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一隅，面向大海，钱塘江是这片土地的母亲河，虽然陆域面积仅10.55万平方公里，浙江却是中国岛屿最多、海岛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从天目山到雁荡山，从太湖跨钱塘江到瓯江，布列着中低山丘陵、盆地平原，以及沿海半岛和岛屿等丰富地貌，历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造就了浙江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和富于创造力的文化精神。

20世纪30年代，一批有识之士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为了打破“在人脑海中盘旋久了”的“江浙古无文化的传统思想”，开始组织研究吴越的古文化。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试掘良渚，1938年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出版，“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良渚考古真正拉开了浙江考古的帷幕。

1950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浙江考古工作主要由设在南京博物院的华东文物工作队承担，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后，开始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1957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制订出台，开始了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如良渚朱村斗（1955）、宁波铁路南站古墓群（1955）、吴兴钱山漾（1956、1958）、吴兴邱城（1957-1958）、嘉兴马家浜（1959），以及杭州乌龟山、龙泉大窑等瓷窑址考古。钱山漾遗址的重要发现直接促发了1959年夏鼐命名“良渚文化”。1962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973年震惊中外的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领域，第一次证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1986年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85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198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成立，地方考古力量逐渐加强。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的美誉，是稻作、蚕丝、茶叶、漆作、瓷器的主要起源地，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地，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的独木舟、水利设施的发明发现地。全省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6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处、文物保护点8000余处。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全省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3943处，调查登录及新发现总数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文物大省之一。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导力量的全省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奋斗下，浙江考古为构建浙江大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代表浙江万年之源的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与稻作、聚落之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为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起源这两大世界性的史前考古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浙江本土而言，尤其在钱塘江以南的山间盆地，如何梳理上山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谱系关系，仍将是我们今后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任务。

★ 实证五千年国家起源的良渚文化

从1936年良渚镇出土黑陶的零散遗址，到1986年出土大量高等级玉器的反山、瑶山、汇观山，到2007年以城墙围合的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内城，再到2015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最终确认，八十余年良渚考古，成就了浙江史前考古在文明进程探索中的巨大贡献，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华夏大地多元一体的五千年文明积淀。2019年，以良渚古城申遗工作的成功为起点，对良渚古城的全方位精细化研究与文明模式的探讨，将为下一阶段的良渚考古带来新的使命。

★ 代表南方青铜时代的越文化

浙江处于夏商周的边缘地带，此地孕育的越文化在春秋时期雄踞东南成为五霸之一。作为浙江商周时段大历史的主线，越文化的研究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内容。在土墩墓、印纹陶与原始瓷构筑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面貌基础上，浙江的越文化考古逐渐转向更具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阶段。湖州毘山遗址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内最为重要的夏商时期遗址，曾出土卜骨、铜建筑构件、玉器和大型建筑基址。绍兴地区越国王侯贵族墓的考古勘查取得了重大收获，基本确认平水盆地为战国时期越国王陵区。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湖州毘山遗址、绍兴平水越国王陵区在“十二五”期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地处吴、越、楚交界地带的安吉古城，是江南地区东周至汉代的重要城址，而分布在遗址区内的龙山越国贵族墓则是我们研究百越文化的重要抓手。在近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安吉古城遗址在“十三五”期间被列入国家大遗址名单。尽管已进入有史可稽的时期，但由于文献史料匮乏，浙江夏商周考古仍需重视史前考古的研究方法，把文化谱系的梳理作为探讨社会制度、文化交流等问题的基础工作。

★ 作为历史时期晚段全国文化中心的南宋

定都临安的南宋，是中国近八百年以来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源头。墓葬考古与城市考古是宋元明考古的两大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南宋皇陵、墓园、家族墓地，临安城，嘉兴子城等项目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南宋临安城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名单，而绍兴宋六陵也在“十二五”期间列入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清单。由于文献史料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信息，对于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研究，与先秦考古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上均有较大的区别。例如，对墓园制度与堪舆理念的研究、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都是宋元明考古实践中提出的新思考。

