的讨论也不太充分。

相较于已有的文博类个人文集，本书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将陈列方案列为一编。应该说，自从有了博物馆，就同时诞生了陈列方案，但是，如果有人想一睹数百年前的博物馆陈列方案，几乎比登天还难。因为很少有博物馆意识到留存陈列方案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我在治陕西博物馆百年史过程中有深刻体会。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写于1944年的博物馆建设计划、延安革命纪念馆历次陈列调整的相关资料、西安半坡博物馆建馆之初的第一份陈列方案，都使我受益匪浅。前学的做法，在陕西开了一个好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本书的6个陈列方案，多数属于帮助市县博物馆做的方案，他作为陕西省博物馆学会的秘书长，为基层博物馆服务不仅仅是宏观的，更是微观的和具体的帮助和支持。

显而易见，收入本书的5编49篇文章，基本勾勒出前学的学术之路。在其30有奇的履历中，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管理处处长、汉阳陵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省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副主任的记录，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管理处处长的位置上。

从科研管理处处长再回到同一岗位，这一轮回似乎注定了前学与科研的不解之缘。实际上，在我看来，前学始终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岗位，且无愧于这一岗位和这一岗位所应担负的职责。说这话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和参与一系列大型丛书的编辑。其中，《陕西旅游文化丛书·人文陕西》获 “2011年全省优秀外宣出版物评估” 专题类一等奖。《陕西历史文化遗产丛书》被评为2011年度“全省优秀社科普及作品”，其中《地上地下的秘密（儿童版）》获201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解读历史的密码》被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二是前学担任陕西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副会长期间对学会科研的组织工作。2006年起，前学担任陕西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迄今已经15年了。除了协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前学在科研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8年，首届秦晋豫三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之后每年举办一次。2010年河北省文物局加入后演变为秦晋豫冀四省联席学术研讨会。2018年北京市文物局加入，成为秦晋豫冀京五省市联席学术研讨会。陕西省参与这一活动的组织工作由陕西省文物局委托学会进行，其中主要的责任人就是前学。论文的组织、审阅，都是前学亲力亲为。在学术论文的选拔中，在兼顾质量同时，前学特别注意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对市县级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关注。这种做法看似无关宏旨，实则意义深远。

如果说收入本书的5部分文章分别体现了前学的功力、钻研、敬业、才气，那么，在学术组织层面的工作，则体现的是前学的淡定和坚守。韩愈曾经说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我就想，与其说“传不习乎”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惦记、沉浸在老师所教导的知识上，不如说是沉浸在一种精神追求中。岂前学之谓欤！

（作者单位：西安半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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