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十佳图书编辑说 | 跨越八十年的硕果——夏鼐《埃及古珠考》的写、译、编

作者：李淼

埃及古珠考（全二册）

作者：夏鼐

译者：颜海英、田天、刘子信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价：498元

1934年，夏鼐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考古学的名额。次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中国艺术史，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适应，转入对日后中国考古学借鉴意义更大的埃及考古学专业。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夏鼐先后参与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墟的发掘。无论从考古理论上，还是田野实践上，夏鼐都做好了进行专题研究的准备。1938年5月，在导师格兰威尔教授的指导下，夏鼐选定的“古埃及的串珠”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1760件（串）古埃及串珠为基础开展自己的研究，对所有搜集到的串珠资料逐一进行登记，先后制成近两千张卡片。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再赴埃及考察，其间完成了论文撰写的准备工作。

▲夏鼐在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参与发掘

古埃及串珠被埃及考古学奠基人皮特里爵士称作学科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夏鼐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是一次知难而进的选择。在所有埃及考古资料，串珠是极为常见又种类繁多的一种标本，一具木乃伊往往随葬成千上万颗珠子，即便在被盗掘过得墓葬中，由于珠串的穿绳早已腐烂，许多珠子也会因此逃过盗墓者的注意。串珠作为耐用品，往往被古人长期沿用，很难进行断代，更大的挑战是，细小的珠子很容易由于土壤侵蚀或洞穴动物的活动，从较晚的地层滑入早期地层，进一步增加研究难度。因此，夏鼐选定学位论文题目时，这个领域还少有人涉及，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在埃及发掘的大量串珠，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他设计了一套包含形状、穿孔类型、颜色、材质、装饰和数量的登记方法，尤其是他发现不同材质珠子的制作技术对于断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系统登记方法和对制作技术的研究，使珠子作为断代材料成为可能。他的工作很快就得到埃及学界的关注和认可，1940年，夏鼐将论文前几章初稿寄请皮特里教正，皮特里就称赞他的分类方法“主意极好”，并因此邀请他回国途中到耶路撒冷面晤。

▲夏鼐所做埃及古珠资料卡片

1941年1月，因欧战激烈，大学停办，夏鼐回到祖国，入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参与多处重要考古发掘的同时，继续撰写、整理《埃及古珠考》论文，尤其是1942年3月至1943年4月返回家乡温州探亲的一年多时间，夏鼐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这项工作上。这段时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温州的第二次沦陷，夏鼐不得不同时面对空袭警报、避难乡间、日伪军侵扰、物资紧张、妻子重病和自己胃病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几乎没有中断论文的写作。1943年9月14日，夏鼐的论文全部告竣。随后，他托人将论文设法由外交部航邮寄往伦敦。从确定论文题目至此，已经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那些论文资料、卡片也跟随夏鼐走过伦敦、开罗、耶路撒冷、李庄（中央博物院战时驻地）、温州、重庆等等数万里的行程。二战结束后，伦敦大学学院于1946年复课，特许夏鼐免于答辩，缺席通过，给他颁发了埃及学博士学位证书。

《埃及古珠考》完成后，一直未能出版，除少数专门学者，很少有人阅读过。新中国成立后，夏鼐主持考古研究所和全国考古工作，夜以继日、席不暇暖，有太多新的领域等着他去开拓，很难有时间去回顾关于埃及古珠的研究，他也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学生提起过这部论文。夏鼐去世后，学者在整理总结他的成就时，才逐渐注意到这部重要的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旅英华裔考古学者汪顺博士的协助下，与伦敦大学学院有关方面合作，对英文稿本进行复制、整理和重新录入。《埃及古珠考》英文版得以在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2017年，阿拉伯文译本由埃及金字塔商业出版社出版；个别章节的中文译文也在期刊或文集中刊发。