★ 引领中国陶瓷工艺史的浙江陶瓷

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作为中国陶瓷的重要起源地，从原始瓷到青瓷，浙江在中国陶瓷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原始瓷是瓷器的滥觞，湖州南山窑址，可以早到商代。夏商时期毘山遗址的丰富原始瓷遗存，也是当地存在原始瓷窑址的证明。而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更分布有许多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窑址近年来相关的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原始瓷的年代序列、中心产地、工艺技术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慈溪上林湖窑址群，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此地窑址分布密集、产品质量上乘、制作工艺高超，堪称越窑系青瓷之典范。宋元时期，青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丽水市龙泉一带，遂成就了天下名窑。目前，上林湖窑址群与龙泉窑均已列入了国家大遗址名单。

2006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指出区域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可以籍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浙江文化中自古就有极富创造力的基因，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是浙江考古工作义不容辞的使命与担当。浙江考古工作者将积极主导、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围绕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浙江历史发展脉络等重大问题，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立足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越文化、吴越国文化、南宋文化、青瓷文化、海洋文化、石窟寺等重点方向开展考古研究，切实打造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全面展示以“10000年上山”“5000年良渚”“1000年南宋”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山文化与稻作农业起源

2000年浙江浦江发现上山遗址。2005年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同类型遗存，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正式命名上山文化，这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二十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浦江、嵊州、永康、武义、龙游、金华、义乌、仙居、临海、东阳、兰溪等地共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处，遗址群以浙中金衢盆地为中心分布，范围包括钱塘江、灵江两个流域。

上山文化遗址均坐落在河谷盆地的低丘台地上，海拔约40-100米，面积多在20000-50000平方米间。遗存丰富，遗迹有墓葬、灰坑、灰沟、器物坑、器物堆、红烧土堆等，还发现了具有定居性质的环壕和排柱、沟槽结构的房址。出土陶、石、骨器，典型器物有夹炭红衣大敞口陶盆、双耳平底陶罐、圜底陶罐、平底陶盘、陶壶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和石片石器。根据地层学、类型学分析，结合碳十四年代测定，上山文化初步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前后，中期年代在距今9000年前后，晚期年代在距今8500年前后。

上山遗址出土并修复的第一件大口盆

从早期开始，陶器胎料中，普遍羼和碎稻壳遗存，证明稻米已经被食用；石磨盘残留物分析出稻米淀粉粒，证明其稻米脱壳的功能属性；部分石片石器发现收割禾本科植物的“镰刀光泽”；遗址土壤中普遍浮选出小穗轴和炭化稻米颗粒，栽培及其从早到晚的演化特征明确。这些发现充分说明，农业和定居这两大新石器革命的核心要素在上山文化中最早出现了。

相较于长江中游同样显露若干稻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上山文化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

到了上山文化中期，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和以稻米为主要成分的谷物酒，在义乌桥头遗址被发现，这是在稻作文化滋养下族群获得壮大与兴盛的象征和佐证。这一文化传统最后在钱塘江-杭州湾地区被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继承。

2020年11月，在浙江召开的“上山遗址发现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达成一个重要的学术结论：以浦江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

（蒋乐平）

河姆渡文化考古

河姆渡文化分布在以宁波平原为中心的钱塘江以南地区，一般将河姆渡遗址四到一层为代表的遗存统称为河姆渡文化，绝对年代约距今7000-5300年。到目前为止，经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近20处。

1973年，河姆渡遗址首次发掘，发现了大片干栏式建筑遗迹与丰富的石、骨、木、陶器和动植物遗存，其最早年代约距今7000年。因其久远的年代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震惊了学术界，使学术界认识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摇篮，为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和稻作农业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河姆渡文化是湿地稻作农业与渔猎采集复合型经济文化的典范。早期遗址中均出土大量稻谷遗存，田螺山、施岙遗址古稻田发现了较为平整的河姆渡文化早、晚期稻田，说明稻作农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各早期遗址同时发现大量采集的植物遗存和数十种哺乳动物、鱼类、鸟类、爬行类等动物骨骼，表明渔猎采集经济占有极重要地位。晚期遗址数量剧增，稻田中已出现明确的田埂与灌溉系统，反映渔猎采集经济的遗存减少，说明此阶段稻米已成为主要食物来源。

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场景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干栏式建筑，从早到晚呈现出由密集排桩承重到挖坑栽柱再到挖坑垫板栽柱承重的变化。田螺山遗址、何家遗址发现了以大型木柱支撑的干栏式大房子，反映出初步的聚落分化。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构水井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木构井。发达的干栏式建筑的榫卯木构工艺，体现了河姆渡先民木作技术的高超。

