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匈奴平民墓葬研究》
《匈奴平民墓葬研究》
主编:王晓琨
[蒙]策·图尔巴特 著
萨仁毕力格 特尔巴依尔 译
郑淑敏 校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ISBN:9787522802374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选择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蒙古国地区发掘清理的174座中小型匈奴墓葬资料(其中包括作者亲自参与发掘的额金河流域106座墓葬)作为主要基础材料,并参考俄罗斯外贝加尔、中国北方地区匈奴墓葬资料,在系统梳理匈奴中小型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的基础上,对墓葬的分布特征与结构、出土随葬品及殉牲、埋葬方式与丧葬习俗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和阐述。与此同时,作者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对平民墓所反映的匈奴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目录
绪论001
第一章研究概况与研究方法 003
第一节 匈奴平民墓葬研究概况及文献综述 003
第二节 匈奴平民墓葬、丧葬习俗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011
第二章 匈奴平民墓葬的分布与形制 034
第一节 匈奴平民墓葬的分布 034
第二节 墓葬外部与内部结构(形制)043
第三节 葬式与方向 076
第四节 儿童墓葬 082
第五节 双人合葬墓 086
第三章 随葬品与殉牲 105
第一节 随葬品 105
第二节 殉牲 120
第三节 殉狗 122
第四章 丧葬和祭祀习俗的特点 129
第一节 匈奴人对另一世界的想象 129
第二节 匈奴丧葬、祭祀习俗特点和过程 138
第三节 匈奴族属及丧葬与祭祀习俗 140
结语 162
附录1 蒙古国境内匈奴墓葬概况 164
附录2 蒙古国境内匈奴墓葬习俗对照表 184
参考文献 211
РЕЗЮМЕ 236
主要人名、地名及墓地名称中蒙俄文对照表 254
译者后记 259
努力开创中蒙考古交流的新篇章
“一带一路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一带一路考古学研究译丛”之一种。“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提出发展与世界各国互惠互利的合作倡议,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为此,中国人民大学鼓励并资助“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究,不仅是对学术发展的强有力地推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将为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必要的历史参考。
“一带一路”主要指从我国西北,经中亚直达欧洲的一条漫长的陆上以及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通道,这些通道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沿线发现的大量古代文化遗产,是中西文化交流最直接的载体,是实现“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文化基石。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古学的了解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考古学科的交流合作,势在必行。把优秀的国外考古学著作,翻译引介给国内学术界,是这种交流合作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自古以来,广袤的蒙古草原就与中国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蒙古高原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理单元,更是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大舞台,匈奴、鲜卑、柔然、蒙古等叱咤欧亚草原的北方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活动遗迹,造就了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正基于此,我们的“一带一路考古学研究译丛”把翻译、介绍蒙古国的考古学著作作为肇始。
一
蒙古国地处世界最广大的草原——欧亚草原的核心地带,在人类起源、草原民族的形成及文化传播的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古迹古物,使得蒙古国考古一直是国际研究的热点区域。
从1889年俄罗斯学者Н.М.雅德林策夫实地调查鄂尔浑河谷突厥文碑刻和哈拉和林废墟开始,蒙古考古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1941年,蒙古考古学的奠基人、著名考古学家Х.普尔列在中央省阿布达尔乌拉山进行的发掘,是蒙古学者首次独立开展的考古研究。1990年以来,蒙古考古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已经成为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蒙古国内从事考古工作的机构已有蒙古国国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立大学、成吉思汗大学、乌兰巴托大学和蒙古国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除了职业考古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学生和外国志愿者。据不完全统计,蒙古国每年有百余项考古项目,其中配合基本建设(被动)和主动性考古项目大体各占一半,且绝大多数的考古项目都是国际合作项目。俄罗斯、法国、日本、美国、中国等众多国外科研力量及资金的引进,使得大量的蒙古考古材料为世界所知,也涌现出了很多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近年匈奴高勒毛都高等级墓葬、燕然山碑铭等重要考古发现,也在不断吸引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和注意。