2016年，《埃及古珠考》全本的翻译工作终于启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埃及学家颜海英领衔的翻译团队在北京、伦敦两地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考证性翻译。为了使全书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翻译团队想方设法调查书稿现存的各版本。当时，国内存有数个版本的夏鼐论文原稿，而这些版本到底来自何处，互为何种关系，并不明朗。译者田天作为夏鼐之后中国第一位公派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埃及学的留学生，正在读博，他在皮特里博物馆找到了被订为两册的论文副本，还从装藏论文的墨蓝色纸夹里发现了许多剪报和书信，包括80年代夏鼐先生的两份英文讣告复印件，其中一份左上角写着Ex UCL student（前伦敦大学学院学生），似乎在宣告，那个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求学的中国学子，并没有被这里遗忘。

▲夏鼐手绘线图的重制

另一份重要的原稿是夏鼐先生的学术助手王世民研究员和幼子夏正炎先生发现并提供的自存手写底稿及打字清稿，这个本子比较杂乱，但内容最为完整，包括多种其他版本没有的内容，其中最让我们惊喜的就是夏鼐手绘的珠子线图。论文中提及的珠子都有对应的编号，而这些编号与线图是一一对应的，这样，线图就有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比如，正文中描述某个珠子是桶形珠，可对照线图才发现是环形珠；又如，正文描述某颗珠子有脊，可对照线图才发现实际上无脊。如果在翻译时没有在手稿中发现线图，这类可能由笔误导致的差错就不可能得到纠正。不过从编辑的角度来说，线图的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份珍贵资料的价值，我们将正文中提到的所有珠子与线图一一比对，不仅核查序号是否正确，而且仔细观察线图所绘珠子的形状、钻孔方式、装饰与正文描述是否一致，纠正了多处笔误，并对一些无法处理的误差做了校注。最后，我们重新清绘了书中的图谱线图页，使其重新成为全书的一部分。

从2017年开始，《埃及古珠考》的翻译和编辑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我们始终与译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修订译稿，其间产生了数十封邮件，十多份纸质校样。编校的另一个难题是书中所引的数百条文献。书稿写于20世纪40年代，所引文献出版时间最晚也距今80多年，绝大多数超过100年，即便在互联网资源极为丰富的现在，核对起来也不轻松。此外，夏鼐写作时喜欢以缩略方式标注文献，这不仅不符合当下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有些题目相近的条目还容易发生混淆。我们与译者合作，核查了书中所有引用的文献，并严格按照学术规范，重新增补编订了书后参考文献。有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这已经是一份较为全面地反映20世纪40年代之前埃及考古学研究面貌的文献目录了。为了便于阅读，也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我们还补充了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学教授斯蒂芬·夸克的导言、古埃及历史年谱、古埃及地图、《夏鼐日记》中关于论文撰写的内容，以及夏鼐1940年在埃及撰写的《阿尔曼特遗址所出珠子的断代报告》。尤其珍贵的是，皮特里博物馆独家授权该馆所藏古埃及串珠的照片，我们根据夏鼐书稿中的顺序和他重新制订的编号，择要编成一册包含300多幅图片的彩色图录，与正文一同出版。也为了确保这份图录以及封面的印刷效果，责编曾与设计师、责任印制一同驱车近百公里，从北京到河北的印刷厂现场打样，现场调试墨色配比。我们有信心地说，中文版虽不是《埃及古珠考》首个正式出版本，但绝对是最全面完善的版本。

2020年，在夏鼐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埃及古珠考》这部“寄托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任所长、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两任院长20余载期待，开中国埃及学鸿蒙的扛鼎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语），终于在他的祖国出版了，出版后广受学界的关注，相继入选2020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十大好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科研成果、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一直热情支持埃及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埃及古珠考》的出版必将为这个“冷门”学科带来新的热度。同时，在中国前秦秦汉的许多墓葬中，也发现了“蜻蜓眼”一类的古珠，就与古埃及的同类珠极为相似，当然，这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有什么考古学上的联系，但夏鼐对埃及古珠的分类方法却为中国古珠的研究提供了范式。另外，皮特里爵士曾断言“珠子和陶器是考古研究的字母表”，1941年梁思永先生在审读夏鼐论文时也提醒他留意与陶器研究的关联，足见二者相似的地位和研究上的共通性，夏鼐的埃及古珠研究对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学者关注。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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