虽然更早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已出现以彩陶为代表的装饰艺术，但直到河姆渡文化早期，刻划、雕塑、漆绘等风格多样的原始艺术品才大量出现，反映了先民富足的生活之外还有丰富的精神信仰活动。木雕板、木蝶形器、象牙蝶形器、象牙鸟形匕、猪纹鹿纹陶盉、猪纹钵等，是原始艺术与信仰的完美结合体。太阳神、鸟崇拜的信仰，对良渚文化信仰体系有深远影响。河姆渡文化的玉器有玦、璜形饰、管、珠等，开创了长江下游地区发达玉器文化的先河。

河姆渡文化具有一些海洋文化因素，既有井头山人的海洋基因，又是浙东沿海岛屿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源头。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的百年诞辰，河姆渡文化考古才走过近五十年的历程，目前发掘的遗址集中在宁波东部地区。近年台州地区的相关发现，为河姆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使河姆渡文化遗址普遍保存了大量的遗物，以聚落考古为中心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王永磊）

良渚文化考古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核心分布区为环太湖地区，目前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1000余处。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和良渚街道的良渚遗址群（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都邑性遗址，主要由城址区、水利系统、郊区聚落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良渚遗址群附属的临平遗址群和嘉兴地区的普安桥-姚家山遗址群等级上次于良渚遗址群，显示出自内而外、由近及远的统治模式，为我们探讨良渚古城与上海福泉山、江苏寺墩等区域中心聚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临平玉架山遗址是良渚中级聚落的典型遗址，而普安桥、仙坛庙、新地里、庄桥坟、小兜里等遗址则是基层聚落的代表。

良渚人创造了一整套以玉琮、玉钺、玉璧为核心、标志身份与地位的玉礼器系统，实现了神权、王权的统合。良渚时期已存在以神人兽面像作为主神的一神教。良渚文明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和商品交易的经济基础之上。临平茅山、余姚施岙数万平方米的大型稻田和良渚古城池中寺20万公斤碳化稻谷揭示了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发达和成熟。

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结构图

从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以来，1961年良渚文化获得命名，良渚文化考古已走过80余年的历程。早在1978年的浙江海宁徐步桥、千金角发掘中，就找到了墓坑，打破了良渚墓葬“平地掩埋”的成见。1986年在反山发现良渚王陵级墓葬，由此认识到良渚地区是区域文化的中心，并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整体性概念，其后瑶山、莫角山、汇观山、塘山等重大发现共同谱写了良渚遗址考古的辉煌篇章。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2011年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和古国考古的新阶段。

浙江的良渚文化考古工作成就斐然。反山-瑶山发掘获评“七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汇观山、莫角山、良渚古城、玉架山、外围水利系统等项目先后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分别获评田野考古奖一等奖。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填补了我国无新石器时代和早期文明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

（王宁远）

越国考古

浙江乃越国故地，绍兴为越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越为禹后之说未必是信史，但勾践灭吴前的越国疆域大体涵盖在今浙江范围之内。

毘山是浙江境内唯一出土琮、璧玉器、青铜礼器和卜骨的晚商大遗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大体相当于商代的下菰城，有内外两重城垣，城墙现存高度8-15米。此类中心聚落及周边大量遗址，体现了夏商时期浙北地区文明曾盛极一时。

以平地掩埋为主要形式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遗存，发端于夏商之际，延续至春战之交，是越人最传统的墓葬形式，它不同于中原，却对中原大型封土墓的出现产生了深刻影响。随葬品中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发展脉络清晰，文化面貌一脉相承。尤其是东苕溪流域发现的150多座原始瓷窑址，上自夏商，绵延不绝直至战国，代表了先秦窑业的最高水平，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称为“瓷器之源”可谓实至名归。

文献记载表明，至迟在西周早期越已向周天子进贡，越国历史也由此开篇。近年来衢州集中发现的一批高等级西周大墓，墓室为人字坡窝棚式，出土大量原始瓷和玉石器，庙山尖墓葬还在浙江首次出土了青铜车马器，虽然墓葬形式和结构符合越墓特点，但随葬品组合和面貌却独具特色，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姑蔑不无关联。

