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追忆导师吴耀利先生

张震

去年开始到学校教书，总会不由更多想起读书时的诸多往事，在一次念及吴耀利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是吴老师指导的唯一的一个学生！?

吴耀利先生介绍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也是我着手准备招录第二个研究生之际，意外听到尊师吴耀利先生于一年前去世的消息。原想着有一天回京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不仅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2001年第一次拜见吴老师，距今已经是近二十年了。大概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时，新学期开学一、两周的时候，我去社科院考古所拜访导师。因为另一位导师陈星灿老师在美访学，就单独与吴老师会面。记得当时天气还比较热，吴老师穿着短袖、休闲裤，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短袖中贴身穿着汗衫，这是当时典型的老年人，尤其是南方上了年纪的人的穿法。后来，吴老师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不修边幅、简素、保守的穿衣风格。就像穿衣服一样，吴老师与我说话的风格也一直没变，每次谈话都十分简短，在客套问询几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在2007、2008年的样子，是在考古所附近的一个银行，在取钱的时候，我意外地碰到了吴老师，很高兴地表示要去他家里坐坐，他仍然保持着以往的矜持和淡然，问了我工作的事情后，就坚决表示不用去，只要我干好工作就可以了。

研究生二年级上半期和三年级下半期是与吴老师交集最多的时候。二年级吴老师给我上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课，具体的内容十分简单，就是要我每星期临绘几幅不同地域新石器时期的典型器物图，去考古所交给他。那时候他还是考古所史前研究室的主任，授课在他的办公室，交完作业后，交流几句后，经常会有电话或客人来找，课总是很快就结束了。也不像其他授课老师，他的课期末也没有撰写论文的任务，就是平时的作业。其实，我一直是最害怕绘图之类的课的。因为之前两次学习，都以灰暗告终。从小在乡村读书，没有美术课，后来到了城里读五年级，美术课没有一点基础，彼时茶杯、苹果之类静物画的授课，因为弄不明白，常常是到了快下课时，我才刚刚开始起笔。在大学考古绘图那一学期，我因为参与学校社团繁杂的事务，隔三差五就翘一次课，最后勉强才过关。在吴老师这种轻松的授课中，我反倒不那么觉得绘图的枯燥和无味了，甚至还有了几分兴致。

三年级下学期，主要是写论文。那时候，因为我三年级上学期十分强烈地想考博士、出国，吴老师和陈老师担心我的论文耽误了，十分关注我论文的进展情况。陈老师仍在美国，他每周打过来一次越洋电话问询论文，还委托李新伟老师面授、指导我论文。吴老师则是要求我大约一两周打印出写完的部分，及时交给他审读。吴老师经常是修改一些基本的字句和修辞手法，比如，他对我的论文中多次出现的“笔者”提出了批评，认为不是研究论文的说辞，更专业的说法是“本文”。即便是在最为紧要的指导论文的时刻，也是每次交完打印稿，交流或者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我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论文研究的是贾湖遗址的墓葬，为了让我深入探讨、研究有关论文的具体问题，他经常让我去请教他的好友，在裴李岗文化墓地方面有过精深研究的朱延平老师，由朱老师与我详细讲述对论文的意见和建议。我的毕业论文能够获得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论文，后来在《华夏考古》发表，应该感谢吴老师、陈老师的严格监督，精心安排，还有他们和朱老师、李老师的悉心指导。现在想起来，有这么超级豪华的导师团队，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在这个写作、学习的过程，也让我对问学之路产生了兴趣和信心，为以后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快毕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吴老师家里。记不清楚缘起了，可能是当时我提出后，王志华师母热情邀请的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在所里科研处帮忙整理科研档案资料，才得以认识了也在所里人事处帮忙负责文件、资料、档案管理等业务工作的师母。吴老师家住的房子不大，与穿衣服一样，装修也十分简朴。那次，我还品尝了师母亲自下厨做的饭菜，着实很不错，忍不住夸了几句。那时候，我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吴老师和师母怎么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很关心而郑重地问我，需不需要他们的经济资助。可能是平时除了学业之外的交往少，我推辞说已经解决了，内心深处仍然十分感动。吃饭的时候，还谈到他唯一的儿子，据说当时已大学毕业几年了，但他不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想让父亲找关系帮忙，但吴老师却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及精神负担而求助朋友圈。可是别人有求于吴老师时，他却尽力而为。毕业后，我离开了考古所，也离开了考古领域。可能是当时吴老师没有手机或没有给我手机号，毕业后的几年中，与吴老师和师母的联系，主要就是与师母春节互相拜年的短信。后来，我换了手机，弄丢了师母的号码，连起码的联络也没有了，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吴老师。