蒙古国地处欧亚草原中部,是重要的草原通道。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通过草原通道进行的人文互动与交流,远在张骞凿通西域以前的石器时代就客观存在。东西方远古居民通过这条草原路线进行的文化交流,代表了中西文化交流历史长河中连绵不断的文化浪潮。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公元前 8 世纪以前的中亚通道,交流的证据非常少。中西之间起重要作用的是草原文化,是通过北方的草原连接起来的[1]。考古学家林沄先生认为:欧亚草原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两个重大作用。一个是起了中国中原地区和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作用,特别是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起到了主要通道的作用;另一个是孕育出一批和大河流域农业居民完全不同的游牧民族[2]。林沄先生的上述论断,在中国北方的很多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2001年夏季,我参与发掘的内蒙古锡林郭勒金斯太洞穴遗址,出土了多件使用勒瓦娄瓦技术制作的石器[3],最新研究认为这些石器属4.7万年前的欧洲莫斯特文化遗存[4],可能是尼安德特人沿着蒙古高原的草原通道携带到锡林郭勒的。植物考古研究证明,早在距今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时期,小米就沿着穿过蒙古的草原之路传到西方。同样是9000年前,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圜底罐,也通过蒙古高原传播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等地,形成独具特色的四麻沟、裕民等遗存。陶鬲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三足炊器,在蒙古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等地区都发现过多件花边陶鬲,那么,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蒙古高原的草原之路也是主要的文化路线,类似的还有仰韶文化彩陶向北的传播等等。上述的考古发现表明,远在石器时代的蒙古高原就已经成为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对蒙古高原考古的了解与研究,在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史前之后的蒙古高原,进入到了游牧人时代。这里是游牧人的故乡,乘马的草原人“至如风,去如收电”,那些“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游牧人流动性强,故即便相隔遥远, 但东西之间的文化依然联系广泛。从公元前300年前后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蒙古高原渐渐形成了庞大的匈奴联盟,并与强盛的秦汉王朝对峙了三百多年时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冒顿、阿提拉等匈奴雄主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也使得它本身具有了世界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匈奴时期墓葬散布在中国北方、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地区、图瓦共和国等地区,但绝大多数在蒙古国境内,因此蒙古国匈奴墓葬材料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我们选译的《匈奴贵族墓葬研究》和《匈奴平民墓葬》就是匈奴考古综合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匈奴贵族墓葬研究》的作者,是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匈奴与古代史研究室主任Ч.尤如勒额尔敦教授。他自2000年参与蒙古国后杭爱省境内高勒毛都匈奴墓地的发掘以来,一直从事着有关匈奴贵族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匈奴贵族墓葬研究方面,以往都是针对某个匈奴墓地或墓葬进行独立研究,这部研究专著首次将蒙古国境内发现的12处匈奴贵族墓地、共计2000余座墓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研究。书中不仅对匈奴贵族墓葬的地理分布、地貌特征、墓葬形制、发掘情况、出土文物等做了全面梳理,还结合考古资料与汉文史料,对匈奴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进行了比较研究与宏观论述。
《匈奴平民墓葬》的作者,是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研究室主任Ц.图尔巴特教授,他详细介绍蒙古国境内发现的70余处匈奴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墓葬的分布及墓葬结构、出土随葬品及殉牲、埋葬方式与丧葬习俗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平民墓所反映的匈奴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匈奴人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探索。该书对了解蒙古国境内匈奴中小型墓葬的考古研究成果及匈奴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岩画是古代的一种重要文化遗存,并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洲。中国是世界上岩画发现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阴山、锡林郭勒等内蒙古高原岩画是中国北方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近年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我和张文静等研究者先后出版了《阴山岩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锡林郭勒岩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石头上的信仰:中国北方人面岩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等著作,在研究的过程中,切实地感到更为广大的蒙古高原与中国北方岩画的紧密联系。在2017年5月12日举行的“锡林郭勒岩画学术研讨会”上,张建林、张亚莎等岩画学者就强烈建议我们借鉴蒙古国岩画相关研究成果,更大程度推进中国北方岩画研究的进展。锡林郭勒会议是我们启动“一带一路考古学研究译丛”项目的初衷与萌芽。
《吉布胡楞特海尔罕山岩画》,是由蒙古国科学院院士Д.策文道尔吉教授领衔的团队进行的,2001年他们对南戈壁省的吉布胡楞特海尔罕山岩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共发现320余组图像,内容包括人物形象、人面像、岩羊、鹿、盘羊、狼、狐狸、牛、马等图形。此外,该岩画点还有很多神秘的印记符号或天体图形类岩画。
《蒙古国戈壁地区岩画研究》,作者是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Н.巴特宝力道教授。他以蒙古国中南部戈壁地区发现的大量的岩画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岩画的地域分布、发现简史、内容题材、刻绘手法、艺术表现,以及岩画研究中最为棘手的年代断定问题等都进行了详细介绍。与此同时,作者还广泛地比较蒙古国境内的阿尔泰山、杭爱山及中国的阴山、乌兰察布草原等地的岩画遗存,围绕该地区岩画艺术的发展与衰落问题、戈壁地区岩画分布区域的地貌特征问题、匈奴时期岩画的独特性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对中国的北方岩画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