印山越王陵墓坑和墓室全景

浙江西北部安吉县，有一座保存最好的越国城址，城外的八亩墩和九亩墩，属越国强盛之前的王侯级大墓，主墓规模巨大，周边陪葬墓呈两周等距离配置，墓园结构规整独特。已发掘的八亩墩，主墓器物坑内整齐布列大量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再现了越国独特葬仪和盛大的宴享场景，独木棺内以绿松石管珠组合而成的复杂冠饰，更是独一无二的绝品。

绍兴印山大墓是迄今第一座身份明确的越国王陵，推断为第一代越王—勾践之父允常的“木客大冢”。总长100米的墓坑和墓道及外围规整的隍壕，体现了越国进入上升期的王者气度。用巨大枋木构成、长达34.8米的人字坡木椁及大型独木棺，形式新颖、结构独特，在东周诸侯王陵中显得格外醒目。集中发现于平水盆地古若耶溪两侧的越国王陵和贵族墓，使我们对强盛时期越国王陵布局有了全新认识，它们与山阴越国都城相呼应，为越国考古的未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田正标）

吴越国考古

五代吴越国地方政权，起于唐末钱镠所领的两浙藩镇，全盛时辖境约当今浙江全境、苏州、福州等地，史称一军十三州。

考古发现的杭州朝天门遗址、南星桥和江城路捍海塘、唐宋西湖引水渠遗迹、雷峰塔遗址出土“西关砖塔”题记等，在各个细节上再现吴越都城杭州城的原貌。同时，临安衣锦城城墙遗迹、城内外大型建筑基址、明州和湖州子城等考古工作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些工作揭示了吴越国都城及辖下各州的开发和建设水平。

考古发掘的钱宽和水丘氏夫妇、第二代吴越王钱元瓘及其夫人马氏、吴汉月等钱氏重要家族成员墓葬，其年代序列、型式演变，揭示了钱氏权力中枢在临安、杭州两城间的过渡进程，是研究吴越国王室丧葬制度、器用服饰等问题的重要依据。

水丘氏墓出土褐彩熏炉

同期，吴越国的越窑秘色瓷生产达到鼎盛水平。考古发现表明，上林湖后司岙窑场为秘色瓷核心产地，以瓷质匣钵烧制的青瓷为越窑的巅峰之作。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丝等各种材质的遗物，体现了吴越国时期高级器用的制造水平，与制瓷业共同构成了最富一方特色的手工业生产体系。

吴越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相当繁荣。如杭州雷峰塔，塔基地宫保存完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物和石刻佛经。湖州、宁波、金华、温州等地也先后发现了佛塔地宫，出土了大量佛教造像和不同材质的阿育王塔等文物。以西湖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遗址，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寺院遗迹和佛教造像。这些考古成果对于研究吴越国寺院布局、佛塔形制、地宫构造、造作工艺等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年来发现的印本佛经，则是研究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术及其传播的方式与路径的重要依据。

同时，吴越国大力发展海外交流，建立了一定范围的朝贡贸易体系。由此吴越国的青瓷生产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高丽青瓷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日本国内发现的阿育王塔，印证了吴越国与日本之间深刻的佛教文化交流。

钱镠临终前，遗令“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成为吴越立国的基本方略。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归宋，两浙区域平稳过渡，为大一统国家的后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晖达）

南宋考古

浙江南宋考古，主要围绕墓葬、城市、手工业遗存、佛教考古四大领域展开。

南宋墓葬是浙江考古的一大特色。杭州半山韦谦墓、杭州北大桥南宋墓、新昌卢渊墓、诸暨董康嗣夫妇墓、衢州史绳祖墓、德清吴奥墓，是早期较为重要的墓例。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墓园制度复原和信息全面提取较以前取得长足进步，武义徐谓礼夫妇墓出土《徐谓礼文书》、黄岩赵伯澐墓出土大量衣物，东阳金交椅南宋墓、庆元胡纮、余姚史嵩之、临安洪起畏、湖州三天门南宋墓、绍兴兰若寺大墓等，或因出土大量精美文物，或因墓园规模宏大、或因墓主人系南宋史的重要人物而著称。2011年以来，绍兴宋六陵考古勘探，一号陵、二号陵建筑基址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14年，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为两宋时期中原与江南家族墓地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材料。