在考古所学习时，其他任课老师大多十分热情，愿意让学生去家里上课、做客，也十分喜欢请学生吃饭。与其他老师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除了那次在吴老师家，吴老师和我竟然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在为数不多的面谈中，吴老师对我的学业要求严格，不苟言笑，很少看到他脸上出现笑容。在我看到吴老师出现的场合中，他总是那样沉默寡言，不善言辞，淡漠超然，似乎让人感觉有几分“不近人情”。

听到说吴老师在考古所例行的田野工地检查时，十分严厉。他一旦发现问题，就在考古现场当面对涉及的同事提出直接的批评，得罪了不少人。在我临近毕业时，他经常与所里一些老师争吵，大约多是因为当时所里要重新盖楼、安排办公室、添置办公家具等一些细碎的事情。就我自己当时的了解，除了所里要求出席、参加的会议、研讨会及出差任务外，他很少参加公开的学术研讨会，更很少在外进行讲座。在史前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除了专业学术研究工作外，他踏踏实实地干了大量具体而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那么谦逊、谨慎，甚至我这个唯一指导过的学生，在指导学习的过程中，也甘愿属于副导师，非主要指导老师的位置。在我跟他学习的过程中，虽然他话语不多，平静清淡，我却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热情、真诚、质朴、善良、厚道，他总是愿意默默地关注我，把他认为最好的条件都提供给我，从来没有让我帮助他干任何一件小事，一丝一毫也没要求我对他的付出予以回报。他对我放弃他深爱的考古事业，从事其他工作也毫无责怪之意。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跟我说的那句话：“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是发自肺腑的。

2000年考古研究所与德国合作发掘期间，吴耀利先生接受采访

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仅公开的吴老师的学术成果，就多达52项，他参与主编、撰写的考古报告和书籍，获奖3次，可谓是业绩卓越，硕果累累。在中国考古学高水平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老师在学术上的执著、纯粹、勤奋，一点也不逊色于任何其他同仁。在考古所里年龄和资历相近的老师中，吴老师的学术和工作无愧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的社会知名度与成就、贡献似乎并不匹配。在这个五光十色的时代，很多人对名利趋之若鹜，他却并没有受到不良习气的干扰。他固执地守护着那片心灵的净土，除了考古业务和研究外，他并不在乎许多身外之物，包括住房、荣誉等等，这可能也是他快退休时常与别人起争执的原因之一吧。与大量常年奋斗在考古战线上的老兵一样，他敬业维正，辛勤耕耘，埋头苦干，甘守清贫，乐于奉献，不求闻达。中国的考古正是因为有了像吴老师这样的一批中坚力量，他们稳若磐石，巍然而立，迎难而上，艰辛跋涉，才迎来了中国考古百年未有之大发展机遇。

与他平时为人处事的低调、静默作风一样，他的离开也是那样平静、寂清。因为疫情等原因，现在考古所的不少老师还不知道他已经溘然长逝的消息。2020年3月15日，在世界为抗疫安静下来的时候，在举国上下开始重视考古，考古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尊敬的吴耀利师，突然而静悄悄地离开了。

他的那种为事业、学术刚毅坚守的精神，为人处事的纯正、醇厚，像寒夜中的烛光，永远温暖在我的心间，照亮我的精神家园，激励着我“把工作干好”，更加坚定地在寂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之路上不断探索、勇于进取，并以更大的热情和诚恳去教导学生，让闪烁着光芒的学术之薪火，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