之所以选译上述四本著作,更重要的原因,与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的特色和发展方向紧密相关。2004年秋,时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魏坚被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大考古学科开始组建。魏老师是一个具有北方民族血统、且以北方民族考古见长的考古学家。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寒酷热,练就了他强壮的体格、果敢的毅力。创业维艰,奋斗乃成,凭借强健的体格和过人的毅力,独到的学术眼光,他带领人大考古的师生们,经过10余年的打拼,使人大考古的学术声誉渐为学界所闻。在人大考古学科创立之初,魏老师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常云:“不理解草原文明,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因此他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开启跟外界沟通的桥梁。创办的《北方民族考古》学术辑刊,既涵盖了人大考古的研究方向,也整合了学术积累。如今辑刊已经出版14期,学术影响逐渐扩大。在制定了以北方民族为主要特色的学科发展方向后,人大考古还组织了多次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北方、欧亚文明、丝绸之路、草原文化等都是我们与外界交流的主题。通过考察互访、派出和吸收国外研究生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互动,我们与蒙古、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特别是与近邻蒙古学界有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蒙古国高水平的考古学者,合作的时机渐渐成熟。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的了解蒙古考古的现状,2017年7月17~21日,我和魏坚老师等5位学者对蒙古进行了实地考察。《一带一路考古学译文丛书》项目的启动,也直接缘起于这次考察。
此次考察,我们参观了3处考古工地(高则高尔、乌兰胡硕以及和日门塔拉),1处岩画点(布嘎图)和1处墓葬区(夏勒干特匈奴墓地),3座古城址(哈拉布哈巴拉嘎孙古城、青陶勒盖古城和塔拉乌兰赫日木古城)和2座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鄂尔浑省博物馆)。在五天的时间里,我们行程3000余公里,见到了奥德巴特尔教授、Ц.图尔巴特教授等新、老朋友,拜会了蒙古国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朝鲁所长。考察途中,印象最深刻是7月19日的晚上,我们与蒙古、法国等考古队员们在乌兰胡硕工地共进晚餐,蒙古牛奶酒、俄罗斯伏特加、中国二锅头、法国葡萄酒、轮番上场,各国考古学者欢聚一堂,在觥筹交错与草原歌声中,宾主们越聊越欢。畅谈的话题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谈到了合作,也谈到了翻译出版,目的都是为了对各自研究成果的深入了解,以推进考古的研究进展。蒙古考察回来的两个月后,在“第三届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和Ц.图尔巴特等蒙古学者最终商定了翻译的具体事宜。
四
从启动至今,我们的译文工作进展顺利,这得益于蒙古诸位作者积极配合,他们不仅提供翻译书稿,还提供很多精美的图片和线图,为我们的译文增色不少;还得益于我们有一批优秀的蒙汉文兼通的中青年学者。特日根巴彦尔是主要译者和译文小组的主要协调者,供职于内蒙古博物院,除了完成日常繁重的业务工作外,还在蒙古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次翻译工作联络协调等工作,特日根巴彦尔出力最多,他的学术以车辆岩画研究见长。萨仁毕力格,另一位主要译者,现就职于内蒙古博物院,主要从事蒙古国青铜时代至早期铁时代考古、匈奴与鲜卑考古研究,现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特尔巴依尔,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博士,内蒙古大学青年教师,曾在俄罗斯联邦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留学,专业方向中亚及欧亚草原史前考古。参加翻译、校对工作的还有郑淑敏、通格勒格、丹达尔、董萨日娜、马颖等青年学者;吉林大学的博士生、来自蒙古国的索多诺姆扎木苏也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以上诸位翻译人员,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有强烈的事业心,因此翻译工作一丝不苟,保证了我们译文的质量。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王玉敏编辑,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与了极大的耐心与信任,这也是我们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韶光荏苒,日月穿梭。当年的古老村落已经变成了国,雄浑壮丽的长城也变成了诗。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血共同流进了我们的血管,比血管更古老的河流,依旧流淌在比国家更古老的土地上。
中蒙两国唇齿相依,山水相连。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的互动更离不开守望相助、同舟共济。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蒙古国第一时间给与我们以援助,作为礼品的3万只羊成为中蒙两国友谊的佳话。我们组织的本次翻译工作,除了将对北方民族的考古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中蒙学术友谊的见证。《一带一路考古学研究译丛》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中蒙双方文化资源整合,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也使更多优秀学者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周围,这也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王晓琨
注释
[1] 李学勤:《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增刊。
[2] 林沄:《序》,见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
[3] 王晓琨、魏坚、陈全家、汤卓炜、王春雪:《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第29卷第1期,2010年2月,第17-32页。
[4] Feng Li,Steven L. Kuhn, Fuyou Chen , Yinghua Wang , John Southon,Fei Peng,Mingchao Shan, Chunxue Wang, Junyi Ge, Xiaomin Wang,Tala Yun, Xing Gao,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 (Mousterian) from Jinsitai Cave, North,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114(2018)76-84.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王雨莹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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