绍兴南宋六陵“一号陵”发掘场景

临安城是南宋城市考古的核心课题，南宋太庙、太学、御街、三省六部、临安府治、德寿宫、杨皇后宅等遗址的发掘，以及皇城和外城的城墙、外围钱塘江海塘的勘探与确定，为临安城考古奠定了框架性基础；宁波、温州、嘉兴子城、湖州子城东城墙考古也有重要进展，例如宁波都酒务、高丽使馆、永丰库遗址，对认识宁波南宋港口城市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手工业遗存考古，主要指杭州的南宋官窑，乌龟山、老虎洞窑址先后进行过多次发掘，揭开了聚讼已久的南宋官窑之谜；浙南山区的龙泉窑，在南宋以后形成规模宏大的窑系，1979年紧水滩水库和2006年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发掘，均曾涉及南宋时期的窑业遗存。龙泉瓦窑垟和小梅窑址，是生产黑胎龙泉青瓷的窑场，尤其令人关注。

在佛教考古方面，丽水碧湖南宋塔、绍兴钱清塔、宁波天封塔、海宁智标塔等均出有数量不等的南宋重要文物。

上述南宋考古的发现与成果，为我们理解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社会生活、建筑和宗教等领域，打开了透物见人的途径，对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价值和提炼“宋韵”文化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郑嘉励）

瓷窑址考古

浙江地区是原始瓷器和成熟瓷器的重要起源地，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群，自夏商之际开始出现，历经两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以亭子桥为代表的战国窑址大量烧造仿青铜礼乐器，代表着先秦时期制瓷业的最高技术水平。

东汉中晚期，以上虞小仙坛、大园坪窑址为代表的一组窑场成功烧造出在主要胎釉特征上都达到现代标准的成熟瓷器。三国西晋时期，浙江地区制瓷业迎来了自成熟瓷器创烧以来的第一个生产高峰。与此同时，浙江瓷业生产中心转移到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中游地区。

唐至北宋中期，浙江瓷业生产中心转移到以上林湖为中心的慈溪地区。晚唐时期，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上林湖窑址群创烧出中国瓷器第一品牌——秘色瓷，它以釉封瓷质匣钵进行装烧，制作工艺精湛、生产成本极高、产品色泽天青，成为越窑瓷器中的巅峰之作，一直延烧至五代时期。

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

北宋中晚期是浙江地区制瓷史上的重要转变时期。北宋中期，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核心产区急剧衰退，瓷业技术开始向外传播，影响范围很广。北宋晚期是龙泉窑瓷业技术兴起的重要时期。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显示，黄岩沙埠窑址群是探索越窑和龙泉窑瓷业技术衔接和过渡的重要地带。

南宋至明代，浙江瓷业生产中心转移到以龙泉为中心的瓯江上游地区。龙泉窑文化内涵丰富，生产规模极为壮观，是南北两大瓷业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范。南宋晚期至元代初期，龙泉窑瓷业技术达于鼎盛，生产出如冰似玉的粉青厚釉青瓷。伴随着海内外需求的不断增加，元代龙泉窑瓷业规模不断扩张，窑址遍及整个瓯江流域，达到龙泉窑自诞生以来的生产最高峰时期。明代早期，以枫洞岩窑址为代表的大窑龙泉窑址群还生产官器，并大量进贡。

此外，浙江古代青瓷产品除满足国内需求之外，还大量对外输出，这一过程可上溯至晚唐时期。伴随着产品的对外输出，浙江古代瓷业技术还广泛传播，影响海内外许多地区的瓷业生产，并对当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西营）

海洋考古

浙江海岸线绵长，是中国岛屿最多的省份。长期以来，人们积极向海开拓，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浙江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

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出土了世界最早的独木舟，见证了远古先民征服海洋的壮举。余姚井头山遗址全面展示了先民的海洋认识与资源利用，是中国古海岸线人类活动的考古学探索的坚实起点。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孕育了发达的耜耕稻作经济和以神鸟及太阳崇拜为主题的观念信仰，其影响广泛，是浙江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

港口是沟通中外的门户，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现了宁波东门口北宋沉船、涂茨明代沉船、和义路南宋沉船等与港口相关的重要遗物，开展了象山港水下考古调查、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象山“小白礁1号”清代沉船发掘等工作；2014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投入使用，有力促进了我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

近年的岛屿及沿海考古工作，发现并认识了舟山马岙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钓岛宋元码头遗址、六横岛明代双屿港史迹、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洞头九亩丘宋元盐业遗址、黄岩沙埠青瓷窑址群、台州章安故城遗址等重要遗迹，有助于我们认识并把握浙江古代海洋文化的整体面貌。2019年实施了“浙江海洋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勘探”项目，并编制《浙江省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纲要（草案）》，为后续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基础。

明清以来，浙江沿海卫所林立，承担着保卫海疆、保护商贸的多重作用。其中如台州桃渚所城、温州永昌堡、苍南蒲壮所城、壮士所城、白湾堡等，整体格局均保存较好，壮士所城遗址已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对研究明代海防制度和卫所运行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苍南壮士所城航拍图

为抵抗海潮侵袭、拓展生产生活空间，浙江沿海居民构筑了大量的海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塘文化。从五代时期吴越国的海塘遗址，到明清时期政府主导营造的大批海塘及其附属设施，考古工作揭示了海塘的历史演变及堤塘修筑技术的革新历程，对研究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也凸显了浙江海洋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勇于开拓、善于制造的精神内涵。

（时萧）

石窟寺考古

浙江是我国佛教流传较早且发展最盛的地区之一，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具有突出价值的石窟造像遗存，如新昌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千佛岩造像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南朝石窟；杭州西湖周边五代宋元时期的造像，弥补了唐代以后北方、中原地区石窟造像衰落的缺环；飞来峰元代藏传佛教造像，是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实证。

飞来峰龙泓洞西口外侧崖壁造像群

对浙江石窟造像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考古事业逐步走向正轨，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杭州西湖周边的飞来峰等一批重要石窟造像进行了调查记录，并出版了《西湖石窟艺术》，这是浙江文物部门第一次对石窟造像开展专题调查研究。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飞来峰等西湖周边石窟造像进行调查，并出版了《西湖石窟》。2002年，杭州市历史博物馆高念华主编《飞来峰造像》，首次对飞来峰造像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记录。近年来，佛教艺术史学者对杭州地区石窟造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如《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汉藏瑰宝——杭州飞来峰造像研究》《西湖佛迹——杭州石窟造像调查与研究》等。2018年起，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杭州圣果寺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揭露了千佛阁等窟前建筑遗迹，是浙江首个通过田野发掘手段开展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案例。

2020年12月起，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浙江省开展了全省石窟寺调查工作，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专业牵头单位，对全省石窟造像的基本情况和保护管理利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共核定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87处，其中新发现16处。2021年9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浙江石窟寺考古项目被列入重点区域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项目。下一步，浙江省将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强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和价值阐释，为后续的保护展示利用等各方面工作夯实基础。

（崔彪）

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

良渚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8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到良渚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以复原古代社会为内容的研究尚起步不久，仍需持续探索。本项目所谓长江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浙江和江苏大部以及安徽部分地区。下面集中介绍浙江省范围内的考古工作。

课题着眼于以调查、勘探、发掘等为主的基础工作。课题开展以来，初步完成余杭、德清在内的良渚古城腹地的区域系统调查，对已发现遗址进行了勘探。完成了良渚古城及郊区约30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陆续发掘了钟家村、雉山下、张家山、北村和塘山等遗址。完成海宁、海盐、平湖、嘉善和桐乡等大部分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

考古成果转化亦为课题的重要内容。出版了《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及《反山》《瑶山》修订版等报告，并发表姜家山、中初鸣、钟家港中段、老虎岭等简报。另持续推动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良渚文明丛书、良渚考古报告英译和世界古文明译丛等重大研究项目。“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项目的11项选题中，6个与良渚有关。2019年出版了良渚文明丛书第一辑（11本），2021年继续推出良渚文明丛书第二辑，包括4本书稿。开展世界古文明译丛课题，组织翻译27本世界古文明著作。组织翻译校对《反山》等6本报告、图录。启动《良渚文化玉器全集》大型图录项目，共12册。

《良渚文明丛书》

课题不断推进良渚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公众化进程。重点围绕技术与文明、资源与社会、信仰与艺术展开研究，联合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北京大学、河海大学、浙江大学等相关专业人员构成多学科国际协作团队，在石器研究、陶器研究、玉器研究、水利系统技术与工程、环境考古等方向取得了持续进展。与良渚管理委员会及良渚博物院合作，在钟家村设立永久的实验考古区，在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的基础上，开展房屋建筑、陶器、石器、玉器、漆木器等方面的实验考古，同时作为展示和公众体验场所。

（陈明辉）

作者单位：浙江